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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论《鲁滨逊漂流记》 | 孤独的“主权者”与息息相关的“野兽”

 颐源书屋 2022-10-03 发布于云南
编者按

在2001至2003年间,德里达开设了题为“野兽与主权者”的两期研讨班。“野兽”与“主权者”形象在政治哲学文本中呈现出暧昧的关系:一方面,“主权者”作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高低差异;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主权权力似乎必须通过这种形象化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

在本文中,德里达首先探讨了几种从权力的角度解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方法,包括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绝对的政治主权、马克思主义等。然后谈到了《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与“野兽”的关系:“与野兽息息相关的这场戏是一场孤独的主权者的戏,一场确认主宰的戏。”德里达的思考为我们重新面对《鲁滨逊漂流记》这一经典文本,理解“鲁滨逊”这个现代孤独主体,进而解构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叙事提供了启发。

本文节选自《野兽与主权者(第二卷)》的第一讲,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译者王小姣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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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野兽与主权者”


文 | 德里达
译 | 王小姣

我现在开始聊聊我们的安排。鉴于本次研讨班的主题和去年一样,仍是“野兽与主权者”,其总体观点和问题也没有改变,但我也会向你们做一些关于这个研讨班新的方向的非常初步的解释,一些我想尝试的新的规则、方法、技巧和讨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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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与主权者》(第二卷)中译本及法文版

当然,我至少要同时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对那些给予我友谊和尊重而关注这个研讨班已经一年多也参与了去年研讨班的朋友们;另一方面是对那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因此,一方面,我今年要做的讨论会考虑以去年的研讨班作为前提,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不会再回到之前的话题,也不会进行任何修辞上的过渡,同时我会尽我所能,让现在开始的研讨班在没有这些前提的情况下也易于理解,从而使这个研讨班尽可能地有一个独立的开端和发展。另一方面,不再像去年一样涉及很多的焦点或讨论很多值得讨论的主题和大量作品,今年我会围绕着两个重要的文本来尽我所能地进行反思和阅读,像孤岛一样将这两个我眼中的主要文本单独拿出来,尽可能地接近、忠实原文而又自由地解读。我们将尽可能忠实地、自由地阅读它们,但也要做到尽最大努力保持我们的航向(cap),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用我们的主题“野兽与主权者”来为这个航向命名。倘若的确有一个航向和目的地的话,由于涉及主权者的问题,所以这个航向(cap)[1]也是我们会讨论的头、主脑、头领、船长、主管,资本的意象,而且不仅仅涉及另一个航向,也涉及他者的航向。但是为了尽可能把航向保持在视野之中,我们会以一种我尚不能清晰看到的方式来阅读这两个文本。由于一年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将只勾画出两个文本中的选段,因此这会是一个有限而并不充分的阅读,而我今天也很难说这两个文本中的一个是否会作为另一个的注解被阅读。鉴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高度的异质性,考虑到它们所处的时代、地位以及语言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把这两个文本分开并彼此隔绝,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会将它们同时作为注解来阅读,它们互为彼此的注解,以及同时作为这个研讨班探寻的道路或者文本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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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为了不让大家再等下去,我把这两部作品单独列出来,你们应该已经猜到是哪两部了。

第一,第一部著作。你们都读过的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但我请你们重读这本书,像我在思考我们研讨班的主题“野兽与主权者”时所做的一样。这个让我在童年第一次读过这本书五六十年后重读这本书的想法和愿望来源于我的一个美国学生,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我要在这里感谢他,他将自己对这本书的阅读同我去年四月在尔湾开设的关于“野兽与主权者”[2]的研讨班联系了起来。尽管我对这本书的重读与他的非常聪明的角度并不相同,但如果没有他,我也不会带着这份意愿和欣喜,如同第一次读这本书一样,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发现这本书和它的历史、它的前人及其后来者。你们知道这本书在1719年问世,那时的笛福已经49岁,并且发表过大量的文章(特别是1710年的《论公共信用》[Essay Upon Public Credit],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这篇文章,一次是关于资本积累规律[3],另一次是指责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剽窃了笛福的观点[4])。尽管《鲁滨孙漂流记》披着小说的外衣,但却以苏格兰海员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的回忆录作为参照物或真实的、非虚构的跳板。这个回忆录并不是一个被临摹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情节或者托词。关于这部小说的政治背景和它被(卢梭、马克思等人)接受的情况,我们会有很多要讨论的内容。但是,今天我将单独地给你们讲讲它的独特性和我们在现代性中对它的评价,特别是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人的精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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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漂流记》,笛福,1790

他们两人的评论无论是对笛福还是对这部常常被认为是第一部英文小说的著作,都给予了非同寻常、无可比拟的地位。

关于小说家笛福,乔伊斯写了下面这段政治化十足且十分在意文学中的民族性、民族独立性和地位的话———在我要读的这几行字中,乔伊斯似乎是在庆祝笛福解放了英国文学,使其具有了某种民族的主权性。乔伊斯指出,在此之前,在笛福出现之前,“伟大的英国民族”只是被以一种多样化方式,更不用说也是一种颇为异域化的方式来呈现的,例如在莎士比亚中,他的主人公是“一个粗野的农民;一个漫游的浪子;一个衣衫褴褛半疯半傻之人;一个掘墓人”[5]。莎士比亚的英雄都是外邦人,“从海上和山的另一边远道而来”:“奥赛罗,一个摩尔人领袖;夏洛克,一个威尼斯犹太人;恺撒,罗马人;哈姆雷特,丹麦王子;麦克白,凯尔特篡位者;朱丽叶和罗密欧,维罗纳居民”[6]。唯一真正正宗的英国人是法斯塔夫爵士,“一个大腹便便的胖骑士”。而乔伊斯也同样谴责乔叟,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不过是《十日谈》的另一个版本,还有米尔顿,他的《失乐园》被认为是《神曲》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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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终于,笛福出现了:
笛福是第一个没有模仿或者改编外国作品的英国作家,他在没有文学范式的情况下进行创作,为他笔下的人物注入了真正的民族精神,为他自己设计了一种可能并不存在先例的艺术样式。[7]

所以,你已经注意到乔伊斯对这部作品的民族性格、甚至民族主义美德的强调(重读并强调“英国[……]外国作品,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一段)。乔伊斯对语言和文学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评论将我们引向从政治学甚至神学—政治学的角度阅读《鲁滨孙漂流记》的道路,而我们也会系统地选择其中关于主权的问题。此外,这并不是乔伊斯关于《鲁滨孙漂流记》的唯一的政治判断。乔伊斯在其中也读到了一种对民族类型的呈现,而这个民族类型是一种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nel)、一个英国人(当乔伊斯用英文谈论英国人时,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的化身,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权的预设,是大英帝国的第一个先兆,伟大的岛前去征服其他岛,(比如像爱尔兰一样)较小的岛,但更重要的是去征服比它更大的岛,比如非洲、新西兰或澳大利亚(虽然乔伊斯没有在这里指出名字)。听他怎么讲:(朗读和评论乔伊斯在七星文库版法文的《鲁滨孙漂流记》前言中关于政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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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孙·克鲁索是英国征服史的真正象征,他被抛弃在一座荒岛上,在他的口袋里只有一把刀和一个烟斗,然而他成了一个建筑师、木匠、磨刀匠、天文学家、面包师、船工、陶工、马鞍匠、农民、裁缝、制伞师和牧师。他是英国殖民者的真正原型,就像星期五(一个在不吉利的日子到来的值得信赖的野蛮人)是被征服的种族的象征一样。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克鲁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男子汉的独立、无意识的残忍、执着、迟缓却高效的智慧、性冷淡、实用而适度的宗教性、工于心计的沉默。凡是根据后来的历史而重读这本简单而动人的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它的预言性所折服。

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在帕特莫斯岛上看到了宇宙的末日废墟和构筑永恒之城的城墙上闪耀着的绿柱石和祖母绿、玛瑙和碧玉、蓝宝石和红宝石的光彩。而克鲁索在他周围所有丰饶的造物中只看到了一个奇迹,那便是赤脚踏在无人涉足的沙滩上。谁又能确定后者不比前者更意味深远呢?[8]


这段引文摘自乔伊斯生前未发表过的一篇演讲,其手稿和打字稿保存在它1964年的发表地美国(布法罗和康奈尔)[9]。我们知道,乔伊斯是笛福的忠实崇拜者———他读过笛福的所有作品,拥有笛福的全集,他曾说全世界也仅有另外三位作家如此崇拜笛福,福楼拜、本·琼森(Ben Jonson)和易卜生。从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来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他把鲁滨孙·克鲁索称为英国的尤利西斯[10](不是爱尔兰的,而是英国的,是与所有尤利西斯对应的英国版本,我想特别也包括他自己的尤利西斯)。此外,《鲁滨孙漂流记》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也有很强的存在感。例如,在第十四部分中,在一段布鲁姆谈论哀悼和埋葬,谈论《哈姆雷特》中的掘墓人[11]特别是总为自己掘墓的人的独白中,布鲁姆补充说:“我们都是这样[挖我们自己的坟墓]。只有人类死后才要埋葬。不,蚂蚁也埋葬。任何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乔伊斯错在认为野兽不能有真正的死亡,不服丧也不埋葬。]”[12]布鲁姆继续说:“埋葬遗体。据说鲁滨孙·克鲁索过的是顺从于大自然的生活(Bury the dead. Say Robinson Crusoe was true to life)[七星文库的法文版将这句话译为'était un homme de la nature’,也就是说基本和野兽一样……]。”
喏,可他还是由“星期五”埋葬的呢。说起来,每个星期五都埋葬一个星期四哩。[13]
哦,可怜的鲁滨孙·克鲁索!
你怎能这样做?[14]

笛福的其他作品也在《尤利西斯》中出现过,例如摩莉这个人物背后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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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作为我所阅读的这个版本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序言的一篇长文中———尽管值得引述,但在这里我无法大段引述———解释说《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杰作”(master piece),不仅因为“丹尼尔·笛福在书中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视角”,更是因为“由于这个缘故,他处处让我们受到挫折和嘲弄(thwarts us and flouts us at every turn)”[16]。为了表明这一点,她描述了我们如何期待落空:我们期待一种孤独的体验,一种远离人类的隔绝,在一个只有日出和日落的遥远岛屿上。然而我们在其中根本找不到灵魂的状态或者孤独。书里并没有什么日落和日出,没有什么灵魂和孤独。相反,在我们面前只有“一个泥土做的大罐子”[17]。弗吉尼亚·伍尔夫用两页纸告诉了我们一切不存在的东西,一切不存在于这座岛上和这本书里的东西:“上帝、自然和死亡”———先是“上帝不复存在”,稍后“大自然也不复存在”,再进一步说“死亡也不存在了。至此,除了那只硕大的陶土罐子,一切都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自己预设的构想,去接受笛福希望给予我们的一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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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选集》,伍尔夫


这当然是个谬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听起来就像今天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对解构的(同样是谬误的)描述。“什么都不存在,没有上帝,没有自然,没有死亡,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固有观念。”这是个谬误,但看到有人把《鲁滨孙漂流记》读成了一种“解构”,还是颇有趣味,“解构”创造出一片在岛上、在一座被人们、被人类遗弃的荒岛上的荒地,创造出了一个我们所有的定势思维、所有偏见和所有先入之见都不复存在的荒地。

我们其实可以满足于只阅读《鲁滨孙漂流记》,甚至一年的时间都不够,也无须加进来第二本著作(我一会儿就会指出是哪一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遵循了卢梭在《爱弥儿》中给出的建议。第一本书,“我的爱弥儿最早读的就是这本书;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图书馆里就只有这样一本书”,这“唯一的一本书”[19]就是《鲁滨孙漂流记》。这里的无人涉足的岛屿,就像一块白板(tabula rasa),从现象学上解构了一切偏见和社会文化等级,还有着一种天真的、原生的、自然的事物本身的原初性的回归,回到一切被历史性歪曲的品味之前,回到社会的和不平等的异化和拟像(simulacre)之前,回到一切卢梭在这里所说的“偏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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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弥儿,或论教育》,卢梭


你们一会儿就会听到,这也是星期五到来之前,更准确地说,甚至比这还要早一些时候的鲁滨孙。在我要读的这个长段落中,这位老师先是说道“我讨厌书”,这也意味着《鲁滨孙漂流记》作为一个例外将同时是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可以称为书非书的书。另一方面,在这本书所有的优点之中,有一点就是可以“寓教于乐”,你们也可以总结说我今年选择了这个文本是因为它既是第一本书,也不是一本书,而是世界本身。但最重要的还是它能让我开心,我希望它也能让我们开心,尽管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品味有些可疑,但更让我开心的是一边读这本书,一边读一本与之完全不同的、异质的、甚至有些相互排斥的书,类似于海德格尔关于世界、有限性、孤独和动物的讲座,关于这个讲座我一会儿再和你们讨论。下面是卢梭在《爱弥儿》第三卷中充满敬意地提及《鲁滨孙漂流记》:(朗读并评论《爱弥儿》影印本的第238—240页)
我对书是很憎恨的,因为它只能教我们谈论我们实际上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说,赫米斯把科学的原理刻在石柱上,以便使他的发现不致被洪水冲掉。如果他把它们深深地刻在人的头脑里,它们就可以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经过训练的大脑,是最安全的铭刻人类知识的石碑。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分散在那样多书籍中的许多知识联系起来,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使人容易学习,有兴趣去学习,而且,即使像孩子那样年龄的人,也能鼓励他去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以便在其中可以把人的一切自然需要都明显地显示给孩子,同时把满足这种需要的办法也巧妙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环境的生动而天然的情景去初步训练他的想象力。

热心的哲学家,我已经看见你的想象力开动起来了。可是,请你不要再花什么气力,因为这种环境已经找到了,已经有人把它向我们描述过了,而且,不瞒你说,比你所描述的还好得多,至少比你所描述的要逼真得多和朴实得多。既然是我们非读书不可,那么,有一本书在我看来对自然教育是论述得很精彩的。我的爱弥儿最早读的就是这本书;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图书馆里就只有这样一本书,而且它在其中始终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它就是我们学习的课本,我们关于自然科学的一切谈话,都不过是对它的一个注释罢了。它可以用来测验我们的判断力是不是有了进步;只要我们的趣味没有遭到败坏,则我们始终是喜欢读它的。这本好书是什么呢?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还是普林尼的?还是布丰的?不,是《鲁滨孙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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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孙在岛上,孤孤单单的,没有同伴的帮助,没有任何一样干活的工具,然而却能获得他所吃的食物,却能保持他的生命,甚至还能过得相当地舒服。这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孩子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我原先用来作为比喻的荒岛,就要这样地变成现实。我同意这种说法,即:这种环境,不是社会的人的环境,也的确不同于爱弥儿的环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这种环境来探讨所有其他的环境。要排除偏见,要按照事物的真正关系作出自己的判断,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处在一个与世隔离的人的位置,并且完全像那个人一样,由自己按照事物本来的用途对它们进行判断。

这本小说,除去它杂七杂八的叙述以外,从鲁滨孙在一个荒岛附近遭遇船难开始讲起,结尾是来了一只船把他载离那个荒岛,所以,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时期中,它可以同时作为爱弥儿消遣和教育的读物。我希望他忙得不可开交,希望他兢兢业业地管理他的楼阁、他的羊群和种植的作物,希望他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具体的事物上仔仔细细地研究在同样的情况下应当怎样办,希望他认为他就是鲁滨孙,穿一身兽皮,戴一顶大帽子,佩一把大刀,奇奇怪怪的东西样样都带在身上,就连他用不着的那把阳伞也随身带着。我希望他在缺少这样或那样的时候,很着急地在那里想解决的办法;希望他研究一下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怎样做的,看一看那位主人公有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希望他留心他的错误,以免在同样的情况下他自己也犯那样的错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他正在计划怎样修造一个相似的房屋,这是他那样快乐的年龄的人的真正的空中楼阁,他这时候所理解的幸福就是有必需的物品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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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有妙计的人如果为了利用这种狂想而能设法使孩子产生这种狂想的话,他就可以增添多么多的办法去教育孩子啊!孩子巴不得找一个能放各种物品的地方作为他的荒岛,因此,他想学习的心,比老师想教他的心还切。他希望知道所有一切有用的东西,而且也只希望知道这些东西:你用不着去指导他,你只是不要让他乱作就行了。此外,当他觉得他在那个岛上已经是够舒服的时候,就需要赶快使他定居在那里;因为这样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那时候,如果他还想在岛上住下去的话,他就不愿意再是那样孤单地一个人住在那里了;而且,那时候,即使是现在还不曾过问过他的事情的“星期五”去同他住在一块,也是满足不了他的需要的。[20]

但是,为了把我们对《鲁滨孙漂流记》的解读与主权问题紧紧地联系起来,我会引用卢梭的另一段文字,这一次,卢梭提到的《鲁滨孙漂流记》不是作为一种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不同寻常的荒岛的原初性体验,而是作为主权的统治,作为一个鲁滨孙的君主政体,当他独自生活在岛上的时候,他是他的世界的唯一居民,统帅着他的岛上的一切。这段话出现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的末尾,在我们去年仔细阅读过的“论最强者的权利”一章之前,也在我们去年也读过的卢梭对格老秀斯(Hugo Grotius)、霍布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之后。[21]卢梭不无讽刺地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避免以某种方式谈论许多天生的主权者或神话中的主权者,比如亚当或诺亚,也就是亚当王或诺亚皇,他说自己因谦逊而没有去追溯渊源、考证身份,否则说不定他也可以判定自己是这个国王或者那个皇帝的自然继承人,还可能发现他自己是“全人类的合法国王”呢。而这时他提到了《鲁滨孙漂流记》:
我完全没有谈到亚当王或者诺亚皇,也就是那划分了全世界的三大君王的父亲,虽然有人认为在他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像萨图恩的儿子一样的行为。我希望人们会感谢我的这种谦逊;因为作为这些君主之一的一个直系苗裔,或许还是长房的后代,何以知道考订起族谱来,我就不会被发现是全人类合法的国王呢?无论如何,人们决不会不同意亚当曾是全世界的主权者,正如鲁滨孙只要是他那荒岛上的唯一居民,便是岛上的主权者一样。并且这种帝国还有着这样的好处,即国君可以安享王位,无须害怕叛乱、战争或者谋篡。[22]

这种绝对的政治主权,“亚当曾是全世界的主权者,正如鲁滨孙是岛上的主权者一样”,这种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绝对主权,是一种毫无阻碍,从而也没有对手的主权,因此,施米特会说,这种主权也没有政治性可言;这种主权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前政治的,是一种极度前政治的或超政治的主权,它是对星期五到来之前的所有的孤独或离群索居、寂寞或绝对地与世隔绝的奖赏,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主权,是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和自作主张的个体的主权,是没有国家或没有公民身份的公民的主权,或者说这个公民独自地、即刻地成为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公民的—国家(l’État- de citoyen)[23]的主权,或者公民—国家(l’État- citoyen)的主权。虽然它在这里像是一个神话或传说,一部过时的文学虚构作品,但它所描述的结构,以及卢梭在这里所描述的结构,确实契合了我们今天提起公民的绝对自由时会想到的,例如公民在投票间(isoloir[24])中(投票间也是一座岛)自主做出决定,无论这种法律上的所谓公民主体的主权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有什么矛盾或冲突,公民的政治选择都是一种在民主制度中被视为不可剥夺的自由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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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请大家重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全文,不仅是第一部分中关于动物和野蛮人的几页(请阅读这几页,但我们不会用这一整节课来讨论它们),但特别要重读在序言前面,卢梭对日内瓦共和国(République de Genève)做出的类似开创性的声明(我们别忘了,在1760年至1769年期间,卢梭也是《科西嘉岛制宪意见书》的撰写人,这是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对科西嘉岛居民不吝赞扬之后,科西嘉贵族要求他撰写的一部作品。在他赞扬科西嘉岛居民时,整个欧洲的目光都正聚焦在那个长期处于热那亚威权之下而一次又一次经历解放战争的岛屿之上;而卢梭的计划从陈述一个事实开始:“科西嘉人民由于他们的天性纯朴,最适合于接受一套良好的治理办法”[25],特别是由于这座岛屿的与世隔绝和面积,卢梭称之为“科西嘉岛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岛上居民的良好天性”[26]。他为这座岛屿推荐了民主制度,以及一种几乎封闭的经济体系和一个进口物品和货币近乎消失的方案,所有这些都减少到最低限度;你们也可以在重读这个令人神往的乌托邦的同时把一只眼睛转向《鲁滨孙漂流记》)。总之,为了回到这个公民的前政治的主权,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卢梭描述了基本上一直是他的政治梦想的图景,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个人,他将其称为“民主”(事实上,这种人民和主权者的同构,即人民的主权,也的确是民主的概念,或者至少是被命名为dêmokratia的东西)。但是,一旦主权者和人民成为一体,这个单一的“人”意味着什么?它是人本身的新定义?是这个人(超越个人)的唯一的政治的或政治—法学的定义?抑或是一个人独自在岛上从而足以成为主权者和所有人民聚集在一起的与世隔绝的乌托邦,一切都集于一人之身,一个到达绝望岛的鲁滨孙?总之,卢梭将它展现为一个起源缺席的梦想,而非一个起源失落的梦想,这是他对没有见证他出生的国家的思乡,是一种忧郁,确切地说,是对没有出生在他本希望出生的地方的哀叹。而在一系列以“我情愿(j’aurois voulu)”为开头的段落中有“假如对于出生的地方可以选择的话,我情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幅员的大小绝不是超出人们才能所及的范围之外”(从而在视觉、听觉和掌握的范围内),“我情愿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我情愿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还有“我情愿不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等等。[27]而在所有这些“我情愿”的条件中,还有一个“我情愿生在……”(因为这是一个人在告诉我们他情愿在哪里出生,没有什么比“我情愿生在”,“假如出生的地方可以选择的话,我情愿生在这样的地方”这些说法更令人绝望了)。一个人怎会严肃地、负责地写出“我情愿生在”这样的话?“我”这个主语怎么能与“出生”这个词以“我情愿”这样的时态和语式结合在一起?这不可能是同一个我,因为我不能以这种时态和语气谈论我的出生。除非只有这个“我”可以这样做,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思考这样的事,无论这样的讨论或者思考多么空洞和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才可以这样表达或者思考,同时写下“我情愿生在”。总之,卢梭知道怎样利用这种拟态的修辞来定义他的政治,以及他的国家、主权者、公民和人的概念。而这段话与马克思所说的“鲁滨孙一类的故事(Robinsonnade)”相差无几。因此,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写道,早在序言之前,也在我请你们重读的第一部分前面,这一部分丰富地涉及了动物,包括我们去年经常谈到的狼[28],还有熊,以及“常常在森林里遇到野兽而不感到恐惧”[29]的黑人和野蛮人(卢梭在这里把离开自然状态的人,把“思考的人”定义为“变了质的动物”)。好吧,早在序言和第一部分前面,卢梭在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献词中,对那些他称之为“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解释了他情愿在哪里出生,在哪里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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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卢梭

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为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只有当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因此,我情愿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30]

这意味着鲁滨孙式的梦想或理想———也就是主权者和人民在一个人身上的绝对同一化,一个独一无二的孤独的、寂寞的、例外的人———是无法达到的,所谓的“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变成了最好的权宜之计,相对较好的选择。“我情愿”不仅涉及一个单独的人的“鲁滨孙一类的故事”,也同时体现了完全独自的、独自而独一无二的,孤单而不可替代的主权者与人民:一种夸张的、某种程度上前政治的梦想和乡愁。这个“我情愿”甚至流露出卢梭对一个他没有出生在的国家的怀旧和思乡(mal du pays),也就是有真正的民主政府作为此时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那个国家。卢梭接下来提到一种有益的、温和的枷锁,它使人受法律的约束,而又不异化人的自由(“我情愿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我情愿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所以我情愿国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居于法律之上”[31])。一个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也无权像施米特所说的那样悬置法律的主权者是什么呢?这是一再被提出的问题。卢梭的梦想,他的“我情愿”是政治的还是前政治的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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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鲁滨孙·克鲁索的整个历史构造、时代性整体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暂且说在这个建构的世界(monde construit),这个对世界的建构(Bildung),这种建构世界世界观(Weltbild或Weltanschauung)之中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的一个兄弟,而且这不仅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卢梭,怀有“我情愿”之念的卢梭,而且是我刚刚引用的《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鲁滨孙的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所处的时代,远远超出了18世纪,长存于人们对鲁滨孙·克鲁索的迷恋之中;这种迷恋不仅存在于乔伊斯或伍尔夫身上,而且也存在于全世界每一个儿童和成年人身上,你们要知道,(我只想提醒你们一下)这种构造,也就是这种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的系统性的整体,的确被马克思当作一种历史结构,一种既是社会—经济的又是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结构,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33]。马克思的胆识和他饶有风趣的坦率之言促使他在这一时代的结构中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阶段,他称之为“鲁滨孙一类的故事”,还顺便提及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导言的开头会找到颇为显眼甚至引人入胜的表达。马克思的意图是严肃的。他的意图反映了一种即使没有大到无法衡量,但也很难丈量的雄心壮志,因为他试图把所谓“缺乏想象力的幻象”(在这里指类似于《鲁滨孙漂流记》的文学虚构作品,而马克思的主题涉及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或者哲学—政治类虚构作品,例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和《社会契约论》引向或者还原为一种同时具有象征性、症候性和建立在它们所象征的东西之上的美学上层建筑,而且仅仅是组织物质生产中的一个阶段,也是预示着自“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欧洲“市民社会”即将来临的一个阶段。尽管本质上有所不同,但这与乔伊斯在《鲁滨孙漂流记》中看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构型的预兆时所说的话并非水火不容。我会读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部分开头的这几句话,你会听到卢梭和鲁滨孙一类的故事被同时提及。马克思也会宣称,他将论述生产,而且主要是论述物质生产。他写道: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孙一类的故事(Robinsonnades),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鲁滨孙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

只有到了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4]

这并不是马克思对所有鲁滨孙一类的故事和所有鲁滨孙们唯一讽刺或具有攻击性的指涉。在《资本论》中,至少还有一个关于鲁滨孙和他的星期五的隐秘而俏皮的暗示。(请重读)这就是第一册第三节中关于“工作日”的精彩绝伦的第十章;这一章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当时的英国经济中借鉴而来[35]。马克思在这里既要谴责工厂主违反或绕过英国法律规定的妇女和青少年以及儿童的工作日时长限制(当时的工作日被限制在10小时之内),也要谴责法官、郡治安官(其中有些人也是工厂主)因不依法追究责任而成为工厂主的客观上的帮凶。马克思接着举出了一个叫鲁滨孙的人的案例,他是一位纺纱厂主,虽然被起诉,但由于他的一个亲戚在陪审团便免于罪责,而这个亲戚叫埃斯克里格,他本人也是一个纺纱厂主。马克思接下来说埃斯克里格即使不是鲁滨孙的星期五,至少也是鲁滨孙的亲戚(“ein Individuum namens Robinson,ebenfalls Baumwollspinner, und wenn nicht der Freitag,so jedenfalls der Verwandte des Eskrigg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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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马克思

当然,尽管没有回应关于这些(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的)虚构文本的地位以及它们的持久影响力的问题,这个对“鲁滨孙一类的故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这种对个人主义和非社会性的孤立主义以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症候的孤岛主义的批判性阐释,与其他解读虽不是同质的,但也非水火不容。例如,我想到了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附录中题为“米歇尔·杜尼埃和没有他人的世界(Michel Tournier et le monde sans autrui)”的一章,我也请你重读这一章(它也是作为杜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一书的后记发表的),[那么,德勒兹]也想知道“《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小说的意义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37]。这个直接的回应之后被转化为一种关于变态(perversion)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德勒兹的思考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拉康,而且他也承认这一点,正如他所说,要归功于拉康“学派”,他提出,正是拉康“学派”强调“在一种结构的基础上理解变态行为”的必要性,正是这种结构让欲望产生了转移,也使得欲望的起因(“欲望之因”)与对象分离,“从一个雌雄同体的双重模式的角度”否定了性别的差异,并在“超越他者,或在无关他者的大他者”[38]中消灭他者。虐待狂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他者痛苦而施虐,而是因为他想剥夺他者的他异性以及“他者的特质”。对于把偷窥癖或者暴露癖视为一种针对他者在场的变态的这一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现象学,事实上,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正是因为“他者结构”的缺席,才会产生这些变态行为。“变态者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没有可能性的世界。正是他者可以使一切成为可能[……]。所有的变态行为都是对他者的谋杀(autruicide),对他异性的谋杀(altrucide),对可能性的谋杀。但是,谋杀他异性的行为不是由变态行为所实施的,而是以变态结构为前提的。”[39]这个前提,如果被引向结果,我相信会颠覆整个刑法。但是,我们先不谈这个。德勒兹紧接着补充说,这种变态不是先天的,而是与冒险相关,又与神经症和近乎精神错乱的故事相关。结论便是:“我们必须把鲁滨孙想象成一个变态,鲁滨孙一类的故事仅仅是变态本身。”[40]

这是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通过把“仅仅”这个形容词与“鲁滨孙一类的故事”联系起来(“鲁滨孙一类的故事仅仅是变态本身”),这句话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不把《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归结为鲁滨孙一类的故事,甚至也不把这本书归结为鲁滨孙本身,而是在他的与世隔绝的孤独中,从他的历史、他的过去、他的未来中提取出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他与诸多他者(包括奴隶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而这将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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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即将结束这段介绍性的,甚至称不上开场白的讨论课,面对如此之多的解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方法(当然除了我刚才概括性地提到的,还有更多的解读),[我很想仔细地],像规划岛中岛一样,划定和限定我们研讨班领土的界限和重心,我们必须设定和重视这一领地和重心,而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限定,比如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野兽和主权者。至于野兽,我们不必多做解释,尽管我们到现在还很少提及这个问题。《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是对鲁滨孙和许多野兽的冗长的阐释。与野兽息息相关的这场戏是一场孤独的主权者的戏,一场(对自我,对奴隶,对野蛮人和野兽,同时也闭口不谈女人,因为重点恰恰在于不谈论她们)确认主宰的戏。一个最初的例子:甚至在到达岛上之前,以及在所有关于奴隶贸易的故事开始之前,就有摩尔人被扔进海里的情节,以及鲁滨孙把穆斯林小男孩佐立留在船上,(当时作为他的主人的)鲁滨孙要求他宣誓对其忠诚,而且要他根据伊斯兰教法宣誓,从而更具有约束力;一个承认鲁滨孙拥有对宣誓主体的唯一主权的誓言:
[……]佐立,假使你对我忠实,我将来会使你成为一个大角色;假使你不凭着穆罕默德向我发誓,表示没有二心,我就把你也丢到海里。那孩子对我笑嘻嘻的,发誓说他情愿对我忠实,随我走到天涯海角;他那种天真的神气,使我没法子不信任他。[41]

这几乎是紧接着另一个情节,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在这个情节中,佐立给出的第一个效忠的证明会是服从鲁滨孙的命令而在危险的情况下杀死一头可怕的狮子,并把它的爪子献给鲁滨孙———鲁滨孙剥了它的皮,并把皮留了下来,一张巨大的狮皮在太阳下被晒干,后来鲁滨孙就睡在上面。至于鲁滨孙本人对主权的自我确认,我想读一读另外两段话,我们之后还会回到这两段话,从而更好地把它们重新嵌入叙述的时间和结果之中:
你要是看到我和我的小家庭坐在一处用饭的情形,即使你是一个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你也不禁要微笑。我坐在那里,简直像全岛的君王。我对于我的全部臣民拥有绝对生杀之权;我可以把他们吊死,开膛破腹,给他们自由,或是剥夺他们的自由;而且,在我的臣民中间,根本没有叛逆者。

你看我用餐的时候,俨然像一位国王,一个人高高坐在上面,臣仆们在旁边侍候着。波儿就仿佛是我的宠臣,只有它,才有权利跟我说话。我的狗(它现在已又老又昏聩了)照例坐在我的右手;那两只猫呢,一只坐在这边,一只坐在那边,时时希望从我手里得到一点什么吃的,视为特殊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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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只猫并不是我最初从船上带下来的那两只,因为它们都已经死了,并且经我亲手葬在我的住所附近。但内中有一只不知同什么动物配合,生了许多小猫,现在的两只,是我从那些小猫中间保留下来,驯养起来的。其余都跑到树林里去,成了野猫,后来给了我不少的麻烦,因为它们时常跑到我家里来,掠劫我的东西,最后我不得不向它们开枪,把它们打死不少。末了它们终于离开了我。现在我既有足够的侍从,生活也过得很富裕;除了人与人的交往以外,什么都不缺乏;至于人与人的交往,我不久以后反而觉得太多了。[42]

我这岛上现在已经有了居民了,我觉得我已经有不少的百姓了。我不断地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想到我多么像一个国王。第一,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具有一种毫无疑义的领土权。第二,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救出来的;假如有必要,他们都肯为我贡献出他们的生命,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我只有三个臣民,而他们却属于三个不同的宗教:星期五是一个新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一个吃人部族,而那西班牙人呢,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在我的领土上,我允许信仰自由。———这且不谈。[43]

下一次我们将回到陆地,走向欧陆哲学的领地,并在那里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进入海德格尔重要而艰深的研讨班(特别是在它涉及贫于世界和动物的地方),但以其开端作为起始,也就是海德格尔引用并评论的诺瓦利斯[44]的一句话。这句话指出,“哲学是真正的思乡,一种随处都要回家的冲动(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 Heimweh, ein Trieb überall zu Hause zu sein) ”[45]。海德格尔认为说这句话很精彩且有着明显的浪漫色彩,但他也想知道,今天是否还存在着类似乡愁或思乡的东西。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思乡(Heimweh)这个词是不是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呢?然后这里也许有一种关于动物的修辞预设,这个话题很久之后才会在我们的思考中和研讨班中登台亮相,海德格尔在这里指责了城市居民、城里人,称其仅仅是开化了的猴子(Affe der Zivilisation);他想知道这猴子是否终究已经摆脱了自己的乡愁。(“因为当今的城里人或开化了的猴子们不是早已摒弃了思乡症吗[Denn hat nicht der heutige städtische Mensch und Affe der Zivilisation das Heimweh längst abgeschafft]?”[46])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与海德格尔打算集结成一个问题的三个问题联系起来。什么是世界(Welt)?什么是有限性(Endlichkeit)?什么是孤独、离群索居或个体化(Vereinzelung,Einsamkeit)?这种Vereinzelung(这种孤独、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并非膨胀的“小我(petit moi)”面对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知所措,而是通过孤独,通过成为独自一人,忍受寂寞(Vereinsamung),人第一次抵达万物之本质,抵达世界之近旁(in die Nähe […] zur Welt)。“倘若每个人向来都作为某个唯一个体而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孤独性是什么[Was ist diese Einsamkeit,wo der Mensch je wie ein Einziger sein wird]?”[47]人的孤独,问题在于人是唯一能够独处并以此接近世界的生命体。石头不会孤独。我们会因野兽贫于世界,而说它是孤独的吗?或者说它是有些许孤独的?为了重新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并把它们与主权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将在下一节课开始时详细讨论主宰(walten)(也就是以暴力的方式统治)这个词,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说,这个词支配着研讨班的开端和其中与自然(phusis)有关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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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Cap 这个词既有“航向”之意,也有“头”的意思,所以这里引申到与主权者相关的主脑、头领等意义。“另一个航向”也是德里达在1991年出版的—本关于两德统一后的新欧洲和欧洲身份的小册子的主标题,L’Autre cap: suivi de La Démocratie ajournée,在其中,德里达谈到了与他者的关系和重新检视自己的身份。——译注

[2]德里达在2002年4月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开设了讲座“野兽与主权者”。[中译文参见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王钦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译注]

[3]Cf.Karl 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 konomie.Volume I,Livre Premier:《Der Produktions proceβdes Kapitals》,dans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Werke,vol.23,Berlin,Dietz Verlag,1972,p.154,n.104;Le Capital.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tr.fr.Joseph Roy,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auteur,Paris,Éditions Sociales,1969,Livre Premier,《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t.I,p.145,n.2.——原编者注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注释104。——译注]

[4]Ibid.,p.644,n.75;tr.fr.Livre Premier,t.III,p.58,n.1.——原编者注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711—712页,注释75。——译注]

[5]James Joyce,《Réalisme et idéalisme dans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Daniel Defoe》,Essais,articles,conférences,tr.fr.Anne Machet,dans Œuvres,vol.I,Jacques Aubert(éd.),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1982,p.1063.这个意大利语的讲座是乔伊斯于1912年3月在的里雅斯特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ieste)发表的。——原编者注

[6]Ibid.,loc.cit.

[7]Ibid.,p.1064.

[8]Ibid.,p.1075.

[9]J.Joyce,“Daniel Defoe”,édité à partir de manuscrits italiens et traduits par Joseph Prescott,Buffalo Studies,vol.I,n°1,décembre 1964.Cf.J.Joyce, Œuvres,vol.I,op.cit.,p.1862.对于这篇文章,Jacques Aubert在题为《Daniel Defoe》的文章的注解中给出了说明。——原编者注

[10]Frank Budgen,James Joyce et lacréation d’《Ulysse》,tr.fr. Édith Fournier,Paris,Denoël,1972,p.178-179.Cf.J.Joyce,Œuvres vol.I,op.cit.,p.1862.这些细节来自Frank Budgen的James Joyce et lacréation d’《Ulysse》一书。Jacques Aubert在《Daniel Defoe》这篇文章的注解中翻译和记录了这些细节。——原编者注

[11]J.Joyce,Ulysses,suivi de 《Ulysses:A Short History》de Richard Ellmann,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The Bodley Head,1960,p.111;Ulysse,tr.fr.Auguste Morel assisté par Stuart Gilbert,entièrement revue par Valery Larbaud et l’auteur,dans Œuvres,t.II,Jacques Aubert(éd.),avec la collab.de Michel Cusin,Daniel Ferrer,Jean–Michel Rabaté,André Topia et Marie-Danièle Vors,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1995,p.122.——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译注]

[12]J.Joyce,Ulysses,op.cit.,p.111;Ulysse,tr.fr.p.123.——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第125页。——译注]

[13]在课堂上,德里达翻译了这句话:“Well then Friday buried him [Bon,Vendredi l’a enterré].Every Friday buries a Thursday if you come to look at it [tout Vendredi enterre un Jeudi si vous y prêtez attention]。”

[14]J.Joyce,Ulysses,op.cit.,p.111;tr.fr.,p.123.强调为乔伊斯所加。——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第125页。——译注]

[15]D.Defoe,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Famous Moll Flanders,Londres,Dent,1930[1722].——原编者注

[16]Virginia Woolf,《Introduction》,dans D.Defoe,Robinson Crusoe,op.cit.,p.XIV.The Common Reader.Second Series,Londres,The Hogarth Press,1965,p.54-55.[中译文根据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石云龙、刘炳善、李寄、黄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译注]

[17]Ibid.,loc.cit.[中译文根据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石云龙、刘炳善、李寄、黄梅译,第274页。——译注]

[18]Ibid.,p.XV.[中译文根据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石云龙、刘炳善、李寄、黄梅译,第275页。——译注]

[19]Jean-Jacques Rousseau,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Livre III,Chronologie et introduction par Michel Launay,Paris,Garnier-Flammarion,1966,p.239.[中译文根据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4页。——译注]

[20]J.-J.Rousseau,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op.cit.,p.238-240.[中译文根据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第244—246页,略有改动。——译注]

[21]Cf.J.Derrida,《Première séance.Le 12 décembre 2001》,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VolumeI,op.cit.,p.33,42-43.——原编者注

[中译文参考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王钦译,第40—41页。——译注]

[22]J.-J.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Paris,Éditions Garnier-Frères,1954,ch.II,《Des premières sociétés》,p.237-238.——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页,略有改动。——译注]

[23]打印稿中的写法。——原编者注

[24]法文中的投票间isoloir在词源上来自表达孤立、隔绝之意的动词isoler,而isoler在17世纪出现时的意思是成为岛(île)的形式或像岛一样。——译注

[25]J.–J.Rousseau,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dans Œuvres complètes,III.,Du Contrat social.Écrits politiques,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éds),texte établi par Sven Stelling-Michaud,Paris,Gallimard,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1964,p.902.——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译注]

[26]Ibid.,loc.cit.[中译文根据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第3页。——译注]

[27]Id.,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texte établi par Jean Starobinski,dansibid.,p.111—113.——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1—52页,有改动。——译注]

[28]Cf.J.Derrida,《Première séance.Le 12 décembre 2001》 et 《Troisième séance.Le 16 janvier 2002》,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Volume I,op.cit.,p.19-57etp.139—140.——原编者注

[中译文参考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王钦译,第13—57,151—152页。——译注]

[29]J.-J.Rousseau,Discours sur l’origine…,dans Œuvres complètes,III,op.cit.,p.137.[中译文参考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第77页。——译注]

[30]Ibid.,p.112.[中译文参考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第51页,略有改动。——译注]

[31]J.-J.Rousseau,Discours sur l’origine…,dans Œuvres complètes,III,op.cit.,p.137.[中译文参考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第51页,略有改动。——译注]

[32]在课堂上,德里达补充道:“或者是超政治的(ultra–politique)?”——原编者注

[33]K.Marx,《Introduc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tr.fr.Maurice Husson et Gilbert Badia,Paris,Éditions Sociales,1957,p.149.[中译文根据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译注]

[34]K.Marx,《Introduc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op.cit.,p.149-150.[中译文根据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22—25页,略有改动。——译注]

[35]Id.,Das Kapital,op.cit.,Livre Premier,p.306;tr.fr.,Livre Premier,t.I,p.283.——原编者注

[36]K.Marx,Das Kapital,op.cit.,Livre Premier,p.306;tr.fr.,p.283:《un individu nommé Robinson,filateur de coton également et dont le susdit Eskrigge était le parent,sinon le Vendredi[…][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334页:“一个叫鲁滨孙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格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中译本的翻译更为遵循德文原文,法译本和德里达所采用的说法(也就是埃斯克里格即使不是鲁滨孙的星期五,也是他的亲戚)和原文有些许出入,但也符合常识。——译注]

[37]Gilles Deleuze,Logique du sens,Paris,Minuit,1969,p.370.

[38]Ibid.,p.371.

[39]Ibid.,p.372.

[40]Ibid.,loc.cit.

[41]D.Defoe,Robinson Crusoe,op.cit.,p.21;tr.fr.,p.77.——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徐霞村译,第21页。——译注]

[42]D.Defoe,Robinson Crusoe,op.cit.,p.137;tr.fr.,p.262-263.[中译文根据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徐霞村译,第141—142页。——译注]

[43]Ibid.,p.222;tr.fr.,p.393.强调为笛福所加。德里达原本计划朗读这个段落,这一段落的复印稿也附在打印稿上,但他没有读。他在第二讲开始时读到这个段落。——原编者注

[中译文根据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徐霞村译,第232页。——译注]

[44]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译注

[45]M.Heidegger,Die Grundbegriffe…,op.cit.,p.7;tr.fr.,p.2.[中译文根据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赵卫国译,第9页。——译注]

[46]Ibid.,loc.cit.[中译文根据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赵卫国译,第9页。——译注]

[47]M.Heidegger,Die Grundbegriffe…,op.cit.,p.8;tr.fr.,p.22.[中译文根据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性》,赵卫国译,第11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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