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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制:大宋军力为什么这么弱?

 梦想童年594 2022-10-02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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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宋朝历史总述

自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定都东京开封府,改元建隆,建立宋朝。

宋开国之初,秉承“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政策,横扫东南、西南。荆湖之战灭南平和武平,破成都灭后蜀,南唐、吴越臣服,后灭南汉,降南唐,统一南方。太宗皇帝赵光义继太祖遗志,陷太原,迫降北汉,自此除燕云十六州外,赵宋王朝基本统一全国。

统一中原后,太宗皇帝赵光义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宋与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宋军两次北伐燕云,都被辽国打得惨败而归,宋太祖留下的精兵强将几乎被辽国杀了个干净,宋朝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终宋一朝,对于北方作战基本采取守势,秉承战略防御的军事策略,即使偶有捷报,旋即以财帛求和。

于是,虽然宋朝不乏诸如潘美、李继隆、种师道、岳飞、狄青、韩世忠、吴阶、孟拱等名将,但宋军“冗兵”“积弱”成为事实,被冠以“弱宋”的称号,时常被后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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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带大家窥探大宋朝军制的全貌。

一、宋朝军制设立背景

1、兵役制度的转变

自唐汉以来,王朝军制基本采用府兵制。府兵制创建于两晋之后南北朝时期,西魏宇文泰在550年设置包括自己在内的八个柱国大将军。

隋朝进一步发展了府兵制,隋文帝明确规定:军人除仍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又与其家属一起编为民户,归州县管理;按均田制,分给军人土地,从事生产;还有的需要按照规定轮流到京城护卫或执行其他任务。

唐在统一全国战争胜利结束后,在国家军事制度上继续并完善沿用府兵制,设置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十二卫,加以东宫六率为次要机构,十二卫的大将军只有一人且直接听命于皇帝。

府兵制自公元550年开始,到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废止,共实行约200年。

自安史之乱后,唐室无力控制帝国局面,遂许各地自募兵马平叛,加之连年征伐战乱,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过,均田制名存实亡,军属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经济来源,造成无兵可募。由此募兵制开始盛行

宋朝立国之后,仍延续前朝募兵制度,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成为宋朝一项传统国策。

2、历史经验的总结

募兵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吴起在魏国的强军变法,培养了威名赫赫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此举有利于培养职业化军人,长期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但最大的弊端会导致将领长期统兵,形成军阀政治。正是如此,唐朝中后期,募兵制实行后,由于中央积弱,无力控制全国局面,导致藩镇割据,军阀相互征伐,最终覆灭了唐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在总结唐朝和五代十国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继续沿用募兵制,同时借鉴唐太宗时期对府兵制采取的“兵将分离”制度,执行“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之策,解除功臣宿将和地方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同时,赵匡胤吸取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政治的教训,实行“以文制武”的制度,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

由此,宋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士募集、将领选拔、军队调配更戍、军队指挥等军事制度。

3、分析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造就了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当国家陷入战争,皇帝将尚书省的兵符交给出战将军,命将率军出征,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士兵归府;府兵闲时从事生产训练,战时隶属军府自备粮草、军械、马匹从事作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降低国家军费支出。但府兵制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府兵有其田,养其家,如果均田制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军士战斗积极性和战斗力就会直线下降,甚至临阵倒戈。

募兵制度的重大益处是培养了一批职业化军人,利于军事素养的培育,积极性高、兵源充足,但同时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同时军士选拔和训练的要求更高。

宋太祖赵匡胤吸收并蓄府兵制和募兵制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军制,客观上来说,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利于中央集权和国家稳定。但并非所有的制度都是完美且一成不变的,我们常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后继者们过于堤防武将,重用文臣宦官,本末倒置,同时频繁调动将领和军士戍守区域,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再加上北方战事反复,挤占军队训练时间,最终造就了“将不敢用,兵不用命” 的局面,终宋一朝,可圈可点的战绩基本上都与将领统领私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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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朝军制之军种

宋朝军士类别分为禁军、厢军、乡军(含蕃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编制为厢、军、营(指挥)、都4级。厢辖10军,军辖 5营,营辖5都。每都100人。禁军基本建制单位为指挥,宋朝统一之初,执行的是50%守京畿,50%分布地方,同时实行“更戊法”, 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以便朝中内外制衡,同时避免将领长期专领兵卒。禁军隶属枢密院-三衙管理,直接听命与皇帝。

厢军属地方军,名为常备军,编制分军、指挥、都3级。厢军战斗力弱,实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役兵,主要任务是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等,一般无训练、作战任务。最高隶属于兵部,兵部拥有对全国厢军的指挥权,州县地方长官一样对其有领导权。

乡军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或募集土人组成的地方民众武装,平时不脱离生产,农闲集结训练,担负修城、运粮、捕 盗或协同禁军守边等任务。隶属关系与厢军一致。

乡军中特殊的军士为蕃军,是宋代为了边防安全和治安稳定建立的准军事化部队,代表性的为北宋西北部边防军,由陕西、河东与西夏接壤地区的羌人熟户部族军组成。名义上直属于兵部领导,兵部拥有其指挥权,战时均由枢密院-三衙调配。

三、宋朝军制之指挥系统

宋朝军制主要实行“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和“以文制武制”,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武举、器械等,实际上成为了统领乡兵和厢军这种低级军事部队的机构,而乡兵和厢兵战斗力几乎忽略不计,因此兵部的权利较以往朝代大大削弱。本文所称指挥系统均专指禁军。

1、枢密院-三衙

前文提及,宋太祖赵匡胤吸收并蓄府兵制和募兵制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军制,皇帝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利,其下设立枢密院、三衙共同掌管。即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调动,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执有兵籍和虎符,负责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直属皇帝管理,拥有对宋朝正规军的调动权。宋代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枢密院俗称“西府”,设立目的是将兵权从宰辅手中分离出来。枢密院设枢密使、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作为最高长官,以士人充任,除宋初外,武将鲜有在枢密院任职。

“三衙”具体指掌管禁军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共同统帅禁军,为拥有统率权力的最高统领者。宋朝建立后,取消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陈桥兵变时所任职务)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禁军统帅的职称,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都指挥使一般由武将担任。

通过这种体制,枢密院有发兵之权,三衙有统兵之权,两权分离,由此形成权力分割。战时,由皇帝准允,枢密院颁发圣旨,并将兵符交由率臣(可为三衙都指挥使或其它率臣),率臣统军出征,战事结束,率臣回朝,军士回营。

是以,“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2、以文制武

终宋一朝,太祖皇帝留下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是为长期坚守的祖训,因此两宋期间因言获罪死刑的有2次(均为宋高宗赵构所杀)。第一次为赵构杀张邦昌,张邦昌靖康之变后被金国立为“楚”政权皇帝,虽心向大宋,还政于赵,但仍被赐死;第二次为陈东与欧阳澈(同时被杀),因极力反对赵构南逃,被斩于应天府东市。

宋朝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正式贯彻了以文制武的精神。有宋一代,尽管也有个别的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特例,但大都遭到朝臣的猜疑。如仁宗时期名将狄青曾任枢密使,此举有引起了轩然大波,文臣们反对的理由是“不受祖宗之成规,而自此五季衰乱之政”。

此外,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自宋太宗开始,后继之君多沿用此制度。最为出名的宦官领军为童贯,攻西夏、平方腊,宋金海上之盟后伐辽,最终无功而返,钦宗继位,杀之。

3、分析

宋朝设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并设置三衙分管军权,两者相互协作、相互制约,达到了平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宋朝军制弊端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频繁调动将领与军士,导致军士训练不足,军队缺乏向心力;另一方面以文制武的制度的实行,实际上是对武将的掣肘,虽有范仲淹为代表的知兵的文人,但仁宗时期名相韩琦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进退失据也是事实,以文制武在和平时期尚可承受,战时武将往往要请示并不知兵的文臣统帅,甚至需要远在帝都的皇帝指导,往往错失战机且降低作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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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朝军制之战备

由于宋朝缺少西北和北方良马来源,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兵种设置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事实上却成为困扰两宋战备的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是两宋面临的敌国如西夏、辽、金等均以骑兵为主,也是导致两宋亡国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以步制骑'的战术思想下,宋军大批量的装配弓手、弩手。在宋仁宗时期,用弩的士兵约占1/2,用弓的约占3/10,二者共占约4/5的数量,使用枪刀的士兵仅占1/5。在这背后,也有一套完备的弓弩分级体系。

在战备方面,两宋时期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时期,宋朝火器开始登上战争历史舞台,并得到广泛应用,后被北方游牧民族技艺掠夺,造就上帝之鞭一般的神话,乃后话。

宋朝军队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打退蒙古军多次进攻,并在钓鱼城击杀蒙哥,以蝴蝶效应,间接改变了世界局势。

兵力的配置上,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知道兵力不敌,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够对付变乱。这样就“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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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朝军制之变革

两宋军制的发展有几个关键节点,不得不提。

1、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指北宋雍熙三年(宋太宗在位)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军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伐辽的历史事件。

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攻灭北汉时第一次主动进攻辽国,最终由于准备不足,以疲惫之师敌辽国劲旅,导致高梁河之耻,太宗骑驴逃离战场。

雍熙三年,太宗再议北伐,兵分三路,东路以曹彬为主力攻取涿州,以牵制耶律休哥所率辽军主力,西路的潘美与中路的田重进则负责攻略山后,待山后攻略完毕则由山后转掠山前,最后汇合的宋朝三路大军与辽军在幽州城下进行主力决战。然而,由于潘美因粮尽主动撤退,将西路军暴露在辽国主力面前,后听闻潘美、田重进捷报频传,无法约束众将,又携五日粮再往攻涿州,导致军士疾乏,战斗力急剧下降,被辽朝生力骑兵大破其军,东路军主力大败。辽军统帅耶律休哥“收宋(军)尸以为京观”。

辽军反扑,西路军潘美已违约先撤,杨业孤军奋战,负伤被俘,绝食而死。中路军田重进全军而返,并带回部分收复地区百姓。至此,宋三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

经此一役,宋朝禁军开国之初收编各地的锐卒劲旅损伤大半,禁军战力直线下降,从此,对北方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2、熙宁变法

神宗时,王安石等人曾推行新法,在军事制度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和将兵法。对军制影响较大的是将兵法,即改变原来的“更戍制”,在全国重要军事地区置将统兵,平时就地训练,战时接受调遣,“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新法初行,颇见成效,军力有所提升,但推行不久,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被废止。

3、绍兴北伐

南宋初期,高宗开元帅府节制诸军,由于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削弱,枢密院的军权也随之缩小。禁军几乎战力不在,军队主力为屯驻军。

屯驻军为两宋交替之时,抗金各将领所率领、屯驻在前线的军队,由于政令不通,各将领自领军,逐步凝聚成战斗力。

绍兴九年,宋廷命三大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岳飞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之衔,分别晋封太保、少师、少保,举兵北伐,收复失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准备重新与宋议和。宋廷对以岳飞、韩世忠、张浚为主的抗金将领调离前线,到枢密院任职。十二月,岳飞被赐死,张宪、岳云被斩。

4、分析

雍熙北伐,导致宋朝精锐尽失,宋廷错失了最近一次收复燕云地区的机会。缺少燕云地区的地理屏障,北方骑兵自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宋廷无险可守,只能聚全国之兵于京畿,导致冗员现象严重。

熙宁变法,一定程度上扭转军队战力不足,凝聚力不强的情况,但囿于朋党之争,军制改革无疾而终。

绍兴北伐,由各地抗金将领募集的军队普遍战力较强,但由于高宗担心武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采取多重手段自毁长城,造成千古奇冤,而后未能充分利用当时军民形势,渐失军心,重回以文制武、崇文抑武的老路。

结语:

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春,南宋流亡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无庙号,史称宋末帝。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后,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张世杰等随行军民10万余人集体跳海殉国,南宋灭亡。

自此,宋朝共历十八帝,享国319载。“崖山之后无华夏”!

下篇文章讲述两宋名将及其经典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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