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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传奇特工李白，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他是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主角李侠的原型，作为党的秘密电台一线工作者之一，李白一直在危机四伏的敌占区，利用架设的电台为我党传送各种秘密情报。 1948年12月，不到四十岁、正值壮年的李白不幸遭到敌人逮捕，并在第二年被残忍杀害，他贡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倒在了胜利的前夕。  陈毅曾经在拍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悲愤地写道： “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向他们讨回来这笔血债！” 作为时刻被危险环绕的地下工作者，李白可以说是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可是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不怕危险，更不怕牺牲。 1942年，他就遇到过一次重大险情。 日军侦测出我党架设的秘密电台，当时正在用发报机发送电报的李白与妻子一同被逮捕。 任何人听到这个情况，都会觉得李白肯定凶多吉少，但李白最后还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为党做更多工作的时间。 是的，这就是地下工作者的想法，个人的生命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全中国的百姓，因为战争必定是要流血的，他们心甘情愿成为实现伟大理想的基石。  李白能够躲过1942年那一劫的原因，除了他和妻子坚韧不屈地强大内心，还要多谢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父，涂作潮。 涂作潮，中国共产党电讯事业创建人之一，代号“木匠”，这个名字是1928年周恩来在六大会场上见到身为旁听代表的涂作潮时送给他的外号。 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在湖南长沙东乡郭东渡一个普通贫农家庭里出生了，涂家的一家老小都靠父亲一个人养活，从小挨饿受冻的涂作潮为了补贴家用，在母亲的安排下跟着二姐夫学习木匠活，因为当时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学到一门谋生的手艺，就好歹不会饿死。 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那些在封建黑暗旧社会里活活饿死、病死的老百姓难道还不够辛苦吗？他们一年到头除了睡觉就在做工，但得到的钱还不够填饱肚子，那些钱去了哪里？ 那些钱被吃人的社会、被那些达官显贵们吃掉了！穷人们想要真的作为一个人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就必须改天换地。 一开始听从母亲安排的涂作潮在二姐夫手底下干活，二姐夫并没有因为两人之间的亲戚关系而关照这个孩子，一次挨打后涂作潮直接离开了，转而跟着大哥去长沙学木工活。 这里是湖南，是伟大领导人毛泽东的老家，旧社会的一片黑暗中，进步的火种正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心中熊熊燃烧。  1921年，已经接触进步思想的涂作潮毅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劳工会的成员教导他读书识字，让他学会思考，让他不受到蒙蔽。 涂作潮后来还进入长沙建筑工人夜校进行学习，在这里，他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确定了自己未来的道路，那就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解救所有受到压迫的人们。 同年5月，涂作潮就参加了“蒋锡荣木行”工人的罢工行动，他其实并不是该木行的员工，但工人的事就是涂作潮的事，于是他积极投入到这场罢工行动中，最终这场罢工以工人们的胜利告终，这也是我党成功领导下的一次长沙泥木工人总罢工。 涂作潮的传奇人生可以说就是从这场罢工行动开始。 1924年初，涂作潮来到了上海恒丰纱厂，参加了共产党开办的工人夜校，李立三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思想进步、革命意志坚定的年轻人，由蔡林蒸与林育英的介绍，涂作潮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五卅”之后，涂作潮在党的安排下前往苏联东方大学进行学习，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东方大学代表在大会上出席的涂作潮有幸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特地叫住了他，亲切地说：“你就是那个湖南的木匠涂作潮？”接着，周恩来询问了他的情况，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我们以后就叫你涂木匠了，你看怎么样？” 涂作潮怀着激动的心情狠狠点了点头，这个由周恩来最先喊出的名字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其实在中共六大结束之前，张国焘就找到了涂作潮，和他谈谈未来学习的方向。 因为涂作潮一直申请学习的都是生产手榴弹、炸弹、炸药之类的技术，他认为这些武器能够在正面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当时国内红军最缺的其实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 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情报传递及时、准确，甚至可以达到兵不血刃获得战斗胜利的效果，张国焘说：“战斗中常有这种事，一个团的人因为通信联络不上，导致出现不应有的损失，甚至无法完成指挥部交付的任务，你呀，考虑一下改学无线电吧。” 周恩来也语重心长地对涂作潮讲：“你去学通讯吧，多用点儿心，部队等着用人呢！” 就这样，涂作潮转变了学习方向，前往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这对涂作潮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生理条件上来说，他就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 涂作潮得过脑膜炎，这个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大脑，比如在收报速度的教学时，别人都能做到每分钟收100个字，但是他连收30个字都很难办到，可涂作潮身上有股拼劲，他发誓一定不能辜负组织的期待，学成归国为党贡献出力量，并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学习中。 就这样，本该是个无线电专业“差生”的涂作潮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刻苦地学习知识，1930年年初，涂作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早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李强就装配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第一部电台，学成归国的涂作潮接受组织的委任，进入中央特科里着手有关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工作。 当时的涂作潮就在李强的领导下，想尽办法进行电台改进实验，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年9月，党中央为了培训更多的无线电干部，秘密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训练班。 训练班成立的地址位于法租界内，为了掩人耳目，这个训练班套了一个“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 可惜的是，三个月后，敌人就发现了这家“工厂”的不对劲，他们聚集不少人手闯入无线电培训班，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幸被捕（包括5名教员以及15名学员），此时涂作潮刚好外出归来，敲响了训练班的后门。 涂作潮是为了买油漆出去的，由于工厂后门紧闭，所以他并不知道屋子里危险的情况，但他一边敲门一边琢磨出不对劲来： 如果是平时，自己一敲门就应该有人出来了，怎么这次过去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一点动静，难道里面出了什么事？ 涂作潮提高了警惕，凑巧这时候法国巡捕把门打开，他立刻提着油漆桶装成讨要工钱的油漆工，故意装作把巡捕当成工厂老板的样子缠上去要钱，巡捕狠狠地踹了他一脚，骂了句“滚”，就没再管他了。  逃出生天的涂作潮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他接到了党组织安排的另一个任务。 1930年年底的时候，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了一部只有收报机但是没有发报机的“半电台”，依靠着这部“半电台”，红军无线电大军的队伍开始逐步发展，并且越来越壮大，作为专业人才的涂作潮理所应当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涂作潮最开始是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电台机务员，有丰富的知识作为地基，他很快就成了电台里名声响亮的技术骨干。 为了让通讯工作顺利进行，涂作潮甚至在工作之余当起了电话队的老师，他把电话机使用与修理相关的知识掰碎揉细了一一教给学员，大大提高了电话队整体的工作能力。 1931年12月的时候，正好是宁都起义期间，这种紧要关头，能否让起义行动顺利开展，联络是关键因素，但偏偏这个时候电台竟然出了故障，导致中央军委无法收到前方战场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涂作潮赶到了，他三下五除二就排除了故障，恢复了通信的顺畅。 负责与前方联络的报务员由于长时间工作导致身体疲惫到极点，再加上电台故障迟迟没有解决，所以他们都先去休息了，涂作潮找到他们，告知电台已经修好的消息时，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咱们的队伍里什么时候出了电台方面的人才。 对比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士们，这看起来似乎不算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它足以证明涂作潮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动手能力有多么强悍。 涂作潮凭借自己比别人甚至要“笨”一些的脑子兑现了承诺，成为了党组织需要的专业人才，而文章开头李白能够逃过1942年的灾祸，涂作潮就有很大的功劳。  李白与涂作潮这对师徒结识是在1937年6月，由王少春领导的涂作潮接到了一个命令：前往卡得路卡得旅馆见一个刚从延安派过来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李白。 1939年冬天，涂作潮接到新任务，那就是停办“恒利无线电公司”，改为和李白合作，并负责教导他装修电台，尽可能把这个年轻人培养成一个全能型无线电报务员。 涂、李这对师徒勘察过情况后，在威海卫路338号盘下两家店面，重新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两个人齐心协力，有力地保障了我党秘密电讯联络的稳定通畅。 可惜好景不长，在1941年春天的时候，公司里的一名学徒竟然逃跑了，这导致“福声无线电公司”将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中：一旦那个逃跑的人向敌人泄露了公司内部的情况，供出涂作潮等人，那么到时候这些电台工作人员都难逃敌人的迫害。 为了保证电台工作者的安全，也为了防止秘密电台受到破坏，涂作潮在确认李白技术过硬，足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向上级领导提议让自己与李白分别开设无线电公司执行任务。 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于是涂作潮在新闸路1520号又租了一间屋子重新举办公司，并借着掩护继续进行地下工作。  当时的租界已经被日本侵略者掌管，他们四处搜捕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共产党人，用血腥残酷的手段镇压不愿屈服的老百姓组织的抗日行动，为了消灭反抗的正义声音，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寻找、捣毁共产党设立的秘密电台。 中秋前夕，李白与裘慧英这对革命伴侣一如往常进行着秘密的工作，李白负责在阁楼里发报，而裘慧英则作为警卫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时候，裘慧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她意识到不对劲，于是拉着窗帘悄悄掀开条缝隙，果然发现了有数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翻过围墙，明显准备向阁楼这边冲过来。 暴露了！ 裘慧英立刻找到李白说明情况。 这时候，李白手上那份电报还没有发出去，他在即将遭到逮捕的最后时刻果断选择将完成任务放在第一位，当敌人冲进阁楼里的时候，看到是做好一切准备的李白夫妻。 李白大声呵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但日本兵压根没把李白的抗议当回事，他们明显是得到了情报，所以冲进来后就开始四处翻找，柜子、抽屉里的东西被丢得到处都是，但他们并没有找到类似收报机的东西。 房间里唯一一个能算作机器的，只有那台破旧的小收音机。 想要分辨出收音机和收报机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看差频振荡器，这件东西是只会出现在收报机里，而不可能出现在收音机里的。 为了搞清楚现场搜到的这个小收音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敌人特地从日本请来了一位无线电的专家，因为他们自信共产党的队伍里不可能有人在无线电方面的造诣可以超过这个专家，只要专家过来进行技术鉴定，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必定暴露无遗！ 但一个让日本特务万万没料到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无线电专家摆弄了半天这台收音机，想要找出破绽，最后竟然什么都没发现。 专家谨慎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  由于没有在李白居住的房子里找到收报装置，日寇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给李白“定罪”，于是他们将李白和裘慧英分别关押、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真实的情况。 但李白什么都没说，他被打得不成个人样、奄奄一息，当敌人问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时，他坚定地回答：“我只是个做生意的商人，需要知道货价行情才听收音机，你们凭什么抓我。” 日寇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逼供手段都用尽了，李白还是坚持不改自己的口供，再加上知道李白被捕的消息后，党组织四处奔波设法营救，在1943年的5月，李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现在到了揭秘时刻，日本特务猜得没错，他们怀疑的收音机确实就是真正的收报装置，而那台让日本专家都束手无策的收报机，就是涂作潮做出来的。 涂作潮早就防着敌人的这一手，于是他在市场上买了收音机的零件，自己组装了一个收报装置，其中包括了个非常容易拆卸销毁的差频振荡器。 里面有两根作为开关的线圈，线圈两头分别套着真空管的屏极和振荡管的铝帽，在敌人发现前拆下这个线圈，信号就会消失，就算敌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检查不出这个“收音机”的异样。 而李白就是在处理好消息传递的任务后立刻扯掉了线圈，然后快速揉搓成其他形状丢在一边，就算是被发现了，也没人会想到这团垃圾就是收报装置的关键。  爱徒李白被捕的消息传到了涂作潮的耳朵里，党组织在分析过情况后认为涂作潮也处于危险当中，应当立即进行转移。 这里需要说明，当时的地下工作者们表面上都会像普通人一样寻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因为敌人如果发现某个人孑然一身，没有半点社会关系，肯定会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涂作潮也一样，30多岁的他在组织的安排下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娶了一个叫张小梅的姑娘，并且有了三个孩子。党组织通知涂作潮转移的时候，他最小的儿子还没有满月。 涂作潮对张小梅说： “李先生已经出事了，现在我也得走了，我的真名是涂作潮，不用担心，我会回来找你们的，但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去找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穿衣吃饭的。” 张小梅这才明白，原来丈夫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明白丈夫干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于是没有任何怨言地送别了涂作潮，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孩子，直到1943年年底，地下党历经千辛万苦将张小梅母子送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涂作潮一家才算团聚了。  1949年6月19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照耀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身上，上海解放了。 作为市长的陈毅第一时间想到了立下汗马功劳的涂作潮，一天之内连续发了两份序号均为1号的委任状，委任涂作潮接管两个大型企业“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 涂作潮捧着那两份委任状，感激组织上对自己的认可与信任，也同时想起那些没有机会见证胜利的战友们，其中就包括了他教导过的李白烈士，但他相信，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英魂永远在自己身边，一同见证未来几十年这片故土上的沧桑巨变。 1984年12月，身体日渐衰弱的涂作潮在电子部402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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