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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拎包、晚上写稿”的益处 原文刊载于2015年《秘书工作》系列文章12篇之六，作者“东方亮”系时任江苏省委研究室主任、现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康旭平 做秘书的，随同领导进进出出，为领导“拎包”是必不可少的，“拎包”也成了跟班的代名词。在我干“拎包”的那些年，比较流行用大包，包里除了文件、材料外，钱包、钥匙、药品、手机电池等一应俱全，整个一个百宝箱。 “拎包”也是有学问的，突出的一条是：领导需要时，包即在他身边，领导不需要时，包则在你手上。 后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带着一拨儿人写稿子，也不“拎包”了，但曾在一些场合，半开玩笑地让那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手下，注意观察秘书为领导“拎包”是如何做到“无缝对接”的。当然，我原来跟他们感叹更多的，是从事文稿写作的人最好有一段做领导秘书的经历。 我们当初做秘书的时候，是既要“拎包”，又要写稿的。当然标题所说的“白天拎包、晚上写稿”，并不是天天发生的情况，只是当时工作状态特点的形象说法。我从事文字工作，起步于做秘书，也大大得益于做秘书的经历。与领导同志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几乎整天泡在一起，对领导同志的思想、意图是最了解的，甚至于在认知、情感、风格等方面都会产生被同化的效应，这对起草领导讲话来说，可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回想当初在市、区工作的时候，随同领导开会、调研、外出考察等自不必说，光是“共进午餐”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区里时，每到午餐时间，和区长一起拿着饭盆、饭票到离办公楼两百米远的食堂排队、打饭。后来为节省时间，帮区长把饭打到办公室吃，两只手夹三只盆，区长的饭、菜分开盛，自己的饭菜合一起。 在市里时，前一位书记家在本地，但中午也常会和我们几个“身边人”去机关附近的小面馆吃面条，并且每次都不容分说地由他付钱，理由是“你们的工资没我高”;后一位书记家在外地，一个人住招待所，中午相对有个固定的地方用餐，我也常常陪着他。吃饭的时候总得有些话题，工作之内之外的事，都会跟我说说。 显然，在那样的背景下，耳濡目染、浸润熏陶，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心息是相通的。这用到为领导起草讲话稿上，对基本的立场和取向、相关问题的重点和要点所在，以及角色感、分寸感的把握，都能够心中有数。现在如果要对那种状态于文稿写作的益处加以概括的话，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其一，有益于实现为领导写稿与以领导为师的融合。 文稿写作固然也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常识甚至技巧，但毕竟不同于纯技术性的活儿，只要按规程操作就能完成好。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儿，其中的许多道道是需要去悟的。大学里也有秘书专业，但这个专业并不能成批量地培养出文稿写手来。 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文稿写作，最主要的要靠实践摸索，就好比学游泳，即使把动作要领背得滚瓜烂熟，到了水里也不一定浮得起来。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个活儿就无从学起、只能无师自通。 “师”是有的，我觉得主要有“三师”：一是以领导为师，二是以前辈和同人为师，三是自己当自己的老师。之所以把以领导为师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个“师”的层级最高，他对文稿的评判就是你的写作标准。以领导为师，核心是学习领会领导的思想理念，掌握领导的思维方法。研读其讲话、报告等书面材料也是一个渠道，但那是间接的渠道。 如果有机会多跟领导在一起，经历各种讲话场面，感受不同的讲话语境，注意每次讲话的现场发挥，这比光看材料来领会领导的思想，无疑要更直接、更全面、更准确，也更鲜活、更清晰、更透彻。 其二，有益于更好地体悟“关起门来当书记”的当法。 “关起门来当书记”，是文稿写作者们常常引以自许的一句话。这句话对“爬格子的”来说是有点气魄的，内涵也十分丰富，总的一个精神，是充分发挥写稿者的主观能动性。指点江山也好，纵横捭阖也好，摆脱掉“文字匠”的习性，是可取的。但这句话，对不同层次和阅历的写稿者来说，理解和领悟也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对“拎过包”和“没有拎过包”的写作者而言，这种差别可能会比较大甚至大相径庭。 我的理解，“关起门来当书记”，是替真的书记来当书记，而不是自己真当书记。 这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直白一点，不是说我对有关问题怎么想、怎么看，而是设身处地模拟角色，尽最大可能去说领导同志怎么想、怎么看。如果这种感觉上的细微差别体味不到，失之毫厘则会谬以千里，你“当书记”的那一套东西就只能被“关在门内”而出不来。 虽说文稿写作是个具有创造性的活儿，但也必须清楚，它本质上又是带有永远的“辅助”属性的，干这活儿同样要坚持“需求导向”，就是要与领导同志需求相契合。太高，以军师自居不行;太低，跟不上趟也不行。 其三，有益于决策服务者超强责任感的养成。 印象最深的是在区里的时候，政府办公室的综合科是负责文稿的，成员全是要“拎包”的秘书，我这个为一把手“拎包”的则当科长。 平时分兵作战，各辅其主，遇到开政府组成人员全体会议要讲各条口的工作，或是开人代会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时，我这个科长便要履行职责，把副区长的秘书们召集在一起弄材料，基本是按领导的分工把相应的部分落实到各个秘书头上，认识性、综合性的内容则自己承担。大家常常是找一个地方住下来集中干活，每人一部分写出来合成，再由我统稿。 现在想来，在办公厅(室)工作，都是为领导服务，做秘书的像是领导的影子，写稿子的犹如领导思想的化身，无疑都有一份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似乎都有一定的边界，光“拎包”可能主要考虑事务安排不出差错，光写稿则常常不问稿子以外的事。如果既要“拎包”又要写稿，这样的服务者角色就很特殊了，也就具备了复合性，自己会有“既是领导的影子，又是领导思想化身”的意识，仿佛所有涉及领导同志的事也都与自己有关。 这样，看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立场会自觉不自觉地向领导同志靠近。这样一种超强责任感的养成，对于从事决策服务、以文稿写作为主要任务的来说，其意义和作用都是深层次的，好比有一种因子已渗透到了你的血液里，让你自然而然地避免落入“纯写手”“文字匠”的窠臼。 不过话说回来，“白天拎包、晚上写稿”这么一种特殊的角色，也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现在党政领导同志的秘书配备有了新的严格规定，市、县领导同志都不配专职秘书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特别是有利于改进作风。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让更多从事文稿写作的有做秘书的经历，更不可能有多少做过秘书的转过来干写稿子这活儿。我的那些经历，或许就此成为故事了。由此我也想到办公厅(室)文字人才的培养问题，前面也说了，学校也好，培训机构也好，不可能一下子就训练出成熟的骨干力量，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在实践中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来打造。 这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写稿者”与“念稿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换句话说，办公厅(室)那些从事文稿写作的，平时与领导同志接触少，如何让他们了解领导的思想、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领导的风格，这既需要创造直接的条件，又要拓宽间接的渠道。 那么，在办公厅(室)做秘书长、主任的，与领导同志接触比较多，在传递领导同志信息方面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比如，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经常性地讲讲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及相关的想法，包括领导同志的个性特点、行事风格等，让从事文稿写作的能够多多了解，使他们虽没有“拎包”的经历，也能找到写稿的感觉，虽不是领导的影子，也能成为领导思想的化身。  老秘书将在本号持续推出，材料解读系列文章，欢迎大家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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