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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为什么要再次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呢，因为我能够基本解构西方经济学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可以说无往而不利。虽然有些问题用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最终都找到答案，逻辑上自洽。不象西方经济学，逻辑上根本就是错的还在那诡辩。 最简单也最根本的错误和诡辩就是庞巴维克说利息是货币的时间成本。现在基本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这个说法，一方面又说钱要投入实体经济，不能在虚拟经济空转。 这是典型的自己打自己的脸。既然说利息是货币的时间成本，那就等于说货币可以凭空钱生钱，没有任何条件。所以空转就应该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利息理论本身就是最大最根本的空转。 我们一步步推翻庞巴维克的理论。 首先把法定利率设定为零，也就是废除存款制度。货币的时间价值如何实现？唯一的方式就是放贷收取利息，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风险博弈的共同投产。货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时间，而是来自于共同投产，因为只有从整体上看借款双方才能轻松得到结论，两人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进行生产才能增加财富。无论加入多少人到这两个人的群体，如果没有生产就是空转。 因此，所谓的时间价值是如果投入生产就可以获得收益，这里有如果两个字。等于说有一个机会成本，但是这个机会成本是必需要去实施才能兑现的，不能说没做也要分一杯羹。总不能说，如果跟着红军闹革命就可以当将军，结果没去闹革命也要求最起码给个连长当，貌似蛮不讲理吧。 记得前面说过的投产基金吧？我们简化一下模型，假设全国人民的钱全部买的投产基金，然后净资产一直稳步增长。老百姓手上没有任何货币，需要货币就卖投产基金，这时候负责兜底提供流动性的投产银行就用现金购买老百姓手上的投产基金，老百姓就有钱花了。而且是有投产收益的钱。 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钱通过投产基金真实投入了企业的生产，按照净资产增值了，实现了所谓的货币的“时间投产价值”，这里投产才是重点，时间只是投产的属性之一。 对比投产银行持有的大量现金要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购买老百姓的投产基金，也就是等于企业生产投入对应份额的转手。想想华为模式的员工离职就是如此。 投产银行持有的货币只要没有换成投产基金，哪怕持有一万年，也不会增值，因为整个国家的生产就那么多，所有份额都被投产基金买下来了，剩下的钱没有可能投产，所以只能在一边呆着凉快去。 到此为止，我估计一半人都可以听懂了。听不懂的反复听几次，就会有顿悟发生，无非是次数多一些。 这里我提出两个很重要的概念：货币静默期和投产轮候期。 既然大家手中持有的货币总量如果超过生产投入的需要，剩下的货币就只能象投产银行持有的货币一样，进入货币静默期，等于什么都不干，就是随时可以消费的现金，或者说投产准备状态。 问题来了，投产的资格谁说了算？ 如果是一个家庭里面分粥吃，会不会是膀大腰圆的凭借力气大先下手为强呢？不会，家庭里面分配是要讲规矩的，不能让饭量大的吃的太多，别人没的吃，那样不公平。 投产的机会就是分粥吃，西方经济学理论下必定是有钱人先吃饱了，因为穷人在所有方面都无法和富人竞争，比如说信息渠道、资金金额、投产时长，收益率期望值也不同，富人因为资金量大可以降低预期，这样穷人是无法竞争的。 而我设计的投产基金模式是需要增加一个排队等候的，就是说想卖基金随时可以，但是想买不是随时可以，因为投产基金不需要保持一分钱现金，全部都是持有的企业股份对应的净资产。这叫做回归经济本原，静默货币在一边，投产基金在一边。静默货币处在投产轮候期。 但是这些就一定好吗？有一个问题。富人可能囊括了所有的投产基金。怎么样确保正义的投产机会呢？注意，这里不是平等而是正义。还记得终生超额累进消费税的作用吗？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税收在最后的分配结果上实现正义。 因此，我考虑再三，决定废除投产轮候以及前面所说的投产基金不持有现金的做法，改为另一个极端，可以不限制投产基金持有现金。这样对穷人就实现了正义。 也就是说，投产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投产企业的净资产，一部分是随时可能买入和赎回的现金，活脱脱一个开放式基金。也就是说，只要买了投产基金，即使投产基金暂时没有投出去，照样是和投出去的现金一起核算，获得收益。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后来买入投产基金的都等于入股企业后以流动资产的现金方式趴在账上，但是也要分红的，差异在于分红随时变化。 虽然两个概念被我放弃，没有使用在投产基金的设计上，但是对我们理解货币的时间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货币静默期告诉我们所谓的时间成本就是扯淡，根本就是处在投产轮候期不应该有任何收益。除非按照投产基金的设计，购买了投产基金份额，哪怕以现金流动资产形态存在，但是是与实际投产的企业股份绑定在一起核算的，所以可以享受增值收益。 庞巴维克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货币的时间成本，红酒。他说红酒放久了就增值，和货币一样。如果黄金能够下蛋，那大家都是富豪了。这里庞巴维克没有搞懂红酒里面的本质。这是对劳动的误解，正是因为对劳动价值没有形成正确的解读，所以那时候被庞巴维克的理论占据上风直到现在。 红酒是特殊商品，在生产出来包装好后，它每时每刻都是可以卖的成品，但每时每刻又是在生产中的半成品。谁在生产呢？时间、空气。大家都说阳光、空气都是有使用价值的，虽然参与生产但是没有价值，这句话很好理解。可是你们没有想过，时间也参与生产也没有索要报酬。 既然始终在生产，而且红酒其实一直在变化，口感变化不也是商品使用价值变化么？时间是免费投入的，所以我们只看到没有追加投入却得到了更大的价值。就以为红酒因为时间增值说明时间有成本。恰恰相反，是时刻对红酒进行加工才有价值增值，如果是啤酒恐怕就是减值了。庞巴维克就这么粗制滥造的例子居然可以大获成功支持其理论，我真的难以理解。不过他的诡辩确实很厉害，我当时也头疼了很久。 其实，货币的时间成本概念只要轻易举例就可以推翻得哑口无言。既然货币可以凭空增值，那么把所有人的钱集中起开，大家等着增值好了，可能吗？用时间成本来为利息做辩护，其实是为了掩盖借款行为中真正的风险转嫁以及让公权力做担保的卑劣事实。 法定利率并不是太久远的事，我没有能力去考证。古代的钱庄也并不等于现在的银行，老百姓的钱基本还是现金，比如黄金白银铜钱。法定利率更是不可能，就是说钱庄只是局限于小范围，并没有变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英法战争期间，购买国债成为常态，因为国王没有钱打仗。我们来分析本质。建议大家读《货币战争》，该书背辟谣了，但是不正说明需要去读么。 打仗本该是全国人民的事，应该有所有人共同承担。那么理论上应该有穷人少承担，富人多承担，没错吧？正义原则。如果亡国了富人的损失更大，就算交保护费也理应多交对吧？ 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超额累进消费税，所有人都得花钱吧？现在说量入而出，政府受所有人委托则可以量出而收。需要花多少就收多少，但是不直接收，消费税的方式，只要你花的多自然就交得多，而且是终生超额累进，绝对正义。如果你是大富豪，不愿意交税省着花，遗产、赠予全部都算消费，跑不了的。顺便说一句，什么信托、基金之类的鬼把戏根本都不需要，纯粹是富人为了避税省钱的套路。 本来应该如此收集战争费用的，或者说一切公共支出都是如此。结果英法战争两个国家的国王采用借钱的办法。借钱是风险转嫁食利，可是战争不是可以增值的投产，当然战胜国可以，就当是投产吧。结果是整个国家背负了利息，富人们赚了钱。富人进行了风险转嫁借款参与投产获得收益，借钱进行投产的却无论胜败与否，都要损失利息。而这个利息是要所有老百姓来承担，收税支付的。 也就是说，本该是所有人一起承担的战争费用，在加上利息之后还是由所有人的税收承担。但是按照原来的战争费用分摊原则，富人本来应该多承担，但是现在的税收承担就肯定不是按照战争费用分摊原则了。同时还额外给购买国债的富人一笔利息，仅仅因为他们垫付的资金，而通过上次分析我们知道任何有息借款都不应该受到保护。 由于国家信用的存在，国债本来应该是有风险的有息借款，一下子变成了无风险存款，比现在的商业银行更安全可靠。于是，本来应该如前面分析货币的时间成本错误所说，除非真的投产才能获得收益，变成事实上存在无风险存款获利机会。于是，如果把钱放在家里就等于白白错失了购买国债的无风险存款收益，等于让所谓的时间成本成为事实，那就是国债的利率。 正是因为国债的存在，使得法定利率成为事实。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做任何事就等于所有人共同投产。根本不需要借钱来做事，国家信用是无穷的，或者说国家本来应该直接发行货币做然后通过超额累进消费税征收回来的事情，改成转让投产机会给富人，而且带来的负作用是让社会所有的钱都在心理预期上认为货币有时间成本，那就是国债利率。 现在明白了，法定利率就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为整个社会的钱都增加了时间成本，转嫁到生产消费领域。而富人的钱多，增加的绝对值就大，穷人心想：早知如此还不如零利率呢，那样我和富人的绝对差距还小些，有了法定利率反而越差越大。这是抢劫，而且是公权力支持的抢劫，不得不说英法战争的两个国王助推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 在法定利率产生之前，有息借款这种不应该保护的经济活动还只是民间的分散行为，自从有了法定利率，公权力等于确立了其在经济理论上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从此以后，人类进入了悲剧时代！ 好了，终于把曾经困扰我半年之久的利息问题讲完了。其实要感谢某些人对我的污蔑，内心郁闷反而使得我一口气把以前只是素材和随笔的内容全部写成文章，条理性、逻辑性和全面性大大增强，等于逼迫我快速完成任务。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套用王德峰教授的观点，命运是安排好的。 下次讲乘数效应原罪，其罪恶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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