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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读过6年高小，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1930年，14岁的段苏权参加革命，由于有文化，他被派到地方工作， 担任过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和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两年后，段苏权加入红军队伍，在湘赣苏区任职，1934年升任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跟随部队参加了西征。
经过数个月的苦战，红6军团和红2军团胜利会师。不久后红二六军团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由于围堵的敌人太多，需要一支部队佯装成主力把敌人引走一部分，减轻主力突围的压力。最终上级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黔东独立师，并任命年仅18岁的段苏权为政委。之后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率部牵制了十个团的敌军，和敌人血战了20多天，为主力东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此时，独立师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经过连番血战之后来到了四川秀山邑梅镇，不料再次落入敌人的重围当中。激战中，段苏权的脚踝骨被敌人的子弹击穿，负了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他主动要求师长王光泽派人把自己送到老乡家里养伤。两个战士把段苏权抬到了一个小山村里，交给了一个名叫李木富的农民，随后他们就去追赶队伍了。不久后黔东独立师被敌人打散，师长王光泽被俘，惨遭敌人杀害。
红军战士走后，李木富认为把段苏权藏在家里不保险，就和妻子杨桂花一起把他抬到了山里的一个山洞里。夫妻二人抱来一捆稻草，铺一半在地下做褥子，留一半当被子，把段苏权安置在了这里。之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都会送点红薯稀饭和草药来，勉强能维持住段苏权的生命。半个月之后，李木富就不来送饭了，段苏权一连饿了三天。他以为李木富家里出事了，便用两个手掌和膝盖爬出山洞，艰难地来到了李木富家中。 李木富夫妇把段苏权扶进屋里，用温水给他洗净伤口，给他喂了些红薯稀饭。看着李木富空空如也的家和面带菜色的一家老小，段苏权明白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了，他们一家人连自己都快没东西吃了，哪里还有能力再养活一个红军伤员呢。段苏权决定回湖南老家，临行前，李木富请人给他做了一副拐杖，段苏权拄着双拐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段苏权一路乞讨，经过将近一年的磨难之后来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的段苏权看到旁边有一个小豆腐店，就准备过来讨点吃的，不料由于太虚弱，刚说了几句话就晕倒了。豆腐店的老板名叫刘维初，也是茶陵人，他听出了段苏权的口音，就把这个落难的老乡背进了豆腐店里。段苏权一直在刘维初家里住了42天，这期间，刘维初请人给他理了发，换上了干净的衣裳，还请医生给他治好了脚伤。 段苏权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不久后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刘维初，把儿子接回了家里。回到家后的段苏权一直想法设法打听红军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回音。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才从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之后他辞别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路辗转来到了延安。先是进入抗大学习，不久后来到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担任政委。
抗战胜利后，段苏权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过东野8纵司令员和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和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副兵团级基本上都是中将，苏权却因1934年11月底至1937年11月这一段掉队后又归队的历史被人质疑，被划入有“历史问题”的人，最终被“暂授少将”。 段苏权觉得很委屈，一气之下撕掉了肩章，而且去世时也没有穿军装。对于自己的救命恩人，段苏权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刚成立，他就来到茶陵看望刘维初，还把他的儿子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后来段苏权还把刘维初接到自己的家里闲居，并表示要留他长期居住。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闲居不习惯，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了老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段苏权总是会给刘维初寄钱或寄东西，年年如此。
除了刘维初之外，段苏权还多次托人打听李木富的消息，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找到。直到1983年才找到了李木富的确切住址，此时段苏权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无法长途奔波去看望恩人李木富，就多次给他写信表达自己的谢意和问候，而且段苏权还多次给李木富寄钱寄物，其中一次就寄了1000多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段苏权将军有多么重情义，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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