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的自大与自卑

未知读者诸君得见这几件书画篆刻作品，会生出一种怎样的观感？这些庸俗透顶的作品，竟然全出自所谓“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社员的手笔，这是否震毁了各位看官的“三～观”？

据寿勤泽（林泽）的简历介绍，他是浙江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还担任着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的要职，来头既大，论及其水平，当然需要按照一种严格的尺度评判。寿勤泽的书画创作水平就不须多说了，以一个“俗”字足以概括。关键问题是，一位艺术学博士出身的“专家”，其文化素养好像并不是很高。

比如，以寿勤泽题画的标题“衔觞赋诗”四字，对应其画作的内容，两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嘛！读后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还让人们怀疑，寿先生也许根本就不解“衔觞赋诗”一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否则他何以用现代的“茶壶茶杯”，代替了上古时代的“酒觞”？此外，隶书“遥”字的写法，右上方均从“月”而非从“爪”，尽管寿先生自称对隶书下过一番“苦功夫”，但其对隶书常用字的写法应属非常陌生。

在当代书法篆刻界的一般口碑中，大家向来认为西泠印社在各个方面，要远远高于中国书协，相对于中国书协，西泠印社是一个以“精英”组成的艺术社团。然而，当代西泠印社社员作品的具体呈现，却又是让我们这般大跌眼镜，我们除了在一声叹息之余说道说道，的确也无能为力。

西泠印社社员夏法起的印章作品是“县级”水平？还是“西泠”水平？在读者诸君眼中，自能明断，而这种水平的作者，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西泠印社社员资格的？西泠印社在“显规则”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呢？

西泠印社的自大与自卑

作 者：长安居

在讨论本文正题之前，我想先叙述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即：如论当代各权威的艺术学术机构也好，现、当代各有影响力的书画篆刻家也罢，在总体大势的发展趋向上，无不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的衰飒之象。

以上存在的客观实相，在近20年以来，于文化艺术界日益凸显，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忧虑，如此继续下去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显然不难预见。因而，《杞人忧天》的寓言从表面观照似乎是一个笑话，可是有关当代文化发展趋向的这一“杞忧”，则决非是一个笑话了。

西泠印社社员需要加强“文化课”学习了，包括社员中的大学教授。“西泠印社中人”范斌教授的这副篆书对联，其文化硬伤有三，1，此联不是袁枚的“自题联”，而是其友人李鹤峰集《兰亭集序》和《左传》中的成句，赠予袁枚者；2，上联“丛山峻岭”应作“崇山峻岭”；3，范斌所书联语正文以外的“边语”，从“据传”至“吹嘘而已”，逻辑混乱，语病百出，笑煞人也。

号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同中国书协等专业学术社团的命运仿佛，她在当下显露出的日益衰飒之象，人所共见。然而，举凡“西泠印社中人”对此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痛感”，这恐怕是西泠印社最大的一份悲哀。“西泠印社中人”爱社之心的真诚度，的确值得商榷和怀疑啊！

让我评价，今天的西泠印社是一个“自大情节”和“自卑心态”完美结合的“矛盾体”。篆刻艺术之于当代，也许是比京剧还要小众的一门艺术，但西泠印社的主事者们偏偏要将之“做强做大”，这使人感到异常匪夷所思。平心而论，欲把小众的西泠印社“做强做大”，等同于在印社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径，今天的西泠印社日渐走向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做强做大”治社思路的误导乃蔚成之也。比如，某“西泠印社中人”在某次“社庆”大会上曾满怀“豪情”地宣示，“（西泠印社）一直向着’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三大目标和’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简称’三社一中心’）不断迈进……西泠印社也在走向社会，走进大众，走向国际……”。读过上述“高见”，我只想说，牛皮这么乱吹，已然笑掉了旁观者的大牙。

西泠印社社员郑朝阳匠气十足的生肖印。他刻的不是“印”，而属于工艺“雕花”。郑朝阳能以工艺“雕花”的手艺入社，西泠印社似也应改称“西泠雕花社”也。

“西泠印社中人”张呈君（雪泥）拙劣粗鄙的字迹。他的这件作品带有很强的指标意义———西泠印社社员资格的审批，若还不加以规范管理，西泠印社渐入“江湖化”的魔道，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即能实现也。

先说“名家之社”，“名”有实名、虚名之分，西泠印社现有正式社员500人以上，不带半点儿情绪评说，在此500人中，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社员（160人以上），艺术创作格调庸俗不堪，西泠印社“名家”的艺术标准，如厘定于庸俗化的层面上，“名家之社”又从何谈起呢？舍略这三分之一艺术创作格调庸俗不堪的社员，另有三分之一数量以上的社员，属艺术创作水平极度平庸者，而真正能当“名家”之“实名”的社员，不到社员总体人数的五分之一，最多百人而已。假如西泠印社痛定思痛，把不符合艺术水准的社员永远驱离于社外，仅仅把社员的数量保留在百人左右，庶几可称“名家之社”。

西泠印社理事何奇耶徒的“病书”，“皇天厚土”应为“皇天后土”。

再说“天下之社”和“博雅之社”，“天下之社”一说根本无从讨论，从事小众篆刻艺术的印人，因共同的艺术理想结～为～专业社团，其影响力最多产生于专业领域内部。一个由五百多人组成的印学团体，与经～济～民～生的福～利无关，与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理念无关，却敢于自称“天下之社”，这除了无知还是无知，此真不值一驳、不值一哂也。另外，西泠印社也担不起“博雅之社”的名号，理由同前，社内三分之一以上的社员艺术创作格调庸俗，还能“博雅”起来吗？而西泠印社社员书法篆刻作品错字的问题也极其严重，谓之泛滥成灾，毫不过分，西泠印社社员的文化素养总体低下，焉能自命“博雅”？！这与事实明显不符。

最后，要将西泠印社打造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云云，则更加可笑了，西泠印社现有社员按500人计，其中从事印学研究者，最多100人左右；而国外从事印学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日韩两国，日韩两国的印学研究者，合计能达到100人否？故而，从参与、从事印学研究的国别和人数上计算，印学研究的基础“底盘”小到可怜的地步，明明是一门没有任何“国际”影响力的小众学问，又怎么可能衍生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学问之道贵在实事求是，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而过头了，不可避免会产生学术“大～越～晋”的副作用，惟愿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不要重蹈昔年非理性“冒～进”后的“悲剧”覆辙。至于要使西泠印社走进大众、走向国际……，全系一厢情愿的空谈，无一能落到实处。

西泠印社理事黄镇中的“病书”，“里”应作“裏”，“唯”应作“只”；此外，黄理事又把草书的“高”误为“马”，“敬”误为“我”。

西人阿德勒说：“如果有人骄傲自大，那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卑感。”自大与自卑，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自大的人必定自卑，一个自卑的人必定自大。生活常识又告诉我们，如果真正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凡有人喜欢不着边际地自大、浮夸，这种病态无不建立在强烈的自卑意识之上。当下西泠印社自我吹嘘的“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以及“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等，悉为盲目自大和浮夸，这一自大、浮夸的渊薮，何尝不是源自西泠印社骨子里的极度自卑呢？

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老先生，在其印学著述及某些公开谈话中，曾有一个中心主旨，即：印学研究不必附着于“金石学”，印学研究存在与传统“金石学”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其发展到今天又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故当代的印学研究要有独立意识（大意）。沙老的这一见解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印学史》中有详细论述，读者诸君不妨参看之。可以这么说，沙老如上见解的高明，首在不卑不亢，印学虽小，但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理论研究到艺术创作，均自成体系。从事印学研究、创作，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积累，但没必要依附于传统金石学这门曾经的“显学”，以“拉大旗做虎皮”———借助传统“金石学”曾为“显学”的地位，来“抬高”印学的地位。在沙老的眼中，印学研究、创作的前途，需要印人秉持自尊、自立、自强的态度从事之，若此者，始能把印学一道发扬光大。一代学术艺术大师的远见卓识，实在让我辈折服啊！

西泠印社社员董扬的“病书”，其书已称板滞到了极点，其不学无术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西泠印社社员夏一鹏的“病书”，“斟”字谬误，“似”应作“叹”，“口”下落“谁”，“乐”下落“尽”，“做”应为“作”，“背”应为“对”。

今天的西泠印社凌乱、荒唐至此，其症结的根源在于，西泠印社在沙老之后，已不能用自尊、自立、自强的眼光来平视印学和篆刻。西泠印社一方面捧着西泠先贤创下的这块金字招牌，无比自大，进而虚妄浮夸，把印学和篆刻凭空想像成一门备有“国际”影响力的学问、艺术，恨不能让全体国～人及世～界“人～民”都来膜拜西泠印社；一方面在内心的深处又非常自卑，其自轻自贱的婢子丫鬟心态，让观察者一眼洞见。是故，当下集自大、自卑于一体的西泠印社就悄然形成了。

西泠印社的婢子丫鬟心态，其导源处可追溯到近30年前，即：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老先生仙逝后，于新任社长的推举一事。从推举赵朴初老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起，西泠印社就开启了以延请非印学界人物担任社长的风气，赵朴老之后的第六任社长启功老先生、第七任社长饶宗颐老先生尽皆延续前例。根据西泠印社对外的解释，延请赵朴老、启老、饶老等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意在借助他们在文化界巨大的声望，以提升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云云……。（注：西泠印社对此的“官宣”，在文辞表述上或有所不同，但主旨大意大略如此，特此说明）西泠印社的婢子丫鬟心态，由此一览无遗矣。

王臻曾是西泠印社的海选篆刻“状元”，而今又是负责西泠印社日常社务工作的中层领导，几可目为西泠印社的专家了。但是，他连“几案”和“幾个”都搞不明白，此非一时疏忽的笔误，而是文化不逮的硬伤。

我先郑重申明一点，我不是说赵朴老、启老、饶老等没有资格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此三老德高望重，当然具备担任西泠印社社长的资格。我所批评的是西泠印社的婢子丫鬟心态———自卑至极的心态。当代西泠印社既然向以“天下第一名社”自居，为什么还要借助赵朴老等前辈的文化声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换句话说，已位列“第一”的专业“社～团”，却仍须借助非专业的“外力”作用扩大个体的影响，这俨然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了，究其本质，这其实更是自卑心态支配下产生的矛盾心理，亦即西泠印社方自卑于印学一道是雕虫小技，因而十分不自信，因而要延请文化界声望卓著的巨擘人物来担任社长，以对外彰显“声势”。西泠印社自此始，实质上也开启了一段“拉大旗做虎皮”的不经岁月……。

在我看来，一个专业的学术社团，其领军人物，也是其灵魂人物，无此灵魂人物，那么这一学术社团的魂魄必不复存在。赵朴老、启老、饶老等，他们的社会声望巨大，在文化界的地位至高，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就实而论，他们又都是印学、篆刻一道的“行外人”，从本体上研判，“行外人”无从带给西泠印社实际意义的学术灵魂。我这么说，或有人诘难，朴老、启老、饶老等可从“宏观”的角度给予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以重要启示……。这种诘难全是无理抬杠，“宏观”之说果欲无所不能，那么，哲学是对世界基本普遍问题进行研究思考的学问，哲学研究的范围大到宇宙的性质，小到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世之哲学家岂非可以胜任所有领域的所有工作？

《草诀歌》云：“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须完。”草书看似随意，草法实则规定严格。西泠印社理事郭超英一不小心把“水”写为“各”了，此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以此可证，“宏观”的理念再高大，也要立足于具体而微，设若我们把上世纪80年代西泠印社印行的《西泠艺报》、《西泠艺丛》等社刊翻检一遍，即知其时的沙孟海老先生对西泠印社工作的指导，有宏观的一面，也有微观的一面，沙老甚至就西泠印社专业图书的出版选题，都有十分详尽的提示。沙老是以印学、篆刻“行内人”的身份身体力行，把个人自觉纳入到西泠印社日常社务工作的运行轨道中去，故沙老的治社理念，自然也润物无声地灌注到西泠印社日常社务管理工作的各个层面，确切地讲，彼时沙老的学术灵魂每时每刻都在引领着西泠印社行进的方向。与沙老相比，朴老、启老、饶老等固然名为西泠印社社长，但他们毕竟没有深入到西泠印社社务工作日常运行的内核层面，因之，西泠印社延请朴老等相继为社长，最多只在“象征”意义，于对外宣传、广告的时候，满足了西泠印社的虚荣和面子，朴老等人的学术灵魂和治社理念从未渗入至西泠印社的血脉之中，说得再直白一些，西泠印社此举始于极度的自卑，是只重“面子”，失却“里子”的“形～象工～程”。西泠印社对过往延请非印学、篆刻“行内”之文化名人为社长的工作策略，不啻已到需要深度反思和总结的时刻了。

西泠印社社员胡朝霞的“病印”，“往”是一个刺目的大错字。

西泠印社社员官明的“病书”，“清”应作“轻”。

20多年前，我曾亲耳听过多位印坛前辈讲过这样一则艺林逸闻，上世纪1980年代西泠印社社庆期间，朱复戡老先生在西湖孤山遇见启功老先生。朱复老少年成名，又是缶老的嫡传弟子、得意门生，在当代艺林的资历上，要深过启老多多。故朱复老敢对启老突然发难：“阁下刻印否？”启老答：“不刻。”朱复老遂怼之曰，“阁下既不刻印，来此做甚”。启老受此一怼，从此不复有孤山西泠印社之行也。

拙见以为，朱复老之怼并非全无道理，西泠印社既以“印社”为名号，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为立社宗旨，其社长、理事等人选，理所当然应延请印学家、篆刻家来担当，惟其如此，才能合于“印社”之名，面对公众也更有说服力。西泠印社用延请文化界“外行”名人的“策略”，来挂名西泠印社社长以为自彰，是自视印学、篆刻为“小儿科”的自卑自轻自贱心态的直接反映，乃不智之举，实不足取。若按照这一自卑、虚荣的思路延伸下去，是不是凡有巨大社会声望的文化名人，均可充任西泠印社社长？那莫言、贾平凹、余秋雨、刘晓庆、六小龄童等的社会影响力，一点儿不比已故的西泠印社社长启老、饶老等为小，延请这些文化、文艺名家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岂不是更能使西泠印社在一夜之间“红”透天下，名声大噪？若此者，西泠印社就真的沦为一个天大笑话了。

西泠印社社员敖普安的篆书，全无笔法可言，是为“美术字”风格的篆书也。而此中的“秀”、“馨”二字，明显可归于错字之列，而“厨”和“树”，均为依据楷书的结构，乱造的篆书。

我们打开赵朴初老先生“百度”个人词条的简历介绍，会惊奇发现词条中没有提及其曾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的一个字；启功老先生的“百度”个人词条简历，有关其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一项，也是排在最后的位置。赵朴初老先生和启功老先生两者在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后，于多大程度上提升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这很难考证，没有详细的数据统计、比较，自不敢妄下结论。但从我个人的观感而言，我觉得西泠印社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影响力是葆有永恒价值的，不需要任何人提升，任何人也无法提升，西泠印社理应具备这种基本的自信。

相对于朴老和启老，如果有人说，饶宗颐老先生长西泠印社后，提升了当代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我绝对就不敢苟同了。我意恰恰相反，即：不是饶老提升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是“百年老店”西泠印社的金字招牌，成就了饶老在大陆民间，尤其是在大陆艺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客观说，饶老在长西泠印社之前，饶老之名只限于大陆专业的学术领域，而大陆艺林中人鲜有知其工书能画之名者。所以，饶老正是借助西泠印社的金字招牌，扩大了他在大陆艺林和民间的知名度。从世俗化的视角考量，西泠印社社长的名号，是上天赐予饶老的一件贵重礼物，暮年的饶老得以名震大陆艺林，全赖此西泠印社社长名号的加持与造就也。

西泠印社社员钱伟强的“病书”，“碧血甘心”应作“碧血丹心”。

西泠印社海选“状元”姚伟荣的“病书”，“网”字谬误。

饶宗颐老先生于2018年2月，以103岁的高龄乘鹤西去，步入天国了，西泠印社社长的大位，迄于今日，又悬置四年之久。西泠印社对新任社长人选的推举，是依循旧例，再延请一位如朴老、启老、饶老同等量级的文化巨擘为挂名的社长，“供养”在台面上，光鲜“门面”，以掩饰西泠印社惯有的自卑心态（注：与朴老等同等量级的文化巨擘，似已无从寻觅，这是否是“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文化现象的清晰折射？）；还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从西泠印社日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剔除虚荣的“面子”，维护切实的“里子”，公推一位深孚众望的当代印学界大家为社长，请其赋予“失魂落魄”已久的西泠印社以新的精神光芒？在一个以“拜～物～教”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印坛氛围中，西泠印社新任社长的大位，用《水～浒传》里赤～发鬼刘唐的话说，这好比是“一套富贵”，关于西泠印社新任社长人选的推出，但愿不会像“智取生辰纲”一般的“跌宕起伏”，一个学术艺术社团的社长之位假如需要“智取”，当下的西泠印社真的就是“江湖绿林气”满满了。让我说，一，西泠新任社长务必是印学界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行内”人物；二，西泠印社新任社长的人选，要代表大多数社员的普遍愿望；三，西泠印社新任社长最好能以公开、透明的形式，通过公平“竞～选”的方式产生。

行文至此，再说一句题外话，近20年间，西泠印社在自大、自卑情节的相互纠葛、缠绕下，已使得她失去了对印学研究、创作的那份平常心、平静心、庄敬心。比如，西泠印社对外一直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社员“海选”模式，一眼望去即知是径自抄袭湖南卫视的“超女”选拔模式，这是西泠印社自我降格、自甘堕落的一个明证———把渊深高雅的文人篆刻，衍为近乎娱乐化的刻制技术“表演”。

西泠印社社员吴新如的“病书”，“澹”和“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不能通用，此处应写为“淡”；“廊而”应作“廓尔”；“華”、“花”二字篆隶书可通用，行草书则不能混用。

西泠印社用“海选”模式选拔社员，不但没有为印社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在“海选”过程中，每每会出现以非艺术规则代替艺术规则的丑闻。西泠印社的社员“海选”可谓有显规则、有潜规则，还有半显半潜的规则，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或只可言传不可意会的规则……。总之，在各种不可描述之“规则”的全面统摄下，以“海选”途径获得西泠印社社员资格者，又有几人经得起正常的专业推敲与质疑？不客气地说，当下西泠印社自封的“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无一能当得起，而以“关系之社”、“人脉之社”命名之，则颇能实至而名归，如若不然，数量众多的极～端低质社员，在近20年间，又是通过什么“管道”混入社内，沐猴而冠，摇身一变成为“西泠印社中人”者？可叹的是，就这些惊悚的丑闻，西泠印社“官方”的“权威”们，绝对不会有一人为此来承担必要责任的。奈何！

查阅西泠印社社员倪旭前的简历，他也是博士、教授、博导，但是他却连“发”和“髮”都无法区分。我再重复一遍，这种错误不是疏忽，而是硬伤。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一节说得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时～代如何？我无力评论。但聚焦于集自大、自卑于一体的西泠印社，似可验证狄更斯上述所言，果然是不虚辞也。西泠印社第八任社长的“难产”，或许还要延续几年，甚至长年空缺，也并非没有可能。他或她，将是哪一位呢？这无疑会成为全体“西泠印社中人”，包括整个当代印坛、书坛静静等候中期待落下的另一只靴子。就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最后，我衷心祈愿西泠印社未来的社长是一位敢于直面惨～淡，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文化强者，祈愿他或她，能带领“西泠印社中人”早日走出自大与自卑相交叠的错乱“怪圈儿”，早日恢复西泠印社往昔的高华和高雅。更以“进德修业”作为治社第一要义，不汲汲于浮名浮利，以令未来的西泠印社成为真正的名家之社、博雅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