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尘岚舞对《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笔记(9)

第一章 韦伯（祛魅、诸神之争、工具理性、现代的牢笼）

        “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转变的思想核心。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思想观念是内在于社会现实的，观念是驱动实践行为的构成要素。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转变的思想核心，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
韦伯：
        认清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理性带来了工业发展、科技革命，但无法回答生命意义的问题。冥冥之中难以解答的神秘事物。古代人类“嵌于”宇宙之内，人类与宇宙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而“祛魅”则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神秘的魅惑。“祛魅”第一阶段叫“宗教的理论化”，用哲学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祛魅”的第二阶段转向宗教本身，宗教信仰不再是默认的信仰。
        “祛魅”使世界充满理性化，带来了“诸神之争”——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在事实判断的领域发挥着力量，而“诸神之争”则是发生在价值判断领域。事实判断，是指做的判断在描述事实，可以用客观标准去衡量它，比如“清华大学在北京”。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而“祛魅”之后，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受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影响。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同时也给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带了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脆弱的，因为个人意愿是善变的。而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
        托尔斯泰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就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任何选择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也有很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就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的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利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好几百年，目前来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辩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公共层面，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
        韦伯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价值理性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需不需要去做这件事。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是一种事实，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而价值理性的权衡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受主观因素影响，因此很难有标准答案。这样的结果是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
        韦伯认为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化。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它的特点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严密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貌似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它变成了单方面的扩张，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变成了不平等的“片面的理性化”。由此，韦伯提出了他另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
        “现代铁笼”的由来与官僚制密不可分，官僚制出现在每一个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比如公司、社团、学校、政府等等。比如一家奉行官僚制的公司遵循的工具理性的逻辑，采用的“非个人化原则”，会把个人的复杂情况，简化成一些指标，要评价一个雇员，只看他的KPI，和工作无关的个人因素就忽略不计。经过这种简化和抽象系统，就能够通过计算，高效处理事务。“非个人化”在赋予一家公司强大的执行力和效率的同时，也让组织内部变得机械坚硬、冷酷无情。不止公司，社会也呈现机器属性，人则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铁笼有两个最大的弊端，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社会文化。理性化的发展偏科了，变成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同样地，社会文化也跟着偏科了。现代的社会文化讲究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在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第二个弊端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品的“供求关系”。
        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为什么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但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它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它束缚着我们，但同时也庇护着我们。”

2022-09-12 00:23:17 回应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尼采

       在西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死亡与贪欲。但经过启蒙主义的洗礼，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宗教的可靠性。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无法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因此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尼采：
       “上帝死了”——并非指信仰消亡，人类进入新时代，而是指上帝死了，人陷入了虚无主义。
       “是我们杀死了上帝”——指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信仰变得不可信，实际是在批判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尼采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虚假的思想，是人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
       孙周兴老师概括尼采的三大命题：人生虚无；理论虚假；生命强健。
       人生虚无，指人生本来没有什么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赋予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的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尼采有本书《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作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
        尼采认为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超人学说”）。人类的高贵在于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面对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奴隶道德，就是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主人道德，就是直面虚无，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历史上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他、追随他，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尼采极端的否定精神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所有价值都是人创作的，那价值之间还有好坏对错在之分吗？我们凭借什么创造？自我创造是否有一个评价标准，怎么判断我们创造的是好是坏？
       尼采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看到：客观的事实真相可能根本不存在。在《超善恶》这本书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他还有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个观点在哲学界被称为“视角主义”。
       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假定前提：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
       但视角主义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人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存在，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和属性，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它，才让它变成“事物”。
       视角主义认为事实有没有所谓的“客观性”，其实取决于人们对这件事有没有“共同视角”。“客观”只是一种错觉。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的视角，也就拥有稳定的“客观事实”。但很多事情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视角，我们也就找不到一个共同的真相了。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甚至会出现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这就是“后真相”现象。
       尼采的视角主义哈蕴藏着另一种可能性：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我们应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

2022-09-16 23:13:39 回应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1）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和尼采在思想上有一明显相似之处，就是反叛西方主流的理性传统。如果所尼采的反叛思想颠覆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弗洛伊德则颠覆了对人的理解，这个颠覆的关键点是“人的理性”。
       在这之前，启蒙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思想，认为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但在弗洛伊德之后，这种“理性人”观念遭到了根本的质疑。
       如果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那弗洛伊德则是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弗洛伊德提出：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就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他的生理结构和普通人仍然是相同的。因此，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分析、诊断和治疗，就能够发现人类普遍意义的心理结构，具有普遍意义。
       弗洛伊德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作“无意识”。说它是黑暗地带，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意识中觉察到这个区域。无意识，就是颠覆“理性人”这个观念的要点。
       弗洛伊德认为人平常能够意识到的种种知觉和理性思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而未浮出水面的巨大的一部分，就是无意识。无意识暗藏着巨大能量，是人的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是人内在最基本的冲动。潜藏在无意识中的欲望本能往往比表象中的理性思考更有力量。“不管嘴上怎么说，身体总是很诚实”，这种说法其实就彰显了弗洛伊德的思想。无意识不仅强大，还很隐秘，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觉察不到。
       通过对无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最终发现出一套复杂而系统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20世纪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流派，影响非常广泛。
       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是“最根本的我”，也就是无意识，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本我之上时自我，也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
       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是我们心中的理想人格。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
       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有点像马和骑手。马是强劲的驱动力，而骑手需要驾驭这股力量。骑手能够正常指挥马时，人的精神状况就很正常。反之，则偏离了正常的精神状况，如果这种偏离严重且持久，就成了人们说的精神疾病。

2022-09-17 23:25:08 回应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2）

       弗洛伊德并不是发现无意识的第一人，柏拉图曾经把人的灵魂结构分成理性、激情和欲望。再往后有休谟，他曾说过“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还有叔本华，他把人的意志看作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盲目的驱动力”；还有尼采，他提出的“权利意志”就是宣告生命冲动的力量。但弗洛伊德以科学的名义提出来了一套系统化的心理结构理论，并宣称自己有许多临床案例的证据，也就是说，和过去的人性理论相比，精神分析学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但主流观点并不认同弗洛伊德学说具有科学规范性。首先是对病例治疗效果的质疑，根据病人资料显示，有学者评论，如果说别的治疗疗效平庸，那么精神分析疗法可能还阻碍了病人的康复。对治疗效果的质疑，自然就引出了对弗洛伊德科学严谨性的质疑。他依据的个案病例太少，做出的推论却太多。而且在对患者提问时，有明显的诱导行为，甚至还有伪造证据的嫌疑。
       除了立足于“事实证据”的批评外，还有批评直指理论本身。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根本是一种伪科学。
       科学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叫作“可证伪性”，就是有可能被经验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一个科学理论需要直面不符合理论的事实，直面对自身不利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不能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能够解释所有的经验证据。如果能解释一切，这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就是永远能够自圆其说。
       精神分析学究有一种怎么样都能自圆其说的倾向。他有一套复杂的概念体系，能够避免所有可能的反例，把所有案例都解释成符合自己理论的证据。
       有人批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正确的，也不是错误的，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学，因为你没有办法验证它的对错，它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伪科学。
       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精神分析学走向衰落，但弗洛伊德借助科学的名义，将一种新的人性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大众之中。这种改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欲望被解放了！
       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领域，也体现在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公开地谈论欲望、表达欲望。这种观念的变化至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
       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过：“无论弗洛伊德式如何被人理解或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2022-09-18 14:43:19 回应

萨特：存在主义

       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核心：自由选择，积极行动。
       萨特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存在就是虚无”。萨特在思考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意识总是对某事物的意识”时，认识到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们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本来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简单来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虚无，那么人的存在就是虚无，即“存在即虚无”。
       萨特将物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做“自在”的存在。把人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做“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即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特有的尊严诞生了。存在即虚无，恰恰是人类行动意志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我们才能自由地行动。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在“成为”什么，不会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
       这就是萨特从“存在即虚无”出发，推出的“人的自由”。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坚不可摧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所以，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
       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意味着我有主导权。萨特认为，人总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所以，人和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即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
       萨特的存在主义继承了尼采的思想传统，强调人只能自己创造自己，在自由的选择中不断塑造自己，并且承担选择的责任。他和尼采一样，否认普遍客观的价值标准，但他似乎放弃了尼采的超人学说，强调人只能孤独地面对自己的选择。
       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2022-09-19 15:14:05 回应

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权

人和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公共秩序。为什么人类需要政治权威来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呢？政治学有两个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如果资源充足，就不会出现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种种冲突，秩序很容易形成，也就无需政治权威保障秩序。第二个假设是“人性自利”。设想如果资源匮乏，但每个人都可以优先考虑别人的利益和需求，那社会也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资源匮乏和人性自私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这也意味着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首先要求一套公共的规则，经常体现为习俗或者法律；其次要求落实规则的执行力，而无论是规则的建立还是实施，都需要政治权威来执行。因为如果人们对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存有争议，或者对规则的理解阐释发生分歧，规则的实施会遇到障碍，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压倒性的权威来解决分歧、冲突和执行力的问题。这个权威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统治者，在一个特定的领地或者区域内实施统治。
那么，政治权威是从哪里来的？统治者凭什么来统治？直觉上最简单的答案是依靠暴力或者军事力量。几乎所有政权的统治者都掌握军队，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这个现象往往会让我们误以为暴力就是统治的一切。但实际上，暴力虽然是统治的一个要素，但统治并不等于暴力，比如说土匪、黑帮和强盗，这些暴力性的组织也有军事力量，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被称作政府？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政府的统治不仅仅依赖于暴力。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就是说，政府的强制力是唯一合法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警察实施的强制才有可能是合法的，个人才有服从的义务，而国家以外的暴力就是不合法的私刑。
所谓“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权威实施统治的根本依据。在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统治依赖于自然等级结构。那时候的统治者并不需要费力去解释自己统治的根本依据，只需要简单地宣称就够了，比如“君权神授”。
然而，经过17世纪以来几百年的转变之后，“神意”和“天道”被“祛魅”了，“自然”等级结构被瓦解。现代人将自己视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政治权威就必须解释其统治的根本依据，提出一套理由，并论证其合法性。统治和服从需要理由，这是现代政治权威的特殊性。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政治学家霍布斯、卢梭和洛克等提出来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都是为现代的政治却为提供依据理由的论证。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许多差异，但都分享了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都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天然的，而是派生的“人造之物”。第二，都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相反的。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治形体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彼此不同，但都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主义特征，都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意识形态论述，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却都出现了各自的困境与危机，成为值得重视的“20世纪的教训”。
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引自 18路标:20世纪的灾难为什么不可思议/114

2022-09-23 15:00:05 回应

鲍曼：大屠杀与现代理性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大屠杀，思想界有两种流行理论：“变态论”和“仇恨论”（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而深重的仇恨）。两种论述都认为大屠杀是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但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止纳粹党徒，也有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他们在生活中也有人性的一面，具有爱心和同情心，甚至有高雅的品味，喜欢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喜欢歌德的文学作品。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杀人狂，所以鲍曼认为“变态论”说不通。
        欧洲歧视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是友善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犹太人就取得了合法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鲍曼清晰地展现了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知识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人人都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气，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工作，完成流程中微小的步骤。在这种流程中，人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甚至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大屠杀和现代性的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园艺文化”（整齐划一）。在这种观念下，犹太人就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根据当时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属于内部的外部人，对这个完美构想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流行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等优秀的民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个披上了可续理性的外衣。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语。
        鲍曼认为，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方向起作用，在受害者方向也起作用。在与苏联交战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反叛并不容易，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甚至在大屠杀中还有受害者的参与。
        鲍曼认为，这是一场有策略的，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运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计划，否则肯定会爆发大规模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纳粹给受害者提供选项，调整其中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如果能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好。正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情况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士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在鲍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蕴藏在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2022-09-26 15:04:39 回应

阿伦特：“平庸之恶”与独立判断

        1933年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创造了一个概念——“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纳粹的暴行是“极端之恶”，但在参与者的身上则体现出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程度上的（因为古代历史上发生过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纳粹既没有将犹太人当作获取利益的工具、手段，也并不是出于军事或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并非复仇或取乐。而是纯粹地把犹太人当成多余的东西。这不仅否定了人的尊严，甚至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
        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这在阿伦他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这种恶已经超过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
        阿伦特在被审判的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了恶的“平庸性”，实质是“无思状态”，也就是不思考。这才是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邪恶的人有作恶动机或主观故意，犯下的罪行越严重，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行为。
        我们应注意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只适用于“极端之恶”的作恶者。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
        但人怎么就会失去思考能力？失去的是哪一种思考能力呢？
        思考能力实际就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
为何独立判断如此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在德国最早支持纳粹兴起的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值得尊敬的人”。正常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犯罪，因为“不能杀人”是公认的道德法则。但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这些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20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可以完全被颠覆。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现象：人们依法作恶。这让人们处在一种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
        面对这种困境，阿伦特主张，传统的道德法则和教化已经不能促成真正的道德思考。道德的真正含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判断。
        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听上去很简单，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
        “独立”不等于“正确”，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独立思考就变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情。如果你循规蹈矩，出了问题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如果你独立判断，就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责任是清晰可追究的。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阿伦特曾说，“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2022-09-27 13:42:50 回应

波普尔：伪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

        波普尔最著名的“伪证主义”理论：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验，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
        爱因斯坦认为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被证实无数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只要被伪证一次，它就被推翻了。
        这种不对称性，对学科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
        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事实中总结出普遍规律。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
        如果归纳法不可靠，怎么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
        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归纳理论——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提出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用事实证据检测猜想。如果检测符合猜想，就保留这个猜想，直到有反面证据之前，保留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出现反面证据，就放弃猜想，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过程。
        这样，波普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了“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了“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
        这样就意味着，科学无法到达绝对真理，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也就是“不彻底的正确”。

2022-09-29 10:34:40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