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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十大考古遗址之西藏曲贡文化

 黑错达布老 2022-10-01 发布于甘肃

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十大考古遗址之西藏曲贡文化

(四)曲贡文化遗址

(公元前1750年-1500前年)

1984年10月,西藏考古学家在青藏高原中西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发现了一处4000年以前的拉萨先民村居遗址。这个古老的村庄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仅次于卡若、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被誉为拉萨的“半坡”。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的第二个经过科学调查和试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年代比卡若遗址略晚。

藏绵羊和牦牛是曲贡村民的主要肉食来源,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蓄饲养的存在。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野生的西藏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这也表明西藏农牧民对世界畜牧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绵羊和牦牛在高原的驯化成功年代,也许还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曲贡人已有熟食的传统,食物来源丰富,简单的烹饪也能得到可口的美餐,进食用的陶器有薄胎的碗、杯、豆等,小巧精致。盛贮器有双耳罐,取水器有高领罐。陶器依用途不同做成不同的器形,表明饮食生活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1990年8月~9月,由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曲贡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有了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这次发掘总面积达到2337.5平方米,揭露了一批重要的遗迹,清理了一批石室墓,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基本弄清了遗址的面积、文化堆积的时代和性质。1991年8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规模较小,面积为75平方米。这次发掘,了解到遗址早期自然破坏情况,摸清了洪水形成的冲沟对遗址的破坏性切割状况。1992年6月~7月,对遗址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主要目的是补充采集土样进行分析,同时对石室墓墓地的分布范围及破坏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发掘面积为775平方米。

曲贡文化遗址连续三年的三次发掘,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分两个区域进行,对遗址保存较好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区编为I区,布5米×5米探方23.5个,发掘面积为587.5平方米;石室墓墓地编为Ⅱ区,布10米×10米探方26个,发掘面积为2600平方米。两区合计,发掘总面积为3187.5平方米。I区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12座。Ⅱ区清理晚期石室墓17座,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遗址和墓地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数量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陶器、骨器,还有铜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199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拉萨曲贡》考古报告,对曲贡文化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总结与研究。1991年,曲贡文化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1年,考古学家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从中发现的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

曲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牺牲,祭祀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秃鹫骨架,这应当是牲祭遗存。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我们不能确知的是: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东部类型形体高大,我们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曲贡文化遗址的墓葬内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头骨指数接近于藏族B型(卡姆型),与现代西藏东部的居民体质特征相近。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

在曲贡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和一些双肩石铲。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些主要用于加工谷物的磨盘、磨石也表明了4000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曲贡居民那时已经掌握了祖传下来的生产技术,继续着高原的开发历程。

最为有趣的是,1992年曲贡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高4.5厘米,宽4厘米的陶塑猴面像,此猴面像是一件陶器上的装饰附件的残片,采用泥条堆塑的纹饰又称附加堆纹,是一件某种大型陶器的贴塑装饰,猴面贴饰形象逼真,神态生动。这件陶塑猴面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拟物化的装饰泥塑,充分体现了曲贡先民的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还有一件捏塑的鸟头陶塑也十分珍贵,因为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这表明曲贡人还通过陶艺体现自己的信仰。

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曲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小件青铜器,例如1990年9月15日中午,曲贡文化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铜镞(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铜镞出自103号探方,埋藏在12号灰坑内。这枚铜镞是一件狩猎用具,呈形体端正扁平,叶形,短铤,形体端正、左右对称,边锋微弧,刃缘锋利,表面带有铜锈。

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12.51%,含铜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期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份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可能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

与曲贡文化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有比较广泛的分布,都有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加拉马,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共十一处。有人甚至认为,曲贡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虽然曲贡文化地处高原腹地,交通不便,但在考古活动中,也发现了曲贡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证据。在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中的M203墓坑内北端中部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这柄青铜镜的镜面为圆板形,镜北阴线刻划的图案,带有一铁柄。这种带柄青铜镜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其形制特征与意匠均系外来。新疆,而且年代都比较早,大多由中亚或南亚传入。因此这件带柄青铜镜,也很可能是来自中亚或南亚,以新疆为中介,传入西藏高原。这件铁柄铜镜也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证明了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间接的文化交往。

有不少专家学者提议,曲贡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拉萨先民生活定居区域,是丰富的文化宝藏,需要加以细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如果能够建立“曲贡文化遗址博物馆”,则不仅可以保护这个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可以使之成为拉萨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供后人了解拉萨的历史和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曲贡文化遗址处于拉萨市区,如果能有效开发,将与高原古城相辉映,增加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发表在《文物》(1985年第9期)。

[2]《拉萨曲贡 雪域远古的辉煌》西藏文化网.(2000-06-01)

[3]《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10期。

[4]《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王仁湘,《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5]《曲贡遗址》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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