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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东魏慕容繤墓志》所见“龟兹王慕容归”即《魏书》中的“万度归”。万度归是北魏太武帝经略西域所倚仗的重要人物，先后攻伐鄯善、焉耆、龟兹。北魏经营西域是受亡国余绪牵动而步步西进的结果，偏离了原先制定的先与柔然决战的部署，西讨龟兹后政策转轨。慕容氏仕魏后屡遭清洗，事涉国恶丑闻，姓氏“慕容”遂成国史中的禁忌，北魏史臣和慕容子孙讳莫如深。北魏国史案后，史官被废，龟兹王慕容归事迹自此断绝。史馆重开后，恰逢慕容白曜案，史臣避忌，删削敏感的慕容史料，致使这位立功绝域的龟兹王隐没不显。 北魏经略西域的高潮出现在太武帝晚年，不仅在鄯善、焉耆相继置镇设官，实行直接统治，还进军西讨龟兹。但是，这些西域军镇旋即废撤，存在时间甚短，此后北魏对西域的经营转向消极、被动。[2]众所周知，魏收所撰《魏书·西域传》久已亡佚，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从《北史·西域传》中辑出，纪事颇为简略，纪年多有舛误，致使后人对北魏太武帝在有利局势下行收缩战略感到迷茫，且北魏西讨龟兹后，必定有所处置，然正史阙载。所幸近年新出的《东魏慕容繤墓志》记录了北魏龟兹王，恰好填补了太武帝时期西域史料的空白。本文以《慕容繤墓志》为线索，缀合零散史料，尝试钩沉龟兹王事迹，以此审思北魏太武帝经营西域盛极而衰的根源及龟兹王慕容归隐没的原因。 1.祖归，使持节、平西大将军、流沙以西都督三道诸军事、龟兹王。 2.父虔恭，立忠将军、黄龙镇将、使持节、征虏将军、安州刺史。 3.君讳繤，字元仁，辽西人也，燕惠闵帝之五世孙。系克昌之余烈， 4.承盛德之遗尘。多福相仍，徽猷世及。祖平西树德立功，名垂 5.后世；父安州荣家光国，声振当时。君资神挺生，膺和秀出，器 6.宇闲深，识亮清远，孝悌之性发自天然，笃敬之诚匪由因袭。希 7.子游之文学，慕宣光之纵横，综六艺以饰身，兼百行而为美。以 8.名家贵胄，解褐为中书学生，仍授宣威将军、给事中，历宁朔、奉 9.车、镇远、步兵校尉，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入为直阁将军，又兼 10.武卫将军，趋侍丹墀，综兹禁旅，匪懈垂誉，慎密流风。迁安东将 11.军、光禄勋卿。稍转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进卫大之号，寻加骠[4] 12.大将军，从斑例。可以骋足康衢，奋飞天路，而逝水难留，徂光易 13.往。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五，兴和三年九月廿六日，薨于邺都 14.永康里宅，兴和四年岁次壬戌十一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迁 15.葬豹寺之南野马岗之东，虑陵谷颓涌，人理东西，式镌玄石，永 16.晳幽泉。其铭曰： 17.于惟上宰，开国承家。世雄辽碣，代于诸华。祥同羽盖，谣等金车。 18.自土尤近，源流未遐。余庆爰萃，美钟于兹。勤兼行始，敬乃德基。 19.青紫骈彩，卿校重晖。冲天不遂，毕地长归。寿堂已启，檟榇斯存。 20.掩迹幽隧，芘体长原。功欤名欤，何时复论。先君如见，以识沉魂。 21.妻闾，父驎，散骑常侍、华林都将、武卫将军，平北将军、并州刺史。 22.妻元，父瑞，司空从事中郎、太常卿。长息显寿，镇远将军、步兵校 23.尉。息显和，宁朔将军、奉车都尉。息显宗，孝庄帝挽郎。息明。息略。 墓志所载慕容繤既为“燕惠闵帝之五世孙”，望出昌黎，却虚指“辽西”。“燕惠闵帝”即后燕慕容宝，其在位时，北魏道武帝攻陷中山，徙皇族慕容氏入平城。孝文帝迁都以后，诏令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5]，随迁的慕容氏亦改籍河南洛阳。[6]慕容繤生于太和元年（477），以父祖之资拜中书学生，历奉魏末诸帝。北魏分裂后，家族以“辽西人”自居，放弃了河南洛阳的郡望，折射出慕容氏与拓跋的隔阂及东魏北齐对孝文帝改革的反动。 这里需先辨明的是，墓志所见慕容繤父祖的官号究竟是历官还是赠官。北朝后期，墓志制作的参考文本主要是丧家提供的行状，赠官的书写有着特定的格式，一般以将军号+地方长官号（刺史、太守）为中心。[7]但是，有的丧家在墓志刻写时却将历官与赠官杂糅，以《北魏卢令媛墓志》为例，卢令媛曾祖卢度世，“散骑常侍、太常卿、使持节、镇远将军、济州刺史、固安惠侯”，外祖荥阳郑道昭，“国子祭酒、秘书监、使持节、镇北将军、光青相三州刺史、文恭侯。”[8]稽核《魏书》，卢度世历官散骑侍郎、太常卿，谥曰惠侯；[9]郑道昭出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入为秘书监，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10]两相比较，这方墓志自“使持节”后的官号、谥号属于赠官、赠谥。可以看出，若无本传参照，后人将难以辨识墓志中官号的性质。慕容归在正史中无传，龟兹王的性质尚难遽断；慕容虔恭有两个将军号，“立忠将军”为从三品上，“征虏将军”为正二品中，[11]后者比前者高了二级，符合北魏赠官基准。据此判断，“立忠将军、黄龙镇将”是历官，“征虏将军、安州刺史”为赠官。 《北魏长孙季墓志》载长孙季夫人昌黎慕容氏的家世情况，可与《慕容繤墓志》互补。这位慕容夫人是“大燕文明皇帝之后，领军邵陵王謩之曾孙，黄龙镇将定之女也”，北魏太昌元年（532）与夫合葬。[12]黄龙镇将慕容定与慕容虔恭实际上是同一人，《说文》释“定”为“安”，[13]“虔恭”即其表义，北俗称名以字行。所以，“虔恭”乃是慕容定的字。再者，从年代推断，慕容夫人与慕容繤是同辈亲属，家族完整的世系为：曾祖慕容謩——祖慕容归——父慕容定。若以代际二十年推算，慕容归当活跃在太武帝时期，活动轨迹深入西域。但是，这位立功绝域的龟兹王不见于正史，《北魏长孙季墓志》也将其略去。那么，北魏封慕容归为龟兹王有何背景？这位资深功大的龟兹王因何故被史家隐没？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龟兹王慕容归的事迹不见于正史，但是，终北魏一代，唯有太武帝时的成周公万度归曾远征龟兹。这就不得不将慕容归与万度归联系起来思考。万度归爵号“成周公”标明其所自来，且与慕容燕紧密相关。《晋书·慕容廆载记》称：“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14]“成周郡”是慕容廆为安置豫州流民而设，至慕容皝时裁撤，[15]北燕袭置成周郡。[16]万度归爵名成周，标明本贯为辽西。这是两人共同点之一。 万度归在太武帝时任散骑常侍，这一官职有着特定的入选资格。据《魏书·官氏志》，北魏前期仿中原制度设左右近侍之职，“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散骑常侍主顾问，拾遗左右，犹如内侍长。[17]散骑作为内侍显官，入选门槛较高，太武帝时犹如此。《北魏献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载：“夫人本姓侯骨，其先朔州人，世酋部落”、“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考伊莫汗，世祖之世，为散骑常侍”。[18]万度归入选散骑，说明其家族在北魏具有较高的声望。慕容归的父亲慕容謩为领军、邵陵王，领军将军是北魏宫廷宿卫军的最高长官，素由拓跋宗室担任。[19]慕容謩仕至领军，任寄甚重。由此可见，慕容归与万度归就家世背景而言，都有充分资格应选散骑。这是两人共同点之二。 万度归实由两组名号构成，究竟是“万+度归”还是“万度+归”，值得斟酌。按照《魏书》的记载，成周公万度归是姓“万”名“度归”。姚薇元指出，“万”是东胡契丹姓，本姓“吐万”，乃“吐万单”的省译，孝文帝时改作“万”。[20]陈连庆则认为“万”是鲜卑姓。[21]总之，这个姓氏源自东胡部落。至于“度归”，罗新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北族名号“吐根”的异译，本义为準，北俗以猛兽为名。[22]但是“万度+归”亦有文献支撑。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所见高昌的镇名即有“万度”。[23]《晋书·忠义传》载：“车济字万度，敦煌人也。”[24]荣新江据此指出，“万度”似乎是柔然语词汇且沉淀为原车师国境内的地名。[25]这说明，“万度”也是北族通行的名号，而“归”则是鲜卑常用的美称。罗新考察了鲜卑诸部的得名，推论慕容部得名于先祖“莫护跋”，“慕容”是“莫护”的音译。[26]从释音角度来看，无论上述哪种构词形式，“万度”与“慕容”在语言上都很难勘合，但慕容归为“平西大将军、流沙以西都督三道诸军事、龟兹王”，却是将其与“万度归”联系起来的重要线索。有鉴于此，爬梳北魏太武帝西域开边的过程，考镜万度归的建树，则成索证的关键。 北魏太武帝西域开边，与汉武帝经略西域有诸多可比较之处。事实上，北魏建国之初，有司即受“汉氏故事”的驱动请通西域，[27]太武帝在平凉州后的经营即以“前世故事”为参照。据《魏书·崔浩传》，崔浩曾向太武帝表奏：“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28]崔浩以汉家故事作比附，帮助太武帝理解汉武帝“开凉州”“通西域”与“击匈奴”的利害关系。太平真君九年（448），太武帝闻知万度归大破焉耆后，感慨道：“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班固释“即序”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贡物也。”[29]由此可见，太武帝在“自古帝王”中引为鉴戒的不就是开边兴利的汉武帝吗？只不过，此时的太武帝全然沉浸在控引西域的喜悦中而骄矜作态、傲视汉武。 北魏太武帝西域开边的背景与汉武帝通西域截然不同。田余庆即曾指出，汉匈决战后，剩下的主要问题是辑睦西域诸国，所以，汉武帝打西域是箭在弦上、时势使然。[30]北魏的情况则不同，太武帝即位之初，强敌环伺，因而制定了“先除有足之寇”[31]的作战方略，即以柔然为主要军事目标，但远开西域却在与柔然决战之前。此外，北魏与柔然都是骑兵作战，即崔浩强调的“蠕蠕恃其绝远”，而“高车又号为名骑”，“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32]可见北魏长于野战，为抵御北方游牧部族，战略上选择的是正面决战，无需如汉朝那样远辟西域战场。这就是说，汉武帝通西域是军事打击匈奴的战略需求及延伸，而北魏太武帝西域开边却偏离了原先的军事部署。 这主要是因北魏在灭亡沮渠氏政权后，受残余势力牵制，西顾之忧难解，遂步步西进。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政权，沮渠残余退据张掖、酒泉、敦煌。《魏书·奚眷传》载：“世祖平姑臧，遣眷讨沮渠牧犍弟私署张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无讳与宜得奔高昌。获其二城。”[33]《魏书·西域传》称：“及世祖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34]北魏兵锋虽推进至酒泉，但沮渠无讳据有敦煌、高昌，背靠柔然，南联吐谷浑，时有东出之意。敦煌要成为北魏西进的稳定立足点，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的较量。 太平真君元年（440）正月，沮渠无讳寇酒泉，诱执弋阳公元洁；三月，酒泉陷；四月，无讳寇张掖，秃发保周屯于删丹；五月，无讳复围张掖，不克，退还。[35]“删丹”亦作山丹，地在张掖东，秃发保周屯驻此地，旨在配合无讳攻打张掖。张掖是姑臧的西面门户，相较于酒泉陷落，北魏更在意张掖得失。《魏书·周观传》称：“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36]《魏书·奚眷传》载：“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征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骑追之，保周穷迫自杀。”[37]“番禾”在山丹东，地近姑臧，沮渠无讳复围张掖，秃发保周引兵东进，阻断援军。魏军自东而西，保周首当其冲，无讳却退还酒泉。秃发保周处境“穷迫”，前有张掖守军，后有奚眷追兵，因而自杀。沮渠无讳震动，遂降魏，北魏赐爵酒泉王，旋即反覆。真君二年，太武帝诏奚眷西征，克获酒泉，无讳逃亡敦煌。[38]真君三年，北魏西讨，无讳捐城遁走，西渡流沙，据有鄯善。[39]至此，北魏彻底肃清了河西地区的北凉残余，稳固地占有河西，获得了西进据点——敦煌。 北魏势力向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太平真君六年的鄯善之役。鄯善，地即古楼兰，北有白龙堆路，是沟通内陆与西域的重要通道。鄯善之役与汉武帝发动的楼兰之役有相似之处。田余庆指出，楼兰之役是汉朝为保护西行使者而发动的一次战役。[40]鄯善之役的起因是鄯善国遮断行路、隔绝魏使。《魏书·西域传》载：“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41]余太山分析认为，鄯善国对魏使态度的转变并不始于北魏平凉，而应在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氏据有鄯善之后。[42]诚如是说，真君二年，沮渠无讳遣弟安周击鄯善，战役初始，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鄯善国至真君二年依旧供应魏使，但在降附沮渠氏后，“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43]，于是而有太平真君六年旨在打通西域的鄯善之役。 世祖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47] 鄯善既平，西域南北通道重新打通，北魏使臣随之活跃，军事上也没有再西进的需求。此时，沮渠氏托庇于柔然，盘踞在高昌，与焉耆相邻。焉耆是西域交通要冲，从鄯善北经焉耆可抵高昌、柔然，这是“河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51]《宋书·氐胡传》称沮渠无讳遣使江左，受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52]的褒奖。“邻国”之谓，除了柔然以外，当包括焉耆。焉耆夹在北魏、柔然两大势力中间，因北魏在西域还不足以对抗柔然，遂有所偏向，于是有“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53]的事件发生。 世祖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约赍轻粮，取食路次。度归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军向员渠。鸠尸卑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鸠尸卑那众大溃，尽虏之，单骑走入山中。度归进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焉耆为国，斗绝一隅，不乱日久，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55] 《魏书·唐和传》载：“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57]据《魏书·车伊洛传》，车伊洛“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58]。余太山指出，“东关七城”应该就是“柳驴以东六城”加上“波居罗城”。[59]这就是说，车伊洛先于唐和与万度归会师，两人同受万度归节度。车伊洛是焉耆东境的部落帅，征焉耆前已受封前部王；唐和在兄伊吾王唐契死后，拥部落避难于前部王国，身份与部落帅无异。万度归用于节度二人的名号，朝廷当有所授。《慕容繤墓志》载慕容归为“使持节、平西大将军、流沙以西都督三道诸军事”，按晋制，使持节有专擅之权，得杀违犯军令的将军，这组名号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流沙以西都督三道诸军事”。敦煌是流沙以西三道的起点，伊吾路为北道，焉耆路为中道，鄯善路为南道，沿线兵力、物资皆可调遣。万度归征焉耆，自敦煌经鄯善路和楼兰古城，沿孔雀河河谷抵焉耆东界，取兵、取食于路次，行使的正是“都督三道诸军事”所赋予的职权。 焉耆都城破后，万度归镇抚其人，当是焉耆镇的第一任镇将。焉耆王鸠尸卑那以女婿之资避难于龟兹，战火随之蔓延。《魏书·西域传》载：“初，鸠尸卑那走山中，犹觊城不拔，得还其国。既见尽为度归所克，乃奔龟兹，龟兹以其婿，厚待之。”[60]龟兹王对焉耆王的厚待体现在龟兹“东阙城戍，寇窃非一”[61]上。《魏书》校勘记称“阙”非正文，意指有阙文，但《北史·龟兹传》“阙”作“关”[62]。“阙”字虽有争议，但并不妨碍将“寇窃”的城戍置于龟兹东部，这些城郭的功能类似于焉耆国的“东关七城”。龟兹与焉耆相接，本为姻亲之国，万度归尽克焉耆后，龟兹东部城戍的寇窃事件才会发生。据此可对焉耆王逃亡前后的局势作大体估计：万度归进拔焉耆都城，四鄙诸戎慑于屠城而竞相归附，避难山中的焉耆王奔走龟兹，仍对故国心存觊觎。唇亡齿寒，龟兹王亦自知焉耆亡后将次当受敌，遂厚待焉耆王，委之以东部城戍，焉耆王据有此地后，对焉耆西境“寇窃非一”。 焉耆王引龟兹为援，寇略焉耆镇西境，为北魏西征龟兹提供了口实。《魏书·世祖纪》载太平真君九年十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63]《魏书·西域传》称：“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拒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64]龟兹为西域大国，属国众多，万度归西征仅率轻骑一千，旨在惩戒此前的“寇窃”而非有疆域诉求。《魏书·唐和传》载：“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65]唐和原本与万度归同征，因柳驴戍主乙真伽谋叛而分兵。可见北魏在焉耆的统治基础并非牢固，后方不宁是万度归未能纵兵深入的原因。真君十年十一月，龟兹、疏勒诸国各遣使朝献。[66]龟兹与北魏关系的迅速缓和，表明万度归未亡其国，北魏龟兹王不过是虚设名号。 根据前面的考叙，北魏在真君六年、九年两个时段对西域集中用兵，前后有两个步骤：鄯善之役与焉耆、龟兹之战。令人困惑的是，太武帝在有利的局势下为何行西域收缩战略？余太山认为，真君九年以降，太武帝南征北战，国力虚耗，无复余力经营西域。[67]北魏经营西域受制于国力的说法不够具体，毕竟尉多侯在献文帝时还请求率轻骑五千平定西域。[68]万度归征讨龟兹后，西方无忧，因而军事上未再西进，太武帝趁机实行战略转轨，寻求与柔然正面决战，于是在真君九年、十年连续北伐。[69]从这个角度理解，万度归西征焉耆、龟兹仍是受亡国余绪牵动步步西进的必然结果。龟兹附属后，丝路重新畅通，北魏也就失去了继续用兵的口实，太武帝遂调整战略方向，重新回归至“先除有足之寇”的轨道。 西域克平后，太武帝对参战将领论功行赏。据《魏书·唐和传》，正平元年，唐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酒泉公”，皇兴中（467~470年）卒，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曰宣。[70]《魏书·车伊洛传》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兴安二年（453）卒。赠镇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康王。”[71]从征的唐和、车伊洛皆有显授，死后哀荣甚盛，万度归理当一并封赏，不应厚此薄彼。那么，慕容归的官爵是否就是朝廷授予万度归的呢？ 这还需从“万度”与“慕容”的关联中寻求解释。罗新即曾指出，“因其行能为称号”是北族古老的传统。[72]“万度”实属“行能”而非历史上某位酋首的名字，这也是为何从少数民族语言层面难觅其义的原因。若转换视角，从汉语层面解释，“万度”语序可作“度万”，[73]纯由字面释义即太武帝褒扬万度归的“经万余里”。此类得名还见于古弼，《魏书·古弼传》载：“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74]以此观之，万度归本名慕容归，“万度”有可能是太武帝赐予慕容归的装饰性称号。参以唐和等人的授官，“平西大将军”“龟兹王”应当是赠官，若以军功相较，万度归不下于汉世西征名将赵破奴，《墓志》“树德立功”可谓实情。与之相抵牾的是，史臣编修国史时感慨道：“魏之诸将，罕立方面之功”，进而推崇尉元、慕容白曜，慕容归不预其列。[75]此外，唐和、车伊落皆有传，慕容归为何不能入传？这是本文接下来想要探索的问题。 北魏道武帝灭亡后燕，皇族慕容氏充京师，散居华北的徒何在明元帝时亦遭强徙，平城慕容氏种族繁多即由于此。田余庆注意到，慕容氏在道武帝离散部落的浪潮中帅民分离。[76]从文献记载来看，慕容部落帅被吸纳进拓跋政权，部落民则以家为单位安置于平城。《北魏慕容纂墓志》载先祖归魏后“入列三槐，出镇作屏”[77]。这实际上是慕容氏的普遍仕履，“三槐”喻指朝廷，降魏的慕容氏被剥夺部民后，入朝担任近职，后出为镇将牧守。慕容氏正因贴近拓跋的权力中心，遂反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几经清洗，以致沉寂无闻。 学者通检《魏书》《北史》等史籍中立传的慕容氏人物，注意到慕容氏在魏末大乱后集中涌现。[78]这并不意味着慕容氏在北魏前期无可称述，相反，慕容氏在开拓疆土、扫清逆乱中可圈可点。前举龟兹王慕容归有平定西域之功；孝文帝时的柔玄镇大将慕容苌有威重，见称于时；[79]振武将军慕容平城在孝文帝晚年解顺阳之围。[80]慕容氏人物在国史中少有专传，与其事功武干不相配，即使有传且得善终如卢鲁元者，也是以改姓后的面貌出现。与此相呼应的是，北魏前期慕容氏墓志寥寥可数，无法与元氏及其他代北诸姓相较。另外，慕容氏家族叙述家世源流时，构建出的谱系往往碎片、断裂。例如北周名臣豆卢宁就只将直系祖先追溯至孝文帝时的慕容苌，而北魏初期的先世名讳阙如；另据《北史·慕容绍宗传》，慕容绍宗“曾祖腾，归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远，恒州刺史”[81]，可见慕容绍宗世系略去了高祖名讳而变得不连贯。总之，归魏的慕容氏在国史编修及墓志制作上，均难以获得朝廷的政治资源以强化自身的权势地位，遂成北魏国史中的失语者。 慕容氏在北魏国史中隐没，既非居官不尊显，也不是祖先记忆模糊，而是触及道武帝背盟杀降的国恶丑闻。田余庆指出，道武帝消灭窟咄，又连破独孤、贺兰诸部，统一代北，得益于结盟慕容。[82]李海叶认为，道武帝复国借助了后燕的支持，由此造就了慕容氏的宗主国地位。[83]但壮大后的拓跋先是谋求与慕容对等，自称与后燕“世为兄弟”[84]，接着在五原屯田以防后燕，最终道武帝见慕容垂老迟暮、诸子不谐、内乱将兴，于是而有图灭之志。可见拓跋与慕容的毁盟，失在拓跋不在慕容，慕容志得中原，虽对拓跋有所索求但无威胁，拓跋却乘后燕之衰吞灭宗主国。这是道武帝的亏心事，也是其晚年精神上沉重的负担。 道武帝晚年苦于这种精神折磨，且忌惮慕容氏种族繁多，而慕容氏仕魏后以武干见长，锋芒不能自敛，遂有道武帝大肆屠戮慕容之事。《魏书·太祖纪》载天赐六年（409）七月，“慕容支庶百余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余人。”[85]这是慕容家族史上的大事，也是其家讳，在后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魏书·慕容白曜传》载：“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86]《周书·豆卢宁传》称：“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避难改焉。”[87]慕容氏避难改姓之说，周隋时尚在传播，只是史臣难得确言，而南朝人庾信在《北周豆卢宁神道碑》中径言姓氏豆卢的由来：“因魏室之难，改姓豆卢。”[88]慕容氏罹难后不敢复姓，改称慕舆氏或豆卢氏，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分别作舆氏和卢氏。[89] 北朝文献鲜见舆氏人物，以《元伏生妻舆龙姬墓志》与《北魏济阴王元郁墓志》互参，可略知慕容氏孑遗远离中枢。济阴王元郁字伏生，[90]妻舆龙姬即王妃慕容氏。墓志载妻族世系为“祖根，处燕为散骑常侍，从中山归国”，“父带，属文成皇帝巡长安，征为作曹尚书，不拜。”[91]慕容根等人事迹因有疑窦而需先辨正。据《晋书·慕容超载记》，慕容根在后燕灭亡后南渡青齐，因谋反被诛，[92]何来从中山归国？稽核《魏书》，北魏文成帝未曾巡幸长安，巡幸长安的是太武帝。这些疑点显示王妃慕容氏的谱系像是拼接而成的，由改姓推知，祖父是天赐六年之难的亲历者，仕履缺载，父亲慕容带征官不就，实为习晓家讳内情而有意避之。此外，慕容氏孑遗即使留待中枢，亦处嫌疑之地，遭到鲜卑贵族的排挤。据《魏书·安原传》，安原为明元帝心腹安同之子，在太武帝时恃宠骄恣，为子求卢鲁元女被拒后，诬告卢鲁元奸佞，“事相连逮，历时不决。”[93]“奸佞”只不过是代人排斥卢鲁元的借口，“连逮”是其手段，即藉此牵扯更多的慕容氏。慕容氏的领袖人物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慕容氏家族在朝廷内外更是不敢抬头，趋避权贵。这是慕容氏失语的自身原因。 龟兹王慕容归即万度归，太平真君十一年后事迹无闻，这与北魏国史之狱有关。高允在国史案发后酬答太武帝：“《先帝纪》及《今纪》，臣与（崔）浩同作。”[94]《魏书·高宗纪》载和平元年（460）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95]这就是说，北魏自国史之狱（450）后不设史官，《今纪》尚未竣工，慕容归的事迹恰好自此断绝，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北魏史官复置后，慕容归其人其事，年代相距不远，史臣为何要改慕容归作万度归？为何抹去平定西域后的事迹？这些问题还得从北魏史臣重修国史这个方面寻求解释。 崔浩被诛后，史官虽废，但仍有撰事，记录编撰的却是太武帝关切的天文灾异。[96]史馆重开以后，史官备位却少有著述，文成帝因而任命高允领著作，负责纂修国史。《魏书·刘模传》载：“常令模持管龠，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高）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者五六岁。”[97]《魏书》校勘记称“九十”疑为“八十”之讹，[98]高允卒于太和十一年（487），年九十八。准是以推，高允综理修史是在皇兴四年（470）。就国史篇章而言，《太祖纪》已由邓渊纂成，《明元纪》由崔浩、高允纂成，只有《太武纪》因史官被诛而停滞。由此可知，高允向刘模口述的“时事”自然包括太武帝晚年史官阙职后的国史。《魏书·李彪传》称：“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99]高允修纂的《国书》属于编年体，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本是宜于保存史料，但高允依春秋笔法删削勒成后，时事遗落竟至三无一存的地步。显然，龟兹王慕容归的事迹也是由高允删定刊正的。 高允受命编修国史时，正值慕容白曜案爆发，这起冤案或影响了国史中慕容事迹的取舍。慕容白曜是平定青齐的主将，事后以功拜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因功高震主，功名难处，被污蔑谋反，于皇兴四年十月被诛，时论冤之。事备见于《魏书·慕容白曜传》。慕容白曜合门被诛，“天下众庶，咸共哀怜”，无人敢为之伸冤，著作郎成淹在太和中就慕容白曜案上表申理，孝文帝只嘉愍不平反，持避忌态度，足见此案在当时的敏感性、特殊性。“暴扬国恶”是北魏编修国史的禁忌，前有邓渊，后有崔浩，均由此招祸，高允再领史职，邓渊之死、崔浩国史之狱可谓历历在目，而慕容事颇涉国恶，史料取舍上就难免有所顾忌。龟兹王慕容归有平定西域之功，哀荣甚盛；济南王慕容白曜有平定青齐之功，追猜婴戮。在特殊敏感的时刻，高允若实录慕容归与慕容白曜结局的反差，则有影射时政、讥刺人主得失之嫌，故因其行能将慕容归改作万度归，并删去平定西域后的事迹，既可完整记录北魏声威远被的事实，又可回避因褒扬慕容而触忌的问题。 慕容氏因屡涉国恶而成为国史编修中的禁忌，那么，《魏书》中为何还保留着一篇暴扬魏主杀功臣的《慕容白曜传》呢？田余庆即曾指出，直笔是北魏修国史中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孝文帝虽强调“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但史官仍趋避。[100]孝文帝朝参修国的人员中，韩显宗、成淹与慕容白曜有关联。韩显宗的父亲韩麒麟与慕容白曜有旧谊，曾是慕容白曜平定三齐时的参军，“及白曜被诛，麒麟亦征还，停滞多年。”[101]可见慕容白曜案既是国恶也是家讳，韩显宗趋避之是可以理解的。著作郎成淹则不然，慕容白曜对其有知遇之恩。《魏书·成淹传》载：“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102]可见慕容白曜擢拔成淹于行伍，经其举荐赴阙拜官。成淹任著作郎后，在太和中不避国恶为慕容白曜上表申理，又以“南史、董狐，自当直笔”[103]酬答南朝使臣。由此观之，保存关涉慕容白曜史料的当是直笔的成淹而非韩显宗。另外，社会舆论同情慕容氏，迫使北魏弛禁，延昌末诏复旧姓即其体现。就国史编撰而言，诏复旧姓实际上是在向史臣宣示“慕容”不再是国史中的禁忌。随着时间推移、朝代更替，慕容氏在国史中的敏感度逐渐降低，先前不便明言的遭遇得以揭露。《慕容白曜传》末尾“慕容破后，种族仍繁”的这段文字，在全文结构中较为突兀，应该是魏收所加。道武帝猜忌屠戮慕容本是北魏史臣最应避忌的国恶，此事在北魏分裂后已经可以书写，何况史料丰富的慕容白曜案呢？不过，慕容氏自白曜被诛后，朝中再无头面人物，沉沦不预时政，竟至无人可述的局面。这是自慕容白曜后《魏书》再无慕容专传的原因。 综上所述，慕容氏是北魏国史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后燕本是拓跋的宗主国，道武帝又与慕容垂为甥舅，拓跋图灭后燕，有违君臣礼法、甥舅人伦。慕容氏降魏后，北魏君主经疆启宇，有赖以武干见长的慕容氏，但既用之又诛之，“慕容”渐成魏主忌讳的符号。北魏国史之狱后，太武帝废史官，此后十年，修史停滞。史馆重开，旧事仅靠老臣口述，史臣为避免重蹈覆辙，或名为奉职实无著述，或删削遗落时事。在这双重作用下，北魏史臣很难如实完整地记录慕容氏的事迹。只不过，慕容白曜功高冤大且拥有众多同情者，待社会风气宽松后得以入传，但慕容归被改名万度归后，本姓慕容连同爵号龟兹王都被后人淡忘了。 本文以新出慕容繤墓志所见龟兹王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正史及墓志材料，尝试复原龟兹王慕容归家族的谱系，梳理北魏太武帝经略西域的过程，确定龟兹王其人其事，最后探寻龟兹王隐没的原因。可以看出，慕容归父为邵陵王，仕至领军将军。慕容归作为名家子，在太武帝时有充分资格入选散骑。墓志所载慕容归官爵，清晰地表明慕容归是北魏经略西域的重要人物，遗憾的是，正史中未见慕容归。但爵号“龟兹王”却是将慕容归与万度归联系起来的重要线索，后者是太武帝经略西域倚仗的良将，与慕容归存在诸多共同点。北魏消灭沮渠氏后，受残余势力牵动而步步西进，偏离了原先制定的先除有足之寇的方略。待万度归灭鄯善、焉耆，继而西讨龟兹后，柔然威胁北魏北境，太武帝遂调整战略，由西进改为北讨，北魏对西域的经营由此中衰。从行迹来看，万度归即慕容归，爵号龟兹王彰显其西征之功。 龟兹王慕容归在正史中隐没，背后有着特殊的政治情境。慕容氏降魏后，在天赐六年被大肆屠戮，事涉道武帝杀降丑闻，“慕容”成了国史中的禁忌。太武帝因慕容归“经万余里”灭焉耆国，因其行能改“慕容”为“万度”。北魏国史之狱后，太武帝废史官，慕容归事迹自此断绝。史馆再开，高允奉职修史，恰逢慕容白曜案爆发，值此敏感时刻，慕容氏史料被删削刊正以避忌，致使这位立功绝域的龟兹王在史籍中隐没，鲜为后人所道及。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校：王润泽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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