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立民同志是抗战初期晋西地区享有盛名的模范抗日县长，但当年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特殊的中共秘密党员。为了抗日救亡，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能够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支持和帮助驻在孝义县的八路军军政机关的工作（尤其在给养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孝义县城沦陷前，县城各个粮店库存粮食数百石，粮店老板深恐将来粮食被敌人抢光。傅县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势利导，动员他们拿出六百余石粮食捐献给平型关战役以后转移到孝义山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孝义县城失守前两天，傅县长让新任四区区长雷太和去下堡赴任，安排县府退出县城后的善后工作。雷区长当时携带现款两万元（系代省府销售戒烟药饼所得款项，此时尚未上缴阎锡山）。驻守在下堡的一一五师司令部获悉此情后，为保证这笔巨款避免遗失，遂动员雷区长将此款暂时存放在司令部，并给开了存款收据。雷区长当时虽未及时请示傅县长，但事后傅县长一点也没有怪他。到1938年冬，阎锡山经八路军总部要求，一一五师将此两万元巨款（可购小麦一万石）归还省府。林彪因阎锡山没有按时划拨军饷，早已将此款借支。代师长陈光说这是林彪手上的事，他不好插手，罗荣桓政委遂通过民运部长潘振武设法与孝义县长傅立民通融。傅县长当即表态，由他出面应付阎锡山。傅县长回复省府，说明八路军已将此笔款项归还县府，县府已将此款用于“守土抗战”，超支部分可在下年度下拨财政经费中扣除。一场风波遂云消雾散。傅立民为维护党的统一战线，支持八路军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1938年5月，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率领一批干部经隰县来孝义，与一一五师靠拢，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对外称总政后梯队），由林枫任省委书记，驻孝义县三区西张庄和禅房头。省委机关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傅立民指示三区区政府在后勤方面给省委机关多提供方便。当他得知省委因编印日时事》纸张奇缺时，及时在二区多方筹措纸张40骡驮，很快派人将纸张送到报社，真是“雪中送炭”。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林枫十分关心傅立民的政治生命，委托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多次与傅立民谈话，与他探讨时局，共商抗日大计。经多方考察和了解，终于恢复了他的党籍。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傅立民成了与省委单线联系的特殊的中共秘密党员。傅立民平易近人，不尚浮华。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总是脚蹬粗布鞋，裹腿常不解，精力充沛，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他身为一县之主，却没有一点县长的官架子。他到了“战斗剧社”，12岁的演员“小老虎”可以爬在他的身上捏鼻子、揪耳朵，一时被传为美谈。他能“解衣助人”，天冷了，他看到报社个别同志衣服单薄，立即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这个同志穿上。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特别推崇文天祥、郑成功、花木兰、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他曾咏诗言志：“巾帼英雄花木兰，矢志不二文天祥。”他经常向剧社的演员和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傅立民善于做统战工作，与开明绅士相处襟怀坦白，因此关系十分融洽。当年孝义县的知名人士如杨濂（抗战前曾任平顺县长）、蔚价人、马鸿勋、冯季重（抗战前曾任静乐县长）、李实奄、杨亮枕等老先生均是他们的座上客。这些社会贤达为抗日救亡捐粮捐款，并支持他们的子女参加抗日工作；比他年长的杨濂老先生曾担任县府秘书，替他掌管县印，为政务奔忙。傅立民处理问题果断，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1938年夏天日军分路偷袭兑九峪，他指挥若定，他仍留在办公室考虑问题，经卫士一再催促，他才最后离去。日军占领兑九峪后，斗争更加艰苦，傅县长经常对同志们说：“孝义是咱们的阵地，县（长）不离县，区（长）不离区，这是上级的批示，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坚持斗争。”傅立民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战友，爱护士兵。1938年冬，驻孝义县日军到二区扫荡我抗日民主政府，当晚得到情报后，傅立民立即通知各村安排部署坚壁清野，同时指挥县府机关干部和游击队紧急结合，他亲自带领大家从孟家庄出发，在冰雪封路的山区通宵急行军一百多里，转移到了五区郭家掌一带，同志们疲困极了，在宿营地的山头雪地上躺下就睡着了。傅立民发现后很快把大家叫起来说这样睡是要生病的，教大家把雪扫开，每三、四人一组背靠背坐着取暖休息，他又带领游击队员到各山庄动员群众准备开水和食物。当第一个老乡送来些“将军帽”（玉米面窝窝头）和山药蛋时，他立即让年龄最小的同志们先吃，令大家十分感动。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根据当时的形势，傅立民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在八路军陈（士渠）支队的支持和配合下，县政府游击总队的各个中队经常四处出击，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内，不敢妄自出动。1939年底，阎锡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配合日军疯狂地袭击我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形势十分严峻。傅立民带领游击队翻山越岭，穿梭于二区、五区之间，与敌伪针锋相对地坚持斗争，数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县精建会主任和敌工团长等一批顽固分子，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反顽斗争的士气。1940年初，傅立民因长年累月、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工作四处奔波，终于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和其他并发症后仍坐着担架在恶劣的环境中指挥游击队继续坚持战斗。在他的身体实在无法支撑下去的情况下，他被同志们转送到二区与灵石县交界的马家岭村疗养。他在重病缠身的危境中仍满腔怒火，深恨日军未灭，内乱又起，在昏迷状态中仍高喊：“反顽固！反顽固！”迫切希望重返战斗岗位。然而由于时局变化，加之当时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傅立民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在1940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三）病逝于马家岭村，为孝义人民熬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33岁。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惊奇地发现，除他随身佩带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外，别无他物。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高尚人格令料理后事的干部和村民肃然起敬。傅立民逝世时，孝义县的一部分地区已被阎顽占领，我方大批干部已转移到晋西北。噩耗传来，二区南部留下来坚持隐蔽斗争的区村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傅立民召开追悼会，很多人禁不住放声痛哭。1948年晋中战役结束后，经晋南行署指示，傅立民遗骨被移送回原籍。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傅立民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永远铭刻在孝义人民心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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