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权同志：我对中国各时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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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谈建筑中的“以倭代唐”》一文里，我提到华夏历史太悠久，造成时代变化很大，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点。我还又提到了虽然几千年的历史变化缤纷，但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而这样不变的东西可以称为华夏历史的主轴。

以不同的主轴来看华夏历史会拥有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果，进而会对这几千年的历史划出不同分段。正所谓“历史的划分代表历史的叙事”。以前传统的划分是24史式的划分。这个主要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划分的。一个统治家庭变了，就“改朝换代”了，就从一个“旧史”进入到“新史”中去了。

如果这样看华夏历史，那么很容易得出中国的朝代周期论，进而有种中国古代的停滞感：好像华夏历史就是一部统治家族更替史。对此，我表示不同意见。所以在此列一下，在我眼中的全新华夏历史划分。

我把原本“散装”的华夏朝代史按一定原则“拼装”了一下。从这个新组合中可以看到华夏历史的一定进程，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把握其中的“不变性”。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华夏文明是有兴衰的，有的时代强大，有的时代混乱。这样就造成了华夏历史的起伏。它并不是像条直线那样地平淡地进行，而是像一个波浪样起伏地进行的。在一个波段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巨变期、上升期、高峰期和衰败期四个阶段。

再来，我略讲一下一个波动中的四个阶段划分的原则。

划分“巨变期”的原则是人们有没有出现新的尝试来解决之前的老问题（problem）或来代替原有的模式。“上升期”判定的原则是之前在“巨变期”中没有出现一个终极“答案”，历史有没有朝着这个“答案”方向前进。“高峰期”的原则是，之前的“答案”有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基本解决前一个周期中，造成周期下降的问题（problem）。“衰败期”或“衰退期”的标志是有没有出现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个解决不了的麻烦有没有实质上造成华夏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新一轮的衰退。

在这个波动视角下，我把华夏史分为这么几段：

第一个波动周期中，巨变期为春秋战国时代，具体时间可定为始于春秋五霸之道霸——齐恒公——的继位，约公元前685年。这个巨变期止于商鞅之死，约公元前338年。这个时期历经347年。这个巨变期是周制向秦制转变的时期，“变”得是封建制向皇帝制的转化。

后面紧跟着的是秦制的上升期。其开始于秦惠文王继位主政的公元前337年，止于汉景帝过世年份，公元前141年。其全程196年。这个时期是秦制在华夏地区的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的上升期。

后面再跟着的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制时期的高峰期，从汉武帝继位的公元前141年到东汉光武皇帝刘秀称帝的公元25年，全程166年。这个时期不仅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制高峰期，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的高峰期。

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波段的衰败期。它始于公元25年东汉的建立，一直到公元291年西晋“八王之乱”的开始，历时266年。历史上“八王之乱”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一个波动的结束。从此之后，华夏文明就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新一轮的巨变疼痛期，同时也意味着华夏的第二个波动周期的开始。

第二个波动周期起始阶段的巨变期从公元291年开始，一直到公元556年北周奠基人宇文泰的逝世，一共265年。这个巨变“变”的是法家帝制的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转变，主要特征是门阀世家政治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寒门加教宗的社会政治形态开始出现。

此周期的上升期为北周政权的建立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过世。时间跨度为公元557年至公元649年，共计92年。这个上升期是豪门向寒门切换。

波段的第三阶段高峰期为武则天的出现到安史之乱的结束，从公元649年到公元763元的114年。这是法家皇帝制的第二个历史高峰，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最大的区别我认为是意识形态领域成功引进了佛教，并使之与华夏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禅宗思想。这解决了第一个历史波动周期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统一问题。禅宗相比儒教更好地承担起了稳定社会思想和解决了百姓与上层人物的信仰出路的困局。

随着安史之乱，第二个周期又进入到了衰败期。它从安史之乱结束的公元763年开始，一直到唐末黄巢起义爆发的公元878年，共历时115年。

之后华夏历史又进入了第三个巨变动荡期，开启了第三个波动周期。此阶段的巨变期较长，从公元878年一直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的过逝，共历经349年。

第三周期的上升期为公元1227年到元朝覆灭的1368年，共141年。这是华夏文明在皇帝时代的第三次崛起。这是崛起的特点是民族大融合，文明版图超前巨大。

此周期的颠峰期是从公元1368年，经时81年到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这段颠峰是皇帝制度之下的华夏在世界文明中最后的高潮了。之后华夏文明相对于世界，又进入到新一轮的萎缩之中。

这段萎缩从1449年一直持续到华夏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共经历了漫长的391年。随着带着“坚船利炮”的英美文明的到来，华夏文明又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和原先的一样，也是一段剧痛的巨变期。个人认为这个巨变期可以划为1840年至1976年的136年。目前我国正处于华夏文明的上升期。

这样，我就把华夏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波动周期。当然华夏文明在此之前还应该存在两个波动和高潮，即商的周期与周的周期。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史料不齐，无法像后面那样能较为精确地划分出“巨变”、“上升”、“高峰”和“衰退”四个阶段。所以就不着重点讲述了。

而且，这三个波动周期也并非如镜像般一致。每个波动都有自身的困难，每个困难的难易也不尽相同，巨变期的震荡程度也并不一样。这里只是根据其性质与历史作用而言，大致划出一个个波动周期。

这样一划分，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华夏文明的波动性与前进性。每一个波动周期都是在前一个波动周期基础之上诞生的，都是解决了前一个周期中造成衰退的负面因素的。正如秦汉周期解决了周的“封建”问题；隋唐周期解决了秦汉周期的“世家”与“信仰”困境；元明清周期解决了隋唐周期中的大一统难题。

这样划分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摆脱了一贯的皇帝思维。看待中国历史再也不是从皇帝的视角来看待，改朝换代再也不是我们历史的主题与主轴了。并且也方便人们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的演进。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看到真正华夏历史的主旋律、前进的方向，看出《尚书》里说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