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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与优先级的权衡:解析盟友对美国在遥远地区扩展威慑的认知|国政学人

 国政学人 2022-10-01 发布于天津

声誉与优先级的权衡:解析盟友对美国在遥远地区扩展威慑的认知

作者:Tongfi Kim,布鲁塞尔治理学院安全、外交和战略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联盟政治和国际安全;Luis Simon,布鲁塞尔治理学院安全、外交和战略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为美国地缘政治的演进以及其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

来源:Tongfi Kim & Luis Simón (2021) A Reputation versus Prioritization Trade-Off: Unpacking Allied Perceptions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Distant Regions, Security Studies, 30:5, 725-760, DOI: 10.1080/09636412.2021.2010889

导读

在大国竞争激烈,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美国扩展威慑的重要性对其盟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不同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时刻,如今美国可运用的军事资源相比较之前受到了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又该如何看待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扩展威慑?具体而言,在什么情况下,盟友会把庇护国在另一个地区的扩展威慑的承诺视为对其自身安全为积极还是消极?这一重要的问题在至今为止的联盟政治研究中较少得到关注,所以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于美国何时安抚盟友,维持其全球联盟体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聚焦于资源限制和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解释盟友在何时会把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扩展威慑视为负面的理论框架。作者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当扈从国认为庇护国的资源限制越严格,其更倾向于视庇护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为负面,并且相比较声誉,更担心优先级的问题。第二、扈从国越是将其安全视为被一个敌国所威胁,越会把庇护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视为负面,并且比起声誉也会更担心优先级。随后作者通过检验日本对美国在欧洲安全承诺的认知和波兰对美国在亚洲安全承诺的认知的两个案例,发现当盟友认为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扩展威慑为负面的情况下,其在权衡美国的声誉还是优先级时总是更关心优先级的问题。

摘要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扈从国(protégé)可能视其庇护国(patron)在另一个地区的扩展威慑的承诺对其自身安全为积极还是消极?遥远地区的扈从国视彼此地区庇护国的扩展威慑承诺存在互补的声誉联系。然而,在庇护国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两者又存在着竞争关系。作者称这种现象为“声誉与优先级的权衡”(reputation versus prioritization trade-off)。本文作者认为扈从国更重视庇护国的声誉还是优先级,取决于他们对于区域安全环境的动态认知。反过来,这些又受到他们对其庇护国的资源限制和敌国威胁认知的制约。作者运用了日本如何看待美国在欧洲不断变化的安全承诺以及波兰如何看待美国在亚洲不断变化的承诺这两个案例来验证其观点。

文献回顾

关于盟友认知和扩展威慑的既有文献倾向于单独分析地区的事态发展。然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也会影响美国作为一个安全保障者的声誉和各个盟友(或地区)的特定利益。由于根据定义,声誉在不同的情况下会转移,因此声誉会影响美国军事保护的总体可信度。利益和能力在特定情况下对可信度也很重要,但美国的利益和能力分散在全球,而美国的盟友需要为此彼此竞争。因此,从区域间的视角看待美国盟友对其扩展威慑的认知具有优势。

本文补充了最近关于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之间联系的两个文献。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R. Krebs)和詹妮弗·斯宾德尔(Jennifer Spindel)的研究表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强硬政策没能安抚盟友,并且许多欧洲盟友反对美国的强硬政策。同样的,伊恩·亨利(Iain D. Henry)的研究发现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许多美国的盟友鼓励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从而避免战争。以上研究都表明一个盟友有理由反对庇护国对其他盟友的承诺,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和平情况下的扩展威慑。本文则是强调声誉作为“全球商品”的一面,认为美国的盟友会意识到美国的能力和政治关注是有限的,需要注意这些是怎样分配的。

尽管既有文献表明欧洲和东亚是美国大战略的主要优先地区,但美国如何在这些地区之间优先分配资源这一问题并没有被系统性地分析。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思考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欧洲的位置,但美国在和平时期如何确定欧洲和亚洲的优先次序,以及这可能对扩展威慑产生何种影响,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声誉与优先级的权衡

本文作者认为盟友更重视声誉还是优先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其区域安全环境的认知,而这又主要被两个因素所影响:庇护国的资源限制和敌国的威胁。

假设1:当扈从国认为庇护国的资源限制越严格,其更倾向于视庇护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为负面,并且相比较声誉,更担心优先级的问题。

当庇护国的资源被视为充足时,即便是扈从国处于较低的优先级仍能够期待有效的保护。但如果庇护国的资源被视为受到限制时,能否在优先级列表中占据较高地位对于扈从国的安全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面对的威胁相同的话,处于同一地区的扈从国能从庇护国对区域内其他扈从国的承诺中获益,但这样的好处在遥远地区之间的盟友间难以获得。庇护国用来威慑和防御能力的最直接指标是其部署在扈从国领土或区域内的部队,但就算没有这样的军事存在,只要庇护国对潜在挑战国有较大军事优势时扈从国依然能够感受到安全。此外,扈从国也能从庇护国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的轨迹中获取关于庇护国和潜在挑战国的未来均势的信息,庇护国的经济困难会诱发其从安全伙伴关系中脱身。因此,扈从国不仅关注战场中庇护国的军事承诺,也关注庇护国对防卫政策更广泛的财政限制。

假设2:扈从国越是将其安全视为被一个敌国所威胁,越会把庇护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视为负面,并且比起声誉也会更担心优先级。

当扈从国认为其主要敌国在加强能力或是有修正主义倾向,那么其就会特别关注庇护国对其他地区的关注和资源转向。在经验分析方面,作者选用了在扩展威慑运作的同时,认识到的威胁在不断增长的案例。作者在关注外部威胁变化的同时认为庇护国的安抚也会对自变量有重要影响。庇护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持续地释放,或增加承诺给一个焦虑的扈从国,从而缓和其对庇护国对资源和敌国威胁的担忧。最后,作者强调这两个自变量之间是“相加”而不是“相互影响”的作用。换言之,对于资源限制和威胁认知的效果不以彼此的价值为条件。当这两个变量都指向扈从国安全环境的改善或恶化时,作者预计它们的综合效应将对庇护国的域外安全承诺产生最弱和最强的担忧(图一)。本文对两个各自在东亚和欧洲的美国军力态势和防卫战略都占据关键地位的盟友—日本和波兰(之前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与2010-2012之后)进行案例研究来检验本文的假设。

图1:扈从国对庇护国域外承诺的认知

日本对美国在欧洲安全承诺的认知

日本对美国的独有依赖使得其对于其他地区的安全发展几乎漠不关心。然而,有时欧洲的安全发展也会对日本的防卫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作者在对日本政策制定者的采访之中,也确定了与欧洲有关的声誉与优先级之间权衡的存在。不同的人对这一权衡看法不一,作者将在以下论述中展现资源限制和威胁有关的考量是如何影响其对美国在欧洲的扩展威慑和对声誉与优先级的评估。

1.美国军事资源与日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认知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之前,日本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美国能够支持日本的军事资源持乐观态度。当时的美国对所有潜在竞争者占据军事优势地位,而日本则是美国极为宝贵的盟友。因此,比起资源限制,当时日本的分析人士更担心美国的单边主义。尽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背景之下,美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军事存在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引发日本对于与优先级有关的担忧。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施加于美国军事资源的限制开始变得巨大,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资源限制对于美国威慑敌国能力的负面影响。当美国军事资源充裕之时,美国在另一个地区的安全参与对日本而言问题不大,但资源限制改变了日本的计算。作者对前日本防卫官员的采访透露出当时日本对于美国资源限制的认知引发了日本对美国在欧洲介入的担忧。但作者对另一位政府官员的采访则证明了声誉对其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美国应对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时并没有动用很多资源,而向俄罗斯发出的关于北约保卫其盟友的决心对于日本而言更为重要。然而,这一观点恰恰证明了作者的讨论的中的警告,即日本外交官积极地看待美国站在其欧洲盟友一边的原因是他评估对于没有多少资源从亚洲转移出去。综上,上述发现证明了假设1。

2. 日本对于2010-2012冲突升级之前和之后的认知

在2010和2012中日海洋争端之前,中国并没有被日本视为直接威胁。而2010年又恰好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结构变化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和现代化最终导致了日本威胁认知的深刻变化。但在此之前,由于海洋领土争端的现状并没有被严重挑战,所以中国的威胁也并没有被视为是极其严重的。作者也并没有发现在2010年以前日本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安全承诺对于其是有利还是不利的证据。而问卷调查表明在2010-2012中日冲突升级之后,日本公众的威胁认知有所提高,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海洋活动感兴趣。这一上升的威胁认知自然地影响了日本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的看法。一位日本官员接受作者采访也透露了其最大的担忧是日本在面对中国时,美国从日本撤退。在此背景下,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吸引美国军事资源重要性。而在因变量方面,作者发现日本对美国的欧洲安全承诺逐渐产生兴趣,并且2015年的防卫白皮书中也提及了美国优先级的问题。总之,作者的发现佐证了假设1和2,美国资源限制和中国增长的威胁使得日本政策制定者开始逐渐担忧美国在欧洲的介入。

波兰对美国在亚洲安全承诺的认知

考虑到美国扩展威慑的承诺对波兰安全的重要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使得波兰领导人和安全专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东亚的安全情况,以及这将怎样影响美国防卫和外交政策优先,以及通过它们对波兰自身安全的影响。

1.美国军事资源与波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认知

与日本一样,波兰也把2000年代早期的美国权力视为充裕的。尽管由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波兰对于美国对欧洲可见的兴趣下降表达了担忧,但这些担忧并不严重。而在2008年以前东亚也很少在波兰政策制定者脑海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拥有无限权力的形象,以及凸显了逐渐增长施加于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的限制。在这一背景之下,波兰战略界对于美国在亚洲扩展威慑的增长逐渐产生了兴趣。波兰政府也对美国转移到亚洲更加地关注。2013年波兰的国家安全白皮书中可以看出,波兰并不担心短期内被抛弃,但对于欧洲在美国优先级的下降比较敏感,因为长期来看这将会有被抛弃的风险。除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以外,波兰政府文件还表明了一个趋势,即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而波兰认为这种趋势恶化了美国有限军事资源这一难题。

2.波兰在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前和之后的认知

波兰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在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之后迅速上升。从2009年开始,波兰对领土防御开始越来越关注。然而,波兰并没有把该战争视为像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那样的严重安全威胁。不同于乌克兰,格鲁吉亚并没有与波兰接壤。在因变量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在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前就给波兰敲响了警钟,因为当时波兰已经认识到了美国的资源限制。而根据民调显示,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直接导致了波兰公众的威胁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波兰的政府文件不仅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还强调了美国优先级的问题。许多波兰官员和安全专家也确认了在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波兰开始表露出对美国在亚洲战略关心增长的担忧。但与此同时,美国对克里米亚合并的反应成功地安抚了波兰。大多数波兰专家和官员认为激进的俄罗斯政策能够改变美国对欧洲安全环境的认知,美国的再平衡并不意味着一个从欧洲的决定性转移。以上发现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和2(图2)。尽管作者采访的日本和波兰官员以及政策文件表明两国都相对满意美国的安抚手段,但两国的政策没有急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声誉与优先级的权衡无足轻重。事实上,作者观察到两国都在持续寻找外部选项来补充与美国的同盟。

图2:发现的总结

对未来研究的含义和进一步探索

通过发展出一个用来分析扈从国对庇护国跨区域安全扩展威慑承诺的认知的框架,本文为既有文献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扩展威胁、声誉以及战略优先级。然而,本文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考虑到美国赋予亚洲和欧洲的战略重要性的不对称性。今后的研究应该系统性地考察盟友对美国的战略关注以及优先级竞争中的不对称性。此外,作者还发现盟友仍然对美国作为一个庇护国有很强的信任感。本文的发现对扩展威慑的目标—扈从国和庇护国都有很重要的含义。第一、如果庇护国的相对权力衰退时,优先级的担忧将会在扈从国之中变得更加严重。第二、庇护国应该期望面对严重安全威胁的盟友对其优先级感到敏感,并要求其作出额外的安抚努力。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应继续探索声誉与优先级权衡如何与其他因素有关。这不仅包括追随、对冲和替代同盟安排的可获得,还有国内政治和心理因素怎样影响这一权衡的同盟认知。

词汇积累

扈从国

Protégé

庇护国

Patron

优先级

Prioritization

译者:黎开朗,国政学人编译员,就读于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邓浩然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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