 公元前 1800 年至前 1046 年是全球化的青铜时代，世界因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文化网络系统，不同的文明都成为这个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互相摩擦、互相碰撞，又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由此推动着整个世界向前发展。 青铜时代的显著特征是，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以广泛使用，并占据重要地位。青铜文化的诞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发明和提高，二是牛、羊、马等畜牧业的高度发展。小麦、大麦等农耕种植业的兴盛发达是青铜冶炼业能够产生并形成规模的物质基础，牛、羊、马等畜牧业的高度发展是远距离运输交换的必要前提，而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遍使用，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农具和动物牵引车辆制作的技术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生产效率。 青铜时代骑马术和用动物牵引车辆的出现，一方面大大方便了人们远距离的交流，但另一方面也为各种文明的频繁冲突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包含西亚、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和中亚印度河流域那些 曾经叱咤风云、引领世界潮流的古老文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轻松上阵的新兴文明势力击垮，纷纷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公元前 3 千纪末，乌尔第三王朝被东部的埃兰人和西部的阿摩利人灭亡，原居民苏美尔人也被殖民者同化，逐渐丢失了他们的母语——苏美尔语，苏美尔文明因此消失。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以后，埃兰人撤回，阿摩利人占领了两河流域，并先后建立了伊新、拉尔撒、埃什嫩那和古巴比伦四个国家。古巴比伦大致建立在公元前 1894 年。约 100 年后，汉谟拉比成为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他对内颁布法典、发展生产、稳定统治，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先后消灭伊新、拉尔撒，并迫使埃什嫩那与东部的亚述俯首称臣，成为古巴比伦的藩国。  汉谟拉比法典 这一时期，两河流域东部有加喜特人，北部有赫梯人和亚述人。汉谟拉比在位 58 年，是古巴比伦最为强大的时期。汉谟拉比之后，南方的乌尔、拉尔撒等地频频发生暴乱，古巴比伦逐渐衰落。公元前1595 年，也就是商汤灭夏以后正筹建商都西亳的时候，赫梯人从北部长驱直入古巴比伦，劫掠了大批珍宝。此后，加喜特人又大举进攻，古巴比伦灭亡。西亚的历史重心由此转向亚述和赫梯。 亚述在公元前 1815 年，被来自巴比伦尼亚的阿摩利人首领沙马什阿达德用暴力夺走政权，一度成为两河流域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后来被汉谟拉比领导下的古巴比伦长期压制。古巴比伦灭亡后，亚述于公元前 14 世纪中期进入中亚述时期，但彼时的赫梯和米丹尼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两河流域呈现三足鼎立局面。 公元前 14 世纪后期，米丹尼因遭赫梯的打击而衰落，亚述趁机扩张，并在公元前 13 世纪初将米丹尼灭亡。公元前 1115～前 1077 年，提格拉特 - 帕拉沙尔一世在位时，亚述达到极盛：在北方，驱逐了入侵的木什吉人，将边界进一步向北推进；在西方，攻占了黎巴嫩；在西南，迫使强大的埃及人主动与其修好。但是，当提格拉特 - 帕拉沙尔一世去世以后，亚述再度走向衰落。 赫梯位于小亚细亚东部，在今克泽尔河中上游一带。公元前 19 世纪中期，赫梯进入阶级社会。约从公元前 18 世纪起，赫梯开始了部落之间的吞并和对外扩张。进入公元前 16 世纪后期，铁列平上位国王后推行改革，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强了王权，赫梯由此强盛起来。 公元前 14 世纪至前 13 世纪，赫梯同埃及为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进行了长期战争，并取得优胜地位。但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至公元前 13 世纪末，赫梯又遭海上民族入侵，内忧外患之下，逐渐陷入分裂境地。公元前 8 世纪，亚述消灭赫梯残存势力，赫梯灭亡。 尼罗河流域在公元前 1800 年时，处于第十二王朝阿美涅姆赫特三世的统治下，由于在农业、政治、军事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埃及继续稳居世界头号强国位置。其综合反映就是，首都底比斯有城门百座，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广厦连亘，被称为“百门之城”。 在此后又经过连续几代人的扩张，到公元前 15 世纪中期，埃及北疆已抵小亚细亚南部，东北达幼发拉底河，西界利比亚，南至尼罗河第四瀑布，一跃成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此后由于宗教势力日益强大，王权和神权发生激烈冲突，政权几番易主，埃及陷入动荡之中。 公元前 1348 年，霍连姆赫布夺取王位，之后大刀阔斧进行宗教改革，同时整顿吏治，惩贪治污，并出兵西亚，同赫梯进行争霸战争，埃及得以复兴。然而这场争霸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尽管两国在公元前 1284 年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国内外各种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埃及狮身人面像 国内，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外，利比亚等国侵略骚扰不断。到公元前 2 千纪末时，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方面是海上民族加入骚扰埃及的行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埃及附庸势力也举起了造反旗帜，埃及最后完全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另一方面是宫廷内部连续发生政变，并不断受到周边国家欺辱，埃及再次走向衰落。公元前 7 世纪，亚述征服埃及。此后 300 年，埃及又先后被波斯、马其顿征服。古老的埃及文明，除了仅留下一些纪念性建筑外，其他荡然无存。 在希腊半岛东部的爱琴海地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时，克里特岛文明进入国家行列。大约 550 年后，大陆上的希腊人侵占克里特岛，克里特文明覆亡，取而代之的是由希腊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诸国占领克里特岛后，在约公元前 13 世纪，发动了特洛伊远征。战争持续了 10 年，虽然迈锡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由此引发了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内争纷起。居住在希腊北部的多利安势力乘机南下，灭了迈锡尼诸国，迈锡尼文明因此被毁灭。 这一毁灭是如此彻底、干净，连迈锡尼人使用的线形文字都化为了乌有，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些恍惚迷离的传说。直至 19 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出了迈锡尼、特洛伊和梯林斯等遗址以后，迈锡尼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才逐渐显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 1750 年，辉煌达 700 年之久的哈拉巴文化在其中心区突然消失，至于具体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哈拉巴文化开始转入乡村偏远地区。与此同时或稍靠后，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原住民被雅利安殖民者所同化，哈拉巴文化最终于公元前 1000 年前后销声匿迹。  与地中海沿岸和印度河流域古老文明先后灭绝现象不同的是，在公元前 1800～前 1046 年，华夏文明在东亚大陆呈现出了另一番连绵不断、蓬勃发展的景观。 继承了陶寺文明基因的夏朝在进入 19 世纪时，跨越古国阶段进入王国阶段，夏王朝一枝独大，中国大地出现了月朗星稀的现象。 夏作为一个地域国家，跃升为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成为通过方国或诸侯国所控制的大面积地域的政治实体。其全盛时期，北面已抵达沁河岸边；西北到达晋南，直至晋中灵石一带；西面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抵达豫东开封一带。夏王朝拥有了以往任何古国都无法企及的“广域王权”，成为东亚大陆星空中唯一的那颗朗月。 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领商夷联军进军中原灭夏，建立了商王朝。商人接受的不仅仅是夏的疆域，还全盘继承了夏人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治国理念。新兴的商王朝统治者对夏王室遗民没有赶尽杀绝，而是通过保留夏都旧城和夏社，对他们予以安抚。商人公开宣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接受“天命”，承续夏禹之绩。  汤都偃师商城西城墙遗址 夏商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前后替代，而是同属华夏文明的两种部族文化的前后相续，这使得商王朝能够在发达的夏文化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不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等，都很快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观。 在早商晚段臻于鼎盛时，商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夏：向北，抵达石家庄地区，甚至连远在太行山以北的蔚县庄窠和四十里坡也发现有商文化遗存；向东，到达济南和鲁中南地区；向西，范围扩大到东起华山、西到岐山、南起蓝田、北至铜川这一广大区域；向南，商人以武汉盘龙城为中转站，远抵江西九江和湖南澧县一带。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商王朝早中晚都邑面积的不断扩大。商早期都邑偃师商城，一期面积只有 80 万平方米，二至三期时扩大到 190 万平方米；中期都邑郑州商城面积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 1400 万平方米，到晚期都邑殷墟时，面积更是扩大到了惊人的 3600 万平方米，是晚夏都城二里头遗址面积的 12 倍。 商代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之所以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除了商王朝所继承的华夏文明有深厚的积淀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彼时的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世界青铜时代网络体系中的一个成员。 尽管由于距离遥远和封闭等原因，西亚、中亚的政治文明没有对古老的华夏文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青铜及其铸造技术、小麦及其种植技术、牛羊马及其驯养技术、车辆及其制造技术等的传入，事实上等于为夏商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极大地刺激并促进了华夏社会飞速向前发展。 晚夏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商王朝在晚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彼时的青铜冶炼技术更加成熟，青铜器种类日益增多，质量和艺术水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已经广泛运用于农业、手工业及军事上。 尤其是商承夏创造性地将青铜器运用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使得青铜礼器具有了国家政权及其辖下诸侯和方国分权象征的意义——不同级别的官员按照等级使用不同质量和等次的礼器，青铜礼器及其组合也因而成为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商王朝相比周边小国尽管显示出了相对发达的文明景观，但由于尚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古国乃至原始社会的痕迹，这在商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很鲜明的体现。 首先，商人从上至下都普遍信仰原始巫教。商人痴迷于巫风，好占卜，重祭祀，几乎无所不祭，无所不占。《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就是晚商时期商王和商王室成员占卜问卦的卜辞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国内外总计发现各类卜辞甲骨有 154936 片。另外，还有甲骨文拓本共 275 项，216235 片。商人巫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 商人还盛行人殉、人祭。据甲骨文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纣亡国，共用人祭 13052 人，另外还有 1145 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这 1145 条卜辞都以 1 人计算的话，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 14197 人——这是一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甲骨流失在国外，还有被损坏的、没有被发现的，如此等等。 其次，商王权力受到神职人员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商人尊鬼事神，迷信巫术，商王朝因此存在一个用来沟通神人的巫祝贞人阶层。 这些巫祝贞人利用所谓沟通神人的特殊能力，不时干涉商王决策，到商代后期甚至威胁到了商王权力的行使。商朝第 24 任君主祖甲发明了周祭制度，主祭人由原来的贞人集团变为由商王本人亲自担任，实际上体现的是祖甲从巫祝贞人集团手中夺回了作为神人之间媒介的沟通权力。巫祝贞人集团心有不甘，要夺回这个权力，但他们能拿出手的唯一理由就是搬出上帝和天神，从多方面压制商王。 第 27 任君主武乙终于忍无可忍，遂“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此举或许就是要警告那些想用天神压他一头的贞人官僚集团：天神不过就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我既然敢辱它、射它，收拾你们也不在话下！ 武乙“射天”行为，在商末时，又被纣重复了一次：“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强。”应该说，自祖甲改制以来，这种“王权”和贞人集团之间的夺权斗争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再次，商代社会中出现了女人地位较高的异常现象。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带有“妇”字的人名就有 121 位，均为武丁和后来商王以及诸多兄弟的配偶，还有诸侯、方伯一类的贵妇。 从卜辞内容看，这些带“妇”字的贵妇，大都有参与祭祀、征召兵力、奉命征伐、管理稼穑以及向商王纳贡等权利和义务。其中，妇好和妇妌就是这些“妇”人中的杰出代表，她们作为王后，最主要的职责是陪王主祭。妇妌还主管农业稼穑之事，同时参与祭祀、祈求生子、受王呼命、奉命征伐等。 妇好和妇妌还都是拥有封地的郡主。妇好不仅以王室成员的身份参加祭祀大典，还亲自主持祭祀仪式。妇好又是统兵征战一方的大帅。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为武丁征集兵员，还带兵北上征伐土方，南下征伐巴方，东进征伐夷方，西进征伐羌方，并在对羌的战斗中统帅 1.3 万人作战，显示了极强的统兵作战能力。  妇好墓 周武王在讨伐商纣时，指责纣的一大罪状就是“惟妇言是用”，也从反面说明妇女在商王朝的地位比较高。这意味着从戎狄脱胎而来的商王朝，还带有一定的母系氏族社会痕迹。 第四，商代同时实施“长子继承制”和“兄终弟及”制，也体现了早期国家在政权交替方面还处于比较稚嫩的时期。 商代开国君王成汤驾崩时，由于太子太丁意外早逝，太丁之子年龄尚小，因此就由太丁之弟外丙继承王位，开了“兄终弟及”的先河。但是，这种制度在中丁时疑似遭到破坏。从中丁开始，中间历经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直至阳甲，一连九世，都是在“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的非正常状态下获取王位的，其间的骨肉相残、血雨腥风，以致商王朝连续九世都处在混乱不堪的状态中，甚至连各方诸侯都不来朝拜，史称“比九世乱”。 “比九世乱”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都邑屡迁。终商一朝，共有五次迁都行为，其中四次都发生在“比九世乱”期间。最后一次盘庚迁殷虽然不是发生在“比九世乱”期间，但也是紧接着“比九世乱”进行的。 商人多次迁都尽管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商王室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内讧，这些靠非常手段夺取王位的商王不得不离开是非之地，以便抛弃反对势力，启用新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航程。 商王朝显示出来的这些带有古国乃至原始社会的痕迹，正是晚夏至商周早期国家的固有特征。如果把早期中国分为早晚两段，那么晚夏及终商一朝就属于早期中国早段，我称之为“早中国时代”，她为处于早期中国晚段的周王朝的兴起以及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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