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的东北亚政策

​中日战争后，日本作为一支强大的国际力量，继俄国之后开始参与到东北亚国际博弈的大棋局中来，所以在20世纪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中、日、俄关系成为了主旋律。俄日战争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矛盾的又一次大爆发，也是东北亚国际力量角逐、博弈的一次激烈对决。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的东北亚政策目标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有了微妙的变化。

一、均势与美国东北亚利益

“均势”概念是指：其一，由多个拥有同等地位和资格的成员，因相关利益而形成特定时空坐标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博弈系统”，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员”自身同时还属于另一个层次水平上的“国际政治体系”，[1]在此则作为一个“子系统”存在。其二，在此国际博弈系统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能量相对均衡，以致于任何一方都因“行为结果不明预期”而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无力单方面改变格局。这种国际关系状态的特点和存在的前提是：第一，存在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第二，多个国际关系主体并存且势均力敌，不存在“战争有利期待”或“战争可能胜利”的判断。[2]第三，多个博弈主体之间的利益相关，但不一致，甚至走向相互冲突的边缘（止步于战争）。第四，没有现实的联盟，但结盟的期望和潜在可能性没有消失。这种国际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不稳定性。不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均势体系的内部，即每一个博弈主体都有可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格局的主宰，取得霸权地位，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这就必然要打破这种平衡。

冲击均势状态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博弈方的实力发展不均衡，导致原本的均势失衡，产生和增加了对通过战争获利的期待；二是结盟，增加了战争获胜的可能性，导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在现实中，国家实力发展的不均衡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国家谋求相对优势的努力是处于博弈关系中的成员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推动博弈格局内部的力量不断整合，形成联盟，打破旧的体系格局。可能的结果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格局、均势体系，而“不稳定性”的特点导致了均势状态的辩证运动，使国际格局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或者是在激烈的冲突（战争）和结盟的条件下，该区域的国际格局均势丧尽，为霸权体系所代替。

由于破坏平衡因素的成长需要时间，所以均势状态也就有其存在周期。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博弈各方力量的对比：相对弱小、暂时没有实力和潜在实力称霸的博弈力量会渴望和促进均势的存在与延续，执行“均势外交”；反之，拥有相对优势的博弈力量则谋求更多的权力，无论其主观愿望和声明对均势的态度如何，其客观的结果只能是对均势的破坏和推动霸权的形成，执行“霸权主义外交”。所以，一般地说，特定时空内的均势意味着该时空内的和平状态的存续；推动和建立均势就是从一个侧面推动该区域内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打破这种均势则意味着该时空内国际关系的动荡与战争。

在均势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那些实力相对弱小力量的利益很可能被牺牲掉，它们的发展诉求被相对强大的力量所否决，发言权受到限制或被取消，其利益在区域均势的“大系统”中的“子系统”里面被霸权所压制，因此在均势大系统中也失去了博弈的资格。所以，一个特定区域的国际均势状态：第一，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均等，权力和利益只属于那些势均力敌进行国际博弈的国家和集团；第二，相对弱小国家的利益或者体现在集团利益之中，或者依附于某个大国，它们放弃了在区域内的博弈权利，失去了在这个均势体系中的博弈资格。

日俄战争期间，美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即是属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力量。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博弈成员，美国在实力不足以称霸的前提下，极力促进该区域国际关系均势状态的形成，用各种外交手段（包括许诺、威慑、联盟等）增加自己的权力，消融其他强国的霸权倾向，以此来增进美国的海外利益。

二、失望于俄国

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之后，僵持的东北亚格局稍有变化：俄国被迫退守之后，东北亚呈现列强势力瞬间真空之势，列强“填补真空”的行动已经蓄势待发，各方都在揣度时局和修订政策，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美国对于俄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秘密签订拒绝从满洲撤军或者垄断满洲的“七点协定”，并一再欺骗美国说那只是“根本不存在的谣言”的行径感到非常恼火。1903年5月12日，海约翰在写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俄国政府的肯定而且明确的保证：俄国并未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七点协定’，我们从喀西尼伯爵（俄国驻美国公使）那里、从麦考密克（美国驻俄国公使）那里、从拉姆斯多夫伯爵（俄国外交大臣）那里，及通过麦克尔.赫伯特爵士（英国驻美国公使）在俄国驻英国公使那里都得到了这一保证……然而，我们从驻北京的康格那里，从我们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那里，从这里的日本驻华盛顿公使馆和英国公使馆，却得到了实质上完全相同的'七点协定’的副本。毋庸置疑，俄国已经，也许仍然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喀西尼，他们当前侵略方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列强攫取中国各省，并完成对这个帝国的瓜分。他却大声地回答说：'此事已经完成，中国已经被瓜分了，我们有资格享有我们的一份。’”[3]俄国已经公然向“门户开放”挑战了。

美国此时段在东北亚区域内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重心是销售美国棉纺织品、煤油等，因此对于东北地区市场秩序规则极其关注。当美国试图以部分牺牲“门户开放”政策为代价，旨在与俄国合谋瓜分、垄断东北地区的秘密谈判失败之际，又面临东北亚市场即将被俄国垄断的紧迫局势，美国迫切需要于俄国在东北亚用武力围起来的坚固的“篱笆”上打开缺口。可是美国在此地区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以支撑一个强硬的对俄政策，托马斯.帕特森认为“1900至1914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是围绕巴拿马运河展开的”，“这个重大的政治、军事和技术的成就确实使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进入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4]美国在东方有限的军事力量也被牵制在菲律宾，没有多余的兵力指向东北亚。1903年5月22日，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国务卿海约翰的私人信件中称：“俄国人的说谎是令人吃谅的。从我们的立场看，形势的不祥特征是，直到目前似乎我们还不能为保持满洲的开放而战。我讨厌处于似乎在进行恐吓而没有得到支持的立场。”[5]面对俄国的挑战，美国首先选择不断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要求中国不要向俄国屈服，并尽快与美国签订开放东北地区的奉天、安东甚至哈尔滨为商埠的条约；再者就是鼓励和伙同日本向中国、俄国施加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以保障满洲不被俄国垄断。

三、寄望于日本

1903年7月20日，美国驻日本外交官格里斯科姆向国务卿密报了探听到的日本关于满洲问题向俄国提出的建议：（1）保持中国的完整和中国对满洲的主权；（2）俄国不统治满洲，除了铁路沿线的必要警卫部队以外，不在那里驻军；（3）日本承认俄国根据已公布的条约和公约在满洲所取得的一切权利；（4）有如在日英同盟条约中已经说明的那样，俄国承认日本在政治上以及商业和工业上在朝鲜的特殊利害关系。[6]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在满洲的目标要比俄国在满洲的目标更接近美国，而且日本是可以借来在东北亚抗衡俄国的唯一现实力量。尽管日本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祸患，但美国政府担心的却是俄国的威胁。清政府虽然备受外交压力的煎熬，但是还是乐于看到列强主动出面干涉，认为尽管还难以预料“引狼入室”的后果，但毕竟可以暂时缓解自己此时所承受的来自俄国直接的胁迫和侵害。

1903年10月8日是俄国从满洲第二期撤军的期限，但俄国拒绝撤军，而中、美新商约却签字了，商约规定在奉天、连接满洲和朝鲜的边界重镇安东两地开埠通商。在俄国控制满洲的情形下，美国虽然难以实现预期目的，但是“为美国的预期终于打下了基础”。[7]此前已经得知美国意图的日本也加紧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尽快缔约，于是10月9日继美国之后中、日签订了商约。[8]出于扩张目的和贯彻“北进计划”，日本积极主动地充当了在东北亚向俄国挑战的急先锋。俄、日、美之间在分享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殖民利益上尖锐对立，剑拔弩张。1904年2月8日夜，日本先发制人攻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拉开日俄战争帷幕。

作为美国外交决策者的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综合分析了东北亚的形势和美国的利益所在，认为美国在东北亚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保持该地区俄、日均势，而不在于俄国是否冒犯美国。至于对待俄、日的态度，美国的决策者是矛盾的。1904年3月，西奥多.罗斯福曾表示：“我对俄国本性出乎意料的歇斯底里的一面颇感惊讶”，但是“俄国人有很多我所钦佩的方面，而且我是相信斯拉夫人的未来的，只要他们能够采取正确的转变。但是我不相信任何种族在残酷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会有前途”。对于日本人，西奥多.罗斯福认为他们“不是亚利安人。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是处于像俄国人那样的专制主义的压力之下；因此，虽然俄国人基本上比较接近我们，或者说假如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更接近我们，事实上现在他们并不是更接近我们”。[9]海约翰1904年1月6日的日记表明，美国的“舆论已经朝着反对俄国的方向明确改变”，罗斯福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要在“纽约安排一次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大型宴会以表示对日本的同情”。[10]现实使罗斯福的感情更倾向于日本。他宣布美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作为总体来看，美国倾向于同情俄国”。罗斯福抱怨本国其他的外交政策掣肘因素的“目光短浅”，他说：“犹太人的反俄情绪之强烈尤如爱尔兰人的亲俄情绪”，“我猜想民主国家对于他们大致上不了解的任何事情，将往往是短视的……据我了解，俄国怀恨美国和怀恨英国是一样的”。“斯拉夫人是一个伟大和成长中的种族，但是，如果日本人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因为在东方有利益的所有其他列强的利益都是分裂的，要分散照管，要承担加倍的负担；而日本只需照管这一个地方，一种利益，只有一种负担。再者，如果日本认真地开始改组中国并取得任何进展，就白种人而论，将造成均势中心的真正转移。我个人认为，日本将沿着成为第一流和可能是第二流文明强国的道路发展自己，并企图发展中国；但是，这种文明当然一定是和我们的文明不同类型的文明。”“我遇到过受过美国方式教育的日本人，甚至中国人，他们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思想方法同我们几乎完全相同。但是他们自己祖先的文明力量将对他们产生作用，并且会阻止他们完全纳入我们的模式。不过，所有这一切只是推测。可能这两个强国一直打到两败俱伤；到那时，达成和平的条件将不会意味着产生黄祸或斯拉夫人的危险。无论如何，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做的只是努力通过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以便做好准备，将来不管可能保持什么状态，我们几个国家都能适应。如果新的国家成为强国，如果老的国家成为更强大的国家，我们讲英语国家的人的态度应该是愿意承认新来者的权利，希望不得罪它们，并且同时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自己要铭记予以维护。”[11]

四、外交策应日本

美国与名义上中立实际上帮助日本作战的英国一道，在财力方面帮助日本，贷款支撑濒于崩溃的日本财政。对于日本来说，这场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是以“国运相抵押”的孤注一掷的赌博，就其国力而言是经受不起长时期、大规模战争的。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超过了14.6亿日元，其中近一半（6.94亿日元）是通过英、美募集而来的外债。如果没有英、美在财政上的支持，日本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更谈不上战胜俄国了。[12]1904年2月10日，美国向日本、俄国以及中国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交战双方在战争中要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使战区局部化。同样的照会也发给了《辛丑条约》的其他签字国，显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1）在中国的领土上两个外国交战，美国却要中国中立，表明“维护中国的主权”在美国的外交目标中并非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只有当“中国的主权”可以用来阻挡其他列强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使其成为外交目标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仅仅是其在同列强角逐中获利交易的筹码而已。（2）这场战争正是美国所期待的，在自己无力阻止俄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疯狂扩张时，通过日本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求之不得的。（3）美国选择支持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边——些许体恤了中国的利益，目的是建构均势格局，消除强者的垄断和独霸地位，用外交的手段纵横捭阖，借力实现其外交目标，这是美国在自己势力羽翼未丰地区的既定方针。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外交界就开始关注东北亚的变局。1904年6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提出愿意从中斡旋。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介入东北亚的事务，才能够打破已经形成的日、俄对该地区国际事务的垄断局面。在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如果再继续下去，日本将难以承担军事和经济方面潜在的危机和不确定因素。[13]当1905年初日本占领了旅大、消灭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在辽东半岛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罗斯福3月劝告俄国，如果俄国仍然相信其舰队现在能够打败日本人，相信有把握能够在满洲投入并保持60万人的军队，将是又一次错误的判断；如果在日本人打到哈尔滨之前俄国拒绝与日本媾和，那么俄国就不可能期望日本人仍然愿意提出比现在更有利于俄国的媾和条件了。罗斯福声称，在过去的一年中，俄国“在满洲的行为竟然完全失去了美国的同情，表现出来打算把中国当成走向统治世界其余地区的一个阶梯”。1905年4月2日，罗斯福在给海约翰的密信中写道：“我告诉喀西尼，依我之见，他们是愿意在日本没有占领俄国领土之前考虑赔款问题，还是在日本占领了哈尔滨和海参崴时再考虑；我还告诉他说，我这样说是我诚心诚意地为俄国打算，而不是为日本打算，因为我相信日本在俄国陆军于沈阳战败后认为危险已经过去，除非同意了它的全部条件，它情愿将战争打下去”。罗斯福对日本的高平公使说：“我衷心地同意在沈阳战役之前他已经说过的他们认为必须坚持的那几点，但是我要保留我关于赔款的意见。也许他们应该得到赔款，而且必须得到它，但是我不认为我现在应该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14]他说：“日本人对我们很好”。但他也意识到日本在未来的意图难以预料，他说：“今后他们将怎么样，是只有未来才能够决定的另一个话题。”[15]所以他认为最好在双方已经达到新的平衡时候，由美国建立和控制这种均势局面。

五、建立均势

美国的政策之所以由期待有人在东北亚的利益博弈中为其火中取栗，转为热衷于调停日俄战争，是为了“使俄日两国在东北亚处于一种相互对抗和在陆地上紧密接触的状态中”，[16]形成紧张的均势态势。只有如此，才能加强美国在东北亚利益争夺中的地位，强化其作用。据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日俄战争》第5卷记载，罗斯福主张：由日本对朝鲜实施保护，取代俄国在旅顺及其周围的权利，但是要把满洲归还给中国，同时由有关大国宣布满洲的中立化。[17]罗斯福的建议在1905年初送交给英、法两国。美国之所以在朝鲜和中国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政策主张，是因为朝鲜的国力相对于东北亚当时的博弈各方来说过于弱小，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所以美国在试图扶持日本抗衡俄国及在东北亚建立均势的考虑之下，承认了日本控制朝鲜的既成事实（美国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承认既成事实的，而是根据战略目标确定是否承认）；而对于中国则要全力维护其主权。因为，首先中国仍然庞大，尚存可以在东北亚多边博弈中参与竞争的力量，中国作为博弈格局中的成员，可以牵制日、俄在东北亚的强劲扩张势头，减轻美国的博弈成本和风险；其次，一旦中国的满洲被日、俄瓜分，不仅会进一步增加日、俄的势力，使均势难以形成，而且还会加速清王朝的崩溃，使中国陷入美国人尚无法把握的混乱局面，因为美国此时还没有做好参与瓜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国内舆论等各方面的准备。

尽管日本成为了美国遏制俄国在东北亚扩张的马前卒，但是日本在东北亚的政策方向毕竟与美国不同。日本为自己占据、控制和支配满洲之路铺好了台阶，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了其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之后，显然日本无意将满洲归还中国。对于日本的企图，美国的政策则继中日甲午战争中向日本倾斜之后，又一次向日本的利益靠拢，自欺欺人地声称日本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对日本的意图视而不见。1905年1月24日，罗斯福向日本驻美公使高平表示：“美国完全赞同这次贵公使以按本政府电信中指示的条件，把满洲归还给中国的意见。”[18]美国不会看不出来日本的真实态度，只是为了自己的外交目标而对日本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还免除了自己的责任。1905年4月30日，罗斯福对负责与日本联络的陆军部长塔夫脱说：“我坚决同意日本的看法：关于一切和平条件应该在俄日两国之间直接谈判。我竭诚同意日本的包括如下范围的和平条件：日本拥有对朝鲜的控制权，保留对旅大港的所有权，经营哈尔滨、沈阳至旅顺港的铁路，同时在保证门户开放的条件下将满洲归还中国。至于提出赔款和俄国的领土割让，我自己还不准备明确表态……承诺。”[19]

不过，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东北亚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在向日本寻求均沾利益的努力碰钉子之后，美国从“归还满洲给中国”和“满洲中立化”或“国际化”的具体目标退守，转而要求日本继续保持满洲的“门户开放”这样一个抽象的目标，并含糊其辞地表述了“将满洲归还中国”，既无时间，也无具体规范的约束。5月初，罗斯福告诫日本人“给败敌一条退路我认为是明智的”，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增援到远东之前，尽管日本拥有2∶1的优势，但是日本“仍然有三四成的可能被打败，并因而一败涂地”，所以“在不迫使对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保证，对日本是有利的”。[20]日本外相小村1905年4月25日对此则做出了明确的保证。

看到未来东北亚艰难局势的美国，意识到日本不会在战后对美国俯首帖耳，所以决心“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21]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将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罗斯福对俄国表示自己的调停“完全是为了俄国的利益，并且我认为在这次危机中俄国的利益就是整个世界的利益。看到俄国被彻底赶出太平洋沿岸，实际上被赶到贝加尔湖以东，我会感到难过”。[22]在旅顺陷落后，罗斯福又告诉俄国政府说，应该立即和谈。

1905年5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要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并得到罗斯福的响应。而且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在和平谈判这个问题上，我是应日本的邀请行事的；每采取一个步骤日本事先都是知道的，不仅是得到日本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日本所表达的意愿。”只是罗斯福要求日本方面对他与日本之间的默契严格保密，以致于造成了世人以为美国的“行动不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真正是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且日本在进行谈判时显得颇为宽宏大量。我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不如说真正为了俄国的利益，但是对于日本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23]在得到了日、俄双方的停战意愿之后，1905年6月9日，罗斯福分别向日、俄两国提交了和谈建议照会。8月10日，日、俄两国的和谈在美国军港朴次茅斯正式开始。在日、俄和谈期间，美国暗中与日本进行了交易：美国用“将朝鲜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建立宗主权”为条件，交换日本对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抱有任何野心”的承诺。在7月27日美国塔夫脱部长与日本胜浦伯爵就已经达成了协议，当塔夫脱声称菲律宾应当由美国统治时，“胜浦伯爵以最坚决的措辞确认塔夫脱的看法是正确的并肯定地说，日本对菲律宾不怀任何侵略企图”。“而关于朝鲜，胜浦伯爵说，朝鲜是我们同俄国进行战争的直接原因；对日本来说，作为战争的必然结果，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问题。”日本不能容忍朝鲜今后脱离日本控制而再同其他列强签订协定或者条约，“从而恢复战前存在的那种国际纠纷”，为此“日本不得不采取某种明确的措施，以排除朝鲜后退到以前的状况并把我们置于必须再一次投入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塔夫脱部长完全承认伯爵的观察的正确，并且，笼统地说：依照他个人的看法，规定日本军队对朝鲜的保护权达到要求朝鲜没有日本的同意则不得缔结对外条约的程度，是现在这场战争的必然结果，而且将直接有助于东方的持久和平”。[24]

六、安抚日本

美国默认和接受了日本对东北亚重要地区的垄断，既反映了美国此时在东北亚的实力窘境，也表明了此后一个时期内美国的政策目标，同时奠定了美国在其后斡旋活动中的基本立场，即在现实力量对比格局和美国全球战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东北亚实行“安抚日本”的政策。1905年6月30日，日本确定了媾和条件，希望通过谈判达到三项目标。第一，基本目标。俄国同意日本自由决定对朝鲜的处置；在一定的期限内日、俄两国从满洲撤军；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哈尔滨至旅顺之间的铁路权转让给日本。第二，次要目标。赔偿军费；引渡逃入中立港口的俄国军舰；割让库页岛及其附属诸岛；出让俄国滨海州沿岸的捕鱼权。第三，非必要目标。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拆除海参崴的防御设施，改做商港。[25]

然而，俄国内部推动战争的力量却依然拒绝接受战场上失败的现实，一些大发战争之财的俄国垄断资本集团公然宣称要与日本再行决战，即使停战媾和也只能从中国东北撤军，在朝鲜只能给予日本若干“商业利益”，必须保障朝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最后是主和的维特让沙皇尼古拉二世看到了俄国虚弱的现实，并在1905年7月11日确立了俄国的媾和底线：拒绝割让领土、赔款以及剥夺俄国在太平洋上保留舰队的权利，拒绝接受对俄国舰队在太平洋海域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

一方是强弩之末，另一方是困兽犹斗。在日俄战争进行到后期，双方的战争能力都难以为继，可是又都试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国际力量的外交斡旋对谈判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看到了日本基本条件与俄国底线的契合点，同时也看到让日本在东北亚实现崛起以形成新均势的意义和保持俄国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的价值，因此，美国压迫双方达成妥协。1905年8月18日，日、俄双方在朝鲜、中国旅大租界权和南满铁路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在割让库页岛和赔款问题上，日本做出分割库页岛、俄国补偿12亿日元并放弃军费赔偿的让步。罗斯福认为这是可行的基础，一面敦促俄国接受，另一方面请求德国和法国政府一同劝告沙皇接受条件。可是沙皇表示宁愿将数百万卢布用于战争，也不愿意给日本人以补偿，谈判陷入僵局。最后是求和心切的日本政府放弃了所有的赔偿要求。日本政府决定，鉴于作为开战目标的满韩重大问题既已获得解决，纵使不得已放弃赔款、割地两项要求，亦须于此时完成媾和。1905年9月5日，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签订了《和平条约》及附加条款，通称《朴次茅斯条约》：（1）日本完全控制朝鲜；（2）俄、日从中国战区撤军；（3）经中国允许将俄国在旅大的权益转让日本；（4）将南满铁路权转让日本；（5）俄、日两国可以在各自控制的满洲铁路沿线配备守备军；（6）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在滨海州沿岸享有捕鱼权。东北亚新格局由于此条约的出现而形成。

此后，美国积极配合日本说服朝鲜和中国接受《朴次茅斯条约》及其附加条款，结果是中国和朝鲜在这次列强的国际博弈中成为牺牲品。然而，美国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均势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体系。首先，被牺牲掉重大国家利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弱小国家，而是该地区传统的强国、大国，曾是该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宰，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其次，俄国是东北亚国际博弈的重要成员，但是军事上的失利使俄国社会此刻也正处于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夜，战败的结果让风雨飘摇的帝俄更是雪上加霜，即将覆灭的帝俄使得美国催生的东北亚新格局失去了稳定基础。第三，取得战争胜利的日本是博弈成员中最具活力的一方，从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看都处于膨胀阶段。尽管战争让它倾全国之力，然而这与日暮途穷的没落帝国不同，短暂的均势格局与和平状态恰恰为它打破平衡、谋求新霸权聚积力量提供了极佳的时机，它是摧毁美国筹建的东北亚新均势的最活跃的力量。因此，日俄战争后形成的东北亚新格局并不具备长期存续的稳定性条件。从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目标看，美国促成这样的结果，与其初衷是南辕北辙的。然而，从美国外交政策的机制分析，这样的结果又是其历史的宿命，别无他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