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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译编参:基辛格新书《领导力》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卓越战略 @大外交智库

 老王abcd 2022-10-01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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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外交智库(GDYT)

基辛格《领导力》第五章

“李光耀:卓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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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代表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等。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第五章“李光耀:卓越战略”(2022年)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104期,总第249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张童沿,《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主编,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

审校: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编译精选

一、哈佛之行

1968年11月13日,时年四十五岁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抵达哈佛进行访问,此时的新加坡方才独立三年,而他本人于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地位时即担任总理。

在抵达哈佛后,他即被立陶尔中心(也即今之肯尼迪政府学院)延请至一个座谈会——此时的美国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新加坡都知之甚少,而立陶尔中心成员对他的认知,也仅是一个半社会主义政党和一个原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而已。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得到了在场者的热烈欢迎。

会上,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向所有与会者询问他们对越战的看法,但他们纠结于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到底该被视作“战犯”还是一个“精神病”的态度让李很是失望。他强调,新加坡的生存依赖着美国在为全球安全和抵抗共产主义游击运动这两方面提供足够力量的信心。这一论述是基于他对东南亚地缘政治现实的冷静分析。在他看来,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于建立强大而安全的经济体制,而且整个国家要为此全力以赴。

令与会者意外的是,李光耀在演讲中所展示出的是一个既没有对美国的敌意,也没有后帝国主义世界(受压迫民族)不满情绪的世界观。李光耀希望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部署能够带动缺乏各种自然资源的新加坡实现发展,而不是指责美国对新加坡面临的挑战袖手旁观,亦非要求美国帮助解决这些挑战。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英国宣布将关闭在新加坡的皇家海军基地,而这个基地保障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因此他寻求美国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使新加坡能够应对英国的战略收缩导致的一些困难,而他更多把这视作引入打造区域新秩序的一个关键要素。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美国在该地区拥有自身的国家利益。

二、巨人在蕞尔小邦升起

李光耀所取得的成就相较于书中其余五位领导人来说更加独特:另五位领导人治理的都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国,他们的成就在于自己激发所在社会的潜能并引导所在社会走向未来的能力;李光耀所接手的是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国家,他的成就在于他克服了华人社会的经验,打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国族理念,并将一座贫穷的城市建设成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李光耀也成长为了一名世界级领导人、一名颇受大国领导人欢迎的建言者。尼克松称他“展现出了克服历史与现实中的积怨和对新世界本质的思考这两个能力”,撒切尔则称他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国家理念建设者之一”。

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带领下取得如此成就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自然与社会条件为其发展曾造成了诸多困难——该国在海水退潮时的领土面积仅224平方英里,比芝加哥的面积都小;缺乏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饮用水;不稳定的热带降水导致土地养分流失,令该国无法发展高产农业;国内的190万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组成,人口规模小、文化分歧大;周边有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环伺,觊觎其深水港和国际航海线重要节点的地位。

与那些自然而然地度过其动荡历史期的国家不同,新加坡只有做到最好才能生存——这正是李光耀对其同胞孜孜不倦的教诲。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称新加坡完全是一个人造国家,它“没有历史”,也就很难保证它能有未来,它发展过程中的容错率几乎为零。“我担心新加坡在其国人眼里平平无奇,如果我们没有能使我们有别于邻邦的政府和人民……新加坡将不复存在。”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内政外交是新加坡生存的关键。能够维持其人口生存的经济增长、保障长期政策推行的强大国内凝聚力、保障其在大国和邻国之间生存的灵活外交政策,是新加坡为了国家生存所要实现的三大目标。

考虑到城邦国家几乎都不得善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实现疾速发展,否则其就会被周边大国的压力和自身遭受的社会经济挑战所压倒。与此同时,在李光耀的展望中,新加坡不仅应求得生存,还将因追求卓越而繁荣。对这种卓越的追求不能仅停留于个人层面,还要渗透到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在政务、商务、医疗、还是教育等方面,无能与腐败都是不可接受的。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由此取得的享誉世界的成功,将使本国每一位公民都有切身的体会,并由此为社会带来强大的凝聚力。

在基辛格看来,李光耀所具备的远见卓识和说服力,不仅是源自他对东南亚地缘政治的深刻洞察,还由于他虽是华人,却又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对东西方间的互动有着别样的认识。

三、生于帝国,长于帝国

1819年,斯坦福·来福士爵士(Sir Stanford Raffles)在马六甲海峡边的一座岛屿上建立了一座贸易站,这座贸易站便成为今日新加坡的雏形。得益于被英帝国赋予的自由港地位和马来亚腹地资源出口港的位置,这座贸易站快速扩张,并吸引了大量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商人和投机者。1867年,新加坡被定为英帝国的直属殖民地,并交由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直接管辖。

大量华人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晚清时动荡的中国涌入新加坡,这些人构成了当地的主体族群(李光耀的曾祖父就在这群人之中,他于1863年从广东来到新加坡)。继最早一批移民在此定居以后,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也都在这座贸易港落脚,使新加坡变成了一座多语言城市。至20世纪20年代,全世界一半的橡胶和三分之一的木材都在马来亚产出,并从新加坡运往世界各地。

新加坡还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战略支点。1921年,为应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势力,英国开始在新加坡建设海军补给基地。当时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尚未消散,在李光耀(生于1923年)的童年印象中,“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似乎是那样理所当然。

随着新加坡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李家也逐渐变得富裕,而在深受英语文化浸染的祖父的影响之下,李光耀的父母给他起了英文名,并让他自六岁起便开始在英语学校就读,但在中式大家庭中的成长经历使李光耀仍深受儒家思想、孝道、节俭、和谐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冲击了李家,李光耀的父亲开始沉迷赌博,但他的母亲仍坚守仅有的财力,为其子女的学业保驾护航,这种经历使他一直追求上进。李光耀在十二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并被来福士中学录取,而这所中学是新加坡教学最为严格的英语中学,同时是这座城市未来精英的培养基地——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升入英国高校,为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培养人才。这段学习经历也在客观上方便了未来李光耀与其他英联邦国家领导人的交流。

中学毕业后,在他父母的鼓励下,李光耀在马来亚地区的剑桥招考中夺得状元,准备赴伦敦进修法学。然而随着欧战爆发,他决定留在新加坡,并就读于来福士学院(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在毕业后,李光耀本想重回赴英求学路,继续进修法学,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开始迅速侵占马来亚、香港、新加坡等地。这段时期后来被李光耀称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这对他以及众多新加坡人而言意味着英帝国秩序的永久消亡。

在日占期间,李光耀险些因为被认定为忠于英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而遭日军处决。在侥幸逃离之后,李光耀学习了三个月的日语课程,并入职了一家日企,接着在日方殖民当局的宣传部门担任英语翻译,最后当了黑市珠宝交易中介。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随机应变是生存的关键”,也奠定了他后来担任新加坡总理时的实用主义思想。

战后,李光耀获得了女王奖学金,赴剑桥攻读法学。在求学期间,他坚持着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以及反英的立场——这部分是由于他在英国遭受的一些不公待遇,部分是出于当时英国社会令人不安的对立气氛。印度、缅甸的独立斗争刺激他开始思考马来亚的前途。当时李光耀还认为“福利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最高形式”,并对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战后社会改革和尼赫鲁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倍加推崇。

李光耀首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是在为他一个工党籍的朋友参选下议院席位助选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公共演讲,利用他英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呼吁实现马来亚自治:“即使你对殖民地人民得到公正和社会正义毫不关心,看在你的个人利益、经济状况,还有从马来亚及其他殖民地得到的每一元钱的份上,也请给一个那些人民所信任的政府吧,他们会非常乐意与英联邦以及整个帝国合作并共同发展。”

四、修内政,治邦交

当李光耀在英国留学时,新加坡正面临战后的混乱:到1947年春,全城仍在实行食物配给制,还面临大规模肺结核爆发;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附属工会组织的罢工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发展。到1950年8月他返回新加坡后,住房与腐败成了两大问题——住房供不应求,只有三分之一新加坡人有合适的住房;商铺打烊后,店员就地而睡是常态;战时的条件加剧了英国人都未能治理的腐败,而通胀导致的薪俸缩水也刺激了公务人员的贪污欲望。

在回国之初,李光耀本欲践行法治,但很快他便深入到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中去。李光耀于1954年创立了人民行动党,并在五年内完全主导了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人民行动党强调了殖民当局在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和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两方面的失败,展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该党的候选人竞选时穿不打领带的低领白衫,既为了适应热带气候,也是象征他们提供诚信治理的承诺。在1959年5月,新加坡取得了除外交和国防外的各项自治权利,同月,人民行动党赢得议会多数。自此,李光耀便开始了其长达31年的总理生涯(于1990年11月辞去总理一职)

新加坡制宪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殖民地后期的1959~1963年、在马来西亚联邦内的1963~1965年、以及自1965年独立以后。在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内阁,制定了改善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各项规划。

在住房方面,新组建的住房与发展委员会开始大量建设高层住宅,并以固定价格向居民售房,如此便以固定资产的形式向每个家庭许诺了新加坡的未来,而正如李光耀在他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这也是保障政治稳定的一部分。同时,基于族群和收入水平的住房分区制度限制并消除了种族隔离。如此,在共同生活与工作的环境中,新加坡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建立起来。

在腐败方面,政府于组阁后一年内即通过了《防腐败法》,规定对各级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并缩短对疑似受贿者的调查流程;所有的外部投资也得到最为细致的审查——诚信、安全的营商环境由此在新加坡建立。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李光耀靠的是惩罚在政务上失误的公务员,而且直至1984年才第一次提高了公务员的薪金。腐败的减少还为民生项目和就业发展等方面的投资留出了空间——在1960~1963年间,新加坡的教育预算翻了十七番,入学人数增长50%。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头九年,新加坡将近1/3的预算投入了教育领域。

在医疗方面,新加坡于196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肺结核筛查,而根据当时的观察,新加坡以占其GDP的5%的医疗支出实现了远胜于当时美国18%的效果——当时新加坡的人均寿命显著高于美国。

为了巩固执政地位,李光耀还打造了一套政府与民众间的联络网,通过设立社区中心、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街区议会等一系列基层机构,为公民提供文娱活动、调解纠纷、儿童托管等公共服务,并借此宣传政府政策。由此,执政党、政府、民众三者之间的界限也逐步模糊。另外,人民行动党还利用选举时的“街斗”和司法体系打压反对派。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一方面受印尼发动的丛林游击战的威胁,另一方面面临严重的族群冲突,而后者间接导致马来西亚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新加坡周边的地缘环境充满敌意,让李光耀寻求为新加坡建立军事力量,以应对印尼的潜在威胁。但是,当时新加坡没有人有从零开始建军的经验,而当时作为多数族群的华人也没有服兵役的传统。因此,李光耀向埃及和印度请求派遣军事教官,并秘密向以色列请求提供军事顾问。最后,仿照以色列模式,新加坡建立了小而精的常备军、快速动员机制和义务兵役制,并让超越了族群的社会凝聚力在军队中得到体现。到1971年,新加坡军队已有十七个营的现役兵和十四个营的预备役,并且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建立了海军和空军,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

对官方语言及教学语言的奠定,也是李光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之一。在综合考虑与马来西亚的分歧、新加坡社会的族群多样性,以及英语被长期作为政府工作语言等条件后,马来语、普通话(中文)、泰米尔语、英语同时在新加坡宪法中被定为官方语言,所有学校必须同时教授英语和其他三门语言中的至少一种。泛化的英语环境对跨国资本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也让新加坡在经济方面,于东南亚鹤立鸡群。

五、李光耀对中美两国的观察

1967年10月,李光耀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并与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白宫共进晚餐。在对华关系上,李光耀对约翰逊称新加坡将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成员国。但在1978年11月,李光耀对来访新加坡的邓小平的接见事实上开启了当代新加坡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在国际上保持存在并发挥影响力,离不开中美两国。他希望两国间保持相对友好而又有所疏离的关系——两国发生冲突将对全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而两国交往过密则会挤压小国的生存空间。

在1967年会见约翰逊总统时,李光耀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错误,认为美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以至于只能被动地等待最坏结局的到来。在此基础上,李光耀补充称,重要的不仅是让美国的力量与其对自身战略目标的认知和激励相匹配,而且是要让美国来稳定亚洲的秩序,实现新的区域平衡,尤其是在英国退出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李光耀担心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主义倾向会令其碰壁,进而导致其转向新孤立主义,这将对区域平衡造成破坏性影响,最终葬送后冷战时代的和平红利。

李光耀对中国的心态则尤其复杂。一方面,中国在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上的专注,令他对这个国家充满敬畏。在1973年,他就发言称中国跻身世界前列只是时间问题,即便其存在缺乏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的短处。但在1979年,他又发言称希望中国处于相对弱势,而又足以制衡苏联、越南,且无法实现统一。到了1993年,中国崛起已成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的一件大事,这让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体量对世界力量的平衡影响如此之巨,以至于这个世界必须在三四十年内找到新的平衡点。对此我们不能只是视而不见,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国家行为体。”

另一方面,出于对“对外输出革命”的抗拒,以及希望淡化外界认为新加坡会因为文化及血缘上的近似性而与中国走近的刻板印象,新加坡长期未与中国建交,在建交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颇有微词。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李、邓会晤,新加坡加入了对华投资的行列,淡马锡资产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为了主要在华投资主体,而1994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落成,也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

李光耀向美国所传达的关于中国的一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醒悟并感到不安,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共享西太平洋,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这种前景对美国来说将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挑战,社会的“美国例外论”会受到尤其巨大的冲击。随着中国军力与科技的发展,美国过去的地缘优势将无法为其提供任何缓冲。

但在2009年会见一些中国领导人时,李光耀提醒他们要以史为鉴,不要忘记前人所犯的错误以及所遭遇的苦难。他尤其通过一些隐喻强调,中国应避免沉湎于强调一些屈辱的历史叙事,那会令中国选择尝试强势改写世界秩序,这对其自身并无益处。相应地,他同样建议美国勿将中国视作死敌、要防止两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变为武装冲突、要接纳中国这个大而强的崛起国家、要对其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表示赞许、要提出与之合作行动的可靠方案。

考虑到上述种种已经是当时尼克松政府的方针,李光耀进一步强调,美国应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让中国为了维持自身地位而不得不遵守国际秩序,如此一来,其他国家也会认为自己不得不维护国际秩序,并配合美国的国际治理。

六、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提及李光耀的政治遗产,首先就必须谈到新加坡经济的超常增长——其人均GDP从1965年的517美元增长至了2020的6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保持在8%左右。不少由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其领导人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会阻止国际资本介入本国市场,并用高强度的政府干预扶持本国产业。但李光耀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采取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吸引跨国企业入驻。

李光耀还很好地利用了新加坡的族群多样性维护国家独立,同时拒绝单纯地引入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来定义新加坡的社会发展路线——他强调这方面要以本国的文化为中心。李光耀更倾向于认为各族群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不可调和,它们应该共存并互相适应。

如今的新加坡是一个威权政体,其领导人更迭并非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但是,李光耀还有他的后继者们可以通过每次选举的得票与席位变化,来评估他们的执政成果,并时刻警醒整个执政团队。而威权政治本身,让新加坡避免了像那些实行民主的新独立国家那样落入宗派主义泛滥和社会撕裂的境地。

对理想主义者而言,一个架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某个特定的标准;对治国者而言,有效性则取决于该架构能多大程度上适应一个时期的历史现状。从后者的角度看,李光耀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架构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也会让建立这一架构的治国者得到的评价发生变化——民意的变化早晚会成为决定一套架构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挑战,在于能否在大众民主和改良精英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译者评述

本章从地理、地缘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结合李光耀从政前以及从政后的个人经历,展现了他本人筚路蓝缕创立现代新加坡的宏大图景。读懂李光耀的创业史,关键在于理解这样一个叙事,或者说是他本人的一个信念——只有时时刻刻做到最好,才能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生存。

这在译者看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依稀记得大外交智库的一次线上座谈会上,作为出席嘉宾的新加坡知名专栏作家翁德生,谈及新加坡当下的处境时,便持着类似的口吻。

决定了新加坡这种发展叙事的,是其建国之初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二战后其社会的无序。为了回应这些痛点,李光耀领导他一手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以最积极的姿态发起了一系列斗争,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可能就是让他更多以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的形象被中国人所记住的原因。

应该看到,即使他反对共产主义,并事实上站在资本主义阵营一边,他的指导思想放在如今的内政外交中仍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正如原文认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治国者的功绩无论多么伟大,都会因为变化的民意而被或多或少重新评判。

故而在研究李光耀指导思想的可利用价值时,尤其要注重与当下的中美竞争和疫情间社会经济状况相结合。考虑到我国曾有行政人员接受新加坡方面培训,并一定程度上沿用新加坡模式的情况,这样的思考应该在当下得到一定重视。


译文拾贝

1、Lilliput :小人国;蕞尔小邦

2、Konfrontasi :特指苏加诺时期印尼对马来西亚发动的边境战争

3、Mediocrity :平庸;庸才

4、Crown colony :英帝国直属殖民地

大外交青年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外交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坚信“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便开始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双月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大外交智库(GDYT)成立外交安全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部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创办《与名人对话》栏目,同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大外交智库(GDYT)从2021年以来至今,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关青辩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活动、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等。自创办以来,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评论员、特约研究员、编译评议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余人)的青年智库样本标杆,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实现价值增值与最优,效果非常明显,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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