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中国文化：儒家《五经》是与自然法相当的中国概念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困的时期，胡适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发表文章，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自由，希望为民主找到一个中国思想的根，在他看来，现代的民主思想，对中国人而言，绝不陌生。

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

(节选)

周质平

胡适在英文著作中讲到中国文化，经常强调的另一特点是民主与自由。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民主这个概念是中国所固有的。他在康乃尔大学刊物 The Cornell Era上发表《给中国一个共和国》（A Republic for China）的文章，他首先纠正西洋人对中国的一个错误观念，即民主是不合乎中国国情的。他说：“虽然中国受帝制统治了几千年，但在帝制和贵族的后面，始终有一个安静的、平和的、东方式的民主。”（…though China has been under monarchical governmen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till, behind the monarchs and the aristocrats there has been dominating in China，a quiet, peaceful, oriental form of democracy.）^[1]接着，他引了《书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又引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些，在胡适看来，都是中国本土民主的根。在这样论证的基础上，他说：“中国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约束的，这个约束不是来自宪法，而是来自我们圣贤的伦理教训。”（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rulers has always been limited, not so much by constitutionalism as by the ethical teachings of our sages.）^[2]胡适在文章的结论中很肯定地指出：中国选择民主是正确而且聪明的，是有历史基础的，也是合乎世界潮流的。这个胡适在21岁形成的看法，成了他往后50年终生不渝的信念。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四年期间（1938~1942），他多次以中国民主为题发表英文论文或演说。当然，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困的时期，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自由，在当时或许有一定外交和政治上的意义。但在细读有关的文字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胡适绝不只是在作政治宣传，基本上，还是严肃的学术研究。

1941年，胡适发表英文论文《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在文首他指出：中国当时是同盟国的一员，研究比较政治学的专家和学生很自然地会问，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这个共和国或民主制度有没有历史的基础？胡适的回答不提当时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从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说明“民主”这个概念对中国人并不是全然陌生的，它有一定本土的根，他特别提出三点作为民主的历史基础：

1）彻底平民化的社会结构；
2）两千年来客观的考试任官制度；
3）历代的政府创立了一种来自本身的批评和监察的制度。

First, a thoroughly democratized social structure; secondly, 2000 years of an objective and competitive system of examinations for civil service; and thirdly, the historic i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ating its own 'opposition' and censorial control.^[3]

胡适提出的三点是否能视为中国民主的基础容或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胡适希望为民主找到一个中国思想的根，这个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1942年，胡适在《亚洲》（Asia）杂志上，以《中国思想》（Chinese Thought）为题，发表论文。在这篇三页的文章里，胡适将三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划分为三段，大约各占一千年。先秦诸子为往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奠立了三块基石，即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的精神（human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pirit of freedom）。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国思想的泉源，而且也为任何外来过分迷信和不人道的思想起了防毒和解毒的功效。

胡适称许儒家刚健弘毅的人生观，而孟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哲学家（the earliest and probably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human history）。胡适的基调，依旧是1912年的老调，亦即现代的民主思想，对中国人而言，绝不陌生。^[4]当然，此时的立论，比之当年，更见圆融周到了。

在同年发表题为《在历史上中国如何争取思想自由》（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Historic China）的文章中，胡适指出争取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自先秦以来，中国固有的传统。这种精神是敢于说出实情，即使说出实情，对现有的道德、传统、权威造成伤害，也在所不惜。这种精神和易卜生在他的名剧《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中斯铎曼医生（Dr. Stockmann）的精神是相同的。他以王充的《论衡》和韩愈反佛的言论作为例子。并引了明代吕坤《呻吟语》中论理与势的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5]

胡适认为这段话充分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精神。他将清代的朴学解释为用科学的方法推翻具有权威的经典注释，这是争取思想自由的另一种形式。在文章结尾处，胡适以吴稚晖为例，提出“实事求是，莫做调人”这种不妥协、追求真理的态度是中国人争取思想自由的真精神。胡适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言论自由是民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固有的思想中是不缺这个要素的。

1951年，胡适在自然法学会第五届年会（The Fifth Convocation of the Natural Law Institut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的英文论文。在文首他明白地指出，他之所以写这篇论文，是要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找出一些与西方自然法类似的概念。^[6]在中文著作中，胡适从未用过“自然法”这三个字来解释中国哲学中的“天志”，“天意”或“天道”。

胡适将汉代《五经》的建立，也解释成为“自然法”的另一个形式。他说：

我建议将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权威，看作是与自然法相当的另一个中国概念……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高于绝对的皇权、法令和政府的。

Another Chinese concept I propose to take up is tha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Canon (ching) or Canonical Scripture of Confucianism… with supreme authority above the absolute monarch and his laws and government.^[7]

胡适接着指出：《五经》的权威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圣经，^[8]是社会上的基本法，即使最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也不敢轻易向《五经》的权威挑战（even the most unscrupulous despot never quite dared to challenge）。^[9]胡适这样解释《五经》，不但赋予了《五经》以崇高的宗教地位，也给了《五经》无可比拟的法律地位。在胡适的中文著作中，不曾这样的推崇过《五经》的社会功能。

胡适不同意 Joseph Needham 将中国“礼”的概念等同于西方的“自然法”的说法，因为古代中国的礼过分繁琐、靡费，绝非一般人所能执行，如三年丧并非通丧。胡适指出另一个和西方自然法相当的中国概念是“理”。胡适在中文著作中提到“理”时，往往是贬多于褒，是“杀人以理”的“理”，代表的是一种不近人情的武断和不容忍。^[10]但在《自然法》的这篇论文中，胡适强调的是“天理”和“公理”之“理”，这就成了抵御独裁和强权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了。^[11]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往往突出中国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在《自然法》这篇论文中，胡适对三代禅让之说，赋予了一个带有革命色彩的新解释：

三代禅让之说并非捏造历史，而是应用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对皇室世袭的罪恶加以申讨，并在暗地里鼓吹一个选贤与能激进的制度。

They were not deliberately fabricating history, but were merely using their utopian ideals to voice their own criticism of the evils of the hereditary monarchy and were covertly advocating a new and radical syste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worthiest men to be the rulers.^[12]

不拘泥于史实的真伪，而给予远古的传说这样的新意义，这在胡适的中文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注释：
[1] Suh Hu, 'A Republic for China', The Cornell Era, (January, 1912), p. 240.
[2] Ibid.
[3] Hu Shih，'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in Edmund J. James Lecture on Government: Second Ser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1. pp.1~12.
收入《胡适英文文存》，册2，页867~878。
[4] Hu Shih, 'Chinese Thought', Asia, Vol. 42, No. 10 (Oct, 1942), pp. 582~584.
[5] Hu Shih, '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Historic China', World Affairs (Sept., 1942), Vol. 105, No. 3, pp. 170~173. 吕坤：《呻吟语》（台北：正大，1975），卷1，页12。
[6] Hu Shih. '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Edward F. Barrett ed. Natural Law Institule Proceeding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53) Vol. 5, pp. 119~153。
'The subject for our present inquiry is, —Did China in her long history develop any moral or juridical concept or concepts which maybe compared with what has been know as 'Natural Law’, or 'the Law of Nature’ in the European, and particularly the Anglo-Saxon juristic and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 (p. 119)
[7] Ibid. , pp. 131~134.
[8] Ibid. , pp. 138.
[9] Ibid. , p. 141.
[10] 参阅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商务，1967），页50~80。
[11] 'Natural Law', pp. 142~153.
[12] Ibid. , p.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