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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第三卷出版发行

 老王abcd 2022-10-02 发表于广东

编者按:被誉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的《政治通鉴》第三卷近日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政治通鉴》的研究与编纂,是一项大型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政治通鉴》是多卷本的大型丛书,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领衔主编,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分别于2020年10月和2021年9月出版发行,均曾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

《政治通鉴》第三卷由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五部分构成,书中包含了《尚书》(姚中秋)、《论美国的民主》(段德敏)、《法国大革命》(郭台辉)、《袁世凯称帝与护国运动》(徐畅)、《拉美西斯二世》(徐诗薇)、《民族主义》(赵嘉)、《全球正义理论》(高景柱)、《早期国家》(何增科)与《军人政权》(周方冶)等重要条目。

《政治通鉴》第三卷延续了前两卷的写作风格,既汇集了相关专题上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又体现了每位作者自己的独立分析。《政治通鉴》的每个条目为3-4万字,超越了普通百科全书的束缚,是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政治通鉴》的条目包含了对相关主题的客观描述、研究综述和作者自己的研究结论,因而既具有工具性和通识性,又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为了使读者朋友对《政治通鉴》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我们在广告后附上俞可平教授为《政治通鉴》所作的总序。总序就《政治通鉴》的编撰动因、基本内容与主要特色做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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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总序

文/俞可平

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举世公认的绝世奇才。这位出生于公元前380多年的古希腊天才创立了多门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重要学说至今仍是这些学科史上的丰碑。在他涉及的所有学科中,政治学一直被他断定为最重要的学科。他认为,人类作为最高级的“政治动物”,其终极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让所有公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则应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政治学之所以是“主导学科”,就是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唯有政治学着重关注“城邦最高的善”,即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增进城邦的公共利益,让全体公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什么同一群人在同一地域中,有时富裕,有时贫困?有时野蛮,有时文明?有时内战,有时和谐?有时堕落,有时进取?有时贪婪,有时慷慨?(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之问”)亚里士多德毕生致力于思考这些问题,他的政治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他对上述“亚里士多德之问”的终极答案便是:政治制度是决定城邦命运和公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他说:“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因此,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政治与政治学。为了寻求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曾经带领成百上千的学生,对古希腊的158个城邦国家的政体逐一进行考察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是他对古希腊城邦国家政治制度考察与分析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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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先贤大儒也特别重视政治,把王权和王道看作社会稳定和国家兴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这里的“史”主要就是历代的政权兴衰史,这里的“鉴”则主要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而言的政治得失。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西周时期,王朝就设有史官,开始官修历史。据《逸周书》所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记》并非后人熟知的司马迁所著。周朝在位时间最长(公元前976年-前922年)的周穆王,就命令左史戎夫作《史记》,主要内容便是记载28个古代国家的亡国教训。司马迁的划时代巨著《史记》,实际上主要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的兴亡史。《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表”的基本内容,无非就是历代帝王、诸侯、大臣的政治传记,以及历朝重要政治制度的记录。司马迁欲通过编纂《史记》,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变”,主要也是历代的王朝政治之变。至于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就开宗明义: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君王统治提供借鉴。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资治通鉴》的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可见,“讲政治”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传统中国有重政治的传统,却无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问题、概念、方法和公理,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取代的基础学科,对人类的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首先,政治学有助于确立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人类的政治进步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为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设定目标,奠定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政治学的首要功用。其次,政治学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政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其三,政治学有助于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进人类政治进步。政治进步、政治评价必须有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提供政治评价的标准,使得政治进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其四,政治学有助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本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利益,政治学知识帮助人们认清政治生活的实质。最后,政治学有助于总结人类政治的游戏规则,影响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一般认为,1899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专门的“政治讲堂”,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端,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120年中,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中国政治学时断时续,在十分曲折中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错误地将政治学当作“伪科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要尽快恢复的直接指示下,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才得以在中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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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蔡元培校长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师生合影

重政治而轻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而现代的政治学经典则廖若晨星。以工具书为例,《史记》《资治通鉴》,乃至整个《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大典》《全书》,均可算作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资料,而现代的工具性政治学基础文献,则十分稀少。改革开放后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传统政治经典的工具性文献与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有三个重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王朝政权的制度和政权更替,现代政治学工具文献的主要对象则是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二是阅读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统治阶层,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现代文献的主要对象则是广大民众。三是研究范围不同,传统文献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而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则不限于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毫无疑问,对于现实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教育来说,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更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为了填补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早在2017年就决定开展“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工作,这一研究工程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被列入“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不是编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工具书,甚至也不是编纂政治学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研究工程,本项研究将努力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

显而易见,这样一项大型基础研究工程,仅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决定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各项任务。按照我们的设想,最终成果将是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又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且充分体现中国政治学者的独立观点。该项研究不仅将总结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将分析和探讨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此外,“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实施过程,也将是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过程,是“政治通鉴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通鉴》,就是“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每一卷《政治通鉴》均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清华大学杨雪冬教授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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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政治通鉴》第一卷发布会

我们计划陆续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治通鉴》等经典政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的镜鉴。《政治通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努力要求作者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每个部分都将包括经典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以及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第二,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对所论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仅要做纵向的比较历史分析,还要做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三,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政治通鉴》的内容既包括整理和汇编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学经典文献和政治思潮,同时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

“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撰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通力协作与支持。最终成果的陆续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坚强支持。北京大学当初决定建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新实体机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包括编撰出版《政治通鉴》。没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实体机构的支撑,“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要感谢全体作者的贡献。《政治通鉴》的作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更多的是中心之外的相关领域专家。由于《政治通鉴》选录的条目,大都是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通常都会有专门的研究者及其代表性成果。当编委会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为《政治通鉴》贡献其最新成果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最后,特别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为了保证《政治通鉴》的顺利出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还延请了当年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资深编辑参与审稿。由于需要致谢的人数众多,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出名单,哪怕是贡献重大的领导和学者。

按照“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编撰计划,我们在多卷本的《政治通鉴》全部出齐后,还将按照五个主题的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门别类再出一个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欢迎各位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我们及时修订和完善各个条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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