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散文杰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从它诞生以来,人们大都关注“桃花源”在哪,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虽然文中明言“武陵”,但前人及今人依然争个不休。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人们终于明白了,“此中人之衣著、习俗、耕作,亦与桃花源外无异,而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陶渊明藉此以寄托其理想也”。袁行霈曾综合:“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曰:'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王瑶注以《拟古》诗作于宋永初二年辛酉(公元421年),'《桃花源记并诗》当也是同时所作’”。 陶渊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创作了此文并诗,直到现代才受到关注。袁行霈的综合“结论”是“以待详考”。 那么这里我能不能提出一个全新观点呢?这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的说法——此文创作于陶渊明于彭泽县令上来大雷岸调研采风期间。 如今的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一带江岸,也就是历史上的大雷岸一带,仍有一个村叫陶寓,而它前面的江滩仍叫桃花滩。这个称呼来源于一个故事。陶渊明彭泽县令任上,一次到大雷岸这边来采风,遇到大风不能走,只好住下了。他前面的江滩栽了大片桃林,为了打发时间,他对着桃树,结合地形,想像遍植桃花的桃花源,创作了后来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而正是有了这个故事,当地那两个地名就那么出来了。 既然有这么个故事,我们何不把它当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出生”证明呢? 还有没有其他佐证?有。 一是当时的彭泽县与大雷岸的关联。大雷岸长江正对面,如今地名从东至西依次为,东至县的香山、香隅、长山,长山的西面即如今彭泽县境。也就是说此地是安徽东至县与江西彭泽县的交界。东至县历史上是两个县,北面临江的东流与南边和黄山接壤的至德,而陶渊明担任县令那时,东流却在彭泽县范围内,属彭泽东北境。望江县东晋隆安-元兴年间(公元397-404年)置大雷戍;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置县,名新冶。正是此年,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担任县令后,陶渊明当然要去东流巡查。东流濒临长江,空气湿润,又是一片低矮丘陵地,非常适宜各种花卉的生长,尤其是菊花。陶渊明到了东流,见到如此美景,自此便喜欢上了东流,并在城南选了一处坡地,开始种菊养菊。并时常“日驻彭泽,夜宿东流”。公元427年,陶渊明逝世后,东流人为了纪念他,在他的菊所建了陶公亭,同时称东流为菊邑,将大雷岸面前这段江称之为“菊江”。如果“日驻彭泽夜宿东流”,在当时要是走陆路的话,几乎不可能,只能走水路顺江而下。如此频繁走水路,则陶渊明从大雷岸上岸即上到彭泽对面的“新冶”来看看,可能性是极大的。 二是阻风。大雷岸对岸的稍西面即是长江著名要塞马当矶,再西面一点即是古彭蠡湖口。因此此处江面狭窄,江水湍激,并时时狂风呼啸且往往一刮多日。从现在收集的关于大雷岸的诗文来说,有许多是写此处大风的。宋时黄庭坚在此处留下好几首关于大风的诗,“号橹下沧江,避风大雷口。天与水模糊,不复知地厚。(《大雷口阻风》)”“广原嗥终风, 发怒土囊口。万艘萍无根,乃知积水厚。(《庚寅乙未犹泊大雷口》)”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曾因上书批评皇帝而被流放新疆旋又释放归来的洪亮吉来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回程时,因为大风阻在大雷岸华阳,只好跑去找家住此地的老朋友、著名藏书家和古钱币收藏家倪模,后来就写了首《守风华阳镇因步行二十里至雷港访倪进士模即席赋赠》。按此地多风多大风的情形,陶渊明来时遇大风也是有可能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也正是写的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他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的情形。规林晋时属桑落洲,现今位于安徽宿松县长江边的华阳河农场,和大雷岸在一条线上,距大雷岸仅十几公里,也可以说是大雷岸的组成部分。 三是诗证。陈寅恪曾说“以诗证史”。唐朝时望江有一位著名的县令叫麴信陵,白居易有著名的《秦中吟》,第五首《立碑》就是写他的。“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道歧。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留葬此江湄”,可他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住到这江湄来的呢?退休后,仰慕陶渊明及他笔下的风景意境,而将家搬到了雷港。有诗为证,《移居雷港》:“重林将叠嶂,此处可逃秦。水隔人间世,花开洞里春。荷锄分地利,纵酒乐天真。万事更何有,吾今已外身。”麴信陵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进士第,离陶渊明时代也就360多年时间,民间的记忆应该还相当鲜明,因此也给麴信陵强烈吸引。唐时古雷港在现时雷池乡杨溪河入江处,而陶寓与桃花滩恰在其西面并紧挨着,从地点上也相合。这可不可以算再加一证明?明朝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的望江人任伦,写有一首《麴大夫祠》,颔联为“清名已播陶公柳,遗爱犹存召伯棠”,把麴与陶两人联系起来,除了麴信陵治理望江很有民望,与陶渊明在彭泽任上相像外,会不会与其晚年移居雷港也有潜在的关联呢?(李传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