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少年（2）

文/张朝金 （陕西）

1973年，在“读书无用”盛行，交白卷成为光荣的形势下，我从下坪乡村小学升至洛峪公社中心学校，读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

洛峪公社中心学校，原本是一座古庙，文革破“四旧”，红卫兵砸毁庙堂，拆除“金身”，砍伐千年古柏，将“四旧”付之一炬，公社将庙宇改造成学校。

学校位于洛峪盆地中央，被乡亲们喻为“白菜心儿”的风水宝地，是当地千百年传袭下来，祈福求雨保平安的“圣地”，香火经久不衰。

庙宇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院中最大古柏，约莫5人合围，与黄帝陵汉武帝挂甲柏不相上下，说它是“千年古柏”，一点也不夸张。

据传，红卫兵砍伐古柏时，斧斧下去“鲜血”（树液略有红色）如注，隐隐闻得低沉“龙吟”。更令人不解的是：“白天砍伤，晚上愈合如初”，几经周折，无果而终。

时任公社革委会主任，是大名鼎鼎的“造反英雄”，偏不信邪，强行组织基干民兵实施“武装砍伐”。他们先用快抢，从树干到树根一通扫射，名曰：“执行死刑”，再用红红绿绿的“咒符”缠满树身，名曰：“镇妖”。

然后，几个愣头青轮番砍伐，不几时，千年古树轰然倒下，但见一股白烟蜿蜒冲上九霄。至此以后，洛峪公社每闻异事，革委会主任也悄然消失，种种传言不胫而走。

元宵节过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欢蹦乱跳地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洛峪中心学校。报名第一天，我带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神秘，走进学校大门。只见原大雄宝殿门神处（门神已被拆除），规规整整摆放一张桌子和两张座椅，一男一女两位老师一脸森严，酷似一对“门神”。

前来报到的学生，个个战战兢兢迈进校门，每进来一位，男老师都要举起结实的右臂，栏杆似地横在学生面前，要求“报上名来”，然后，令每人演唱一首革命歌曲。大家不明真相，一个个脑袋瓜儿嗡嗡的，不知所措。嘴唇抖动着，只听见上下牙磕碰得“咯咯咯.....”介响，喉咙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胆子大一点儿的，勉强能够发出声音，但怎么也唱不到调调上，我暗自好笑。

轮到我时，非但不紧张，还有“露一手”的冲动。于是，扯开嗓子喊道：“我唱一首《东方红》”。老师见难得有一个胆儿大的孩子，笑眯眯的鼓励我，说：“唱吧！唱你最拿手的。”我一听来劲了，激动不已，一伸脖子，一张嘴，起了个最高的调调，开腔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出口，两位老师不约而同地一拍桌子，高兴得同时站起来使劲鼓掌，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好，你现在就是学校宣传队的队员了。”

学校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毛泽东思想送到田间地头和群众中间去。为了有效发挥宣传队“小分队、小舞台、小节目”的特点，队员们除了练习唱功以外，还要刻苦练习说、唱、跳和各种乐器，以便“一人多用”。

学唱是入门课，也是主课。常言道：“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负责宣传队的田老师是科班音乐老师，吹拉弹唱无一不精。他特别偏爱我，常常为我开“小灶”，一心想把他的本事合盘传授给我。我很刻苦，进步也很快，慢慢的，就成了宣传队的“台柱子”。

为练嗓音，田老师常常把我们带到高高的山顶上，或山洪怒吼的河畔，先练习呼吸，再练习呐喊，然后开始你唱上句我接下句的连歌，看谁的声音能够穿过高山、越过河涧。慢工出细活，不知不觉，我们的嗓音高亢了、圆润了，唱腔也婉转好听了许多。宣传队每到一村演出，总是人山人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和热捧。

1974年国庆节前夕，县里组织学校文艺调演，洛峪中学几经筛选，选定我和一位女同学饰演《夫妻学文化》，准备参赛。经过田老师用心调教，最终，我们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夺得了冠军，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不久，县剧团来洛峪中学选拔演员，点名要我和那位女同学，我一听去县剧团，不容分说就跟上剧团的人走了。

父亲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个月后，得知我去了县剧团唱戏，封建思想作怪，气急之下，跋涉80余里山路，翻山越岭赶到县里，找到县剧团，不问青红皂白，拉住我就往回拽。

带我的廖老师，可惜我是个“人才”，苦苦相劝。父亲说啥也不依，还一边拉我往外走，一边嘟嘟囔囔的说：“讨饭也不让娃干这下九流的营生。”我只会乖乖跟着父亲回家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