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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三月，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因党争被贬到郴州，他在郴州旅舍写下了一首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的词作，这就是蜚声词坛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这首词虽然是在写贬谪的凄苦与悲凉，但整体上词调没有太大的变化。词中的典故运用，对仗写得都十分精彩，甚至连这份处于人生低谷期的心境都是带着些许凄伤和美丽的。 秦观作为一个词人，以一颗敏锐善感的心灵而著称。其词或凄婉哀凉，或凄厉哀伤；前者柔婉幽微，后者哀感真挚，两者都能准确地捕捉到人的心理的某种精深微妙的感受，因而享有“词心”之美称。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秦观早年研究经史，喜读兵书。曾拜谒苏轼于徐州，次年作《黄楼赋》，被苏轼夸其“有屈、宋姿”。后编诗文十卷，拜谒王安石，被王安石赞誉为“清新妖丽，与鲍谢似之”。能得到苏轼、王安石这样的赞誉，秦观对前程自然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秦观三次科考，前两次却未中。他受到的打击和压抑使他刻骨铭心。他痛下苦功，在苏轼的指导下，潜心科考。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但是，他仕途十分坎坷。秦观是一个很有才华与抱负的人，在苏轼的精心指导下，他的策论充分展示了他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他纵论国家形势，对政经、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着灼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 由于亲近苏轼，他被视为“旧党”，从此不断受到新党的挤兑。元祐二年，苏轼、鲜于侁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于朝，却被新党以莫名的罪名诬告，试图一度受阻。元祐五年，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被诋毁罢官。元祐七年授宣法郎，由秘书省正字升国史院编修官，参加修《神宗实录》。
元祐九年，哲宗亲政，新党还朝，旧党失势。秦观先被贬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修《神宗实录》时诋毁先帝，于是在去杭州途中，又被贬至处州监酒税；在处州时写了《千秋岁·水边沙外》词，又被诬告私写佛书，获罪削秩，贬往郴州。 削秩是把所有官职和封号除去，是对为官者最严重的惩罚。秦观身心受到极为严酷的打击，悲痛至极，几近绝望，在此背景下写了《踏莎行·雾失楼台》。 他的憧憬和绝望，他的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他的冤枉和屈辱，心中无限的哀怨和痛楚，咬噬着他，于是他在这种心境中写下了《踏莎行·雾失楼台》。 作为词人，秦观要抒发无限的哀怨和痛楚，要流露实现理想的绝望，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仕途上绝望之后，他后悔他的人生追求，后悔自己卷入了这场是非恩怨。
秦观之所以进入仕途，与苏轼的赏识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于是他才参加科举，进入仕途。起初还不过做定海县主簿、蔡州教授，并未卷入党争的旋涡；不料又由于苏轼的荐举，当上国史馆编修，参加《神宗实录》的编修工作，从此便卷入党争的旋涡，不能自拔了。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秦观此后的人生际遇和仕宦生涯由此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艘摇摆不定的小舟。为什么会卷进这场本来不是自己意愿的斗争之中？他问自己，却无法解答；正如郴江为什么要流到湘水的旋涡之中，他问郴江，郴江也不能回答，这是秦观的人生悲剧。 宋代的词人写人间喜怒哀乐，有的是落拓不羁，有的是引吭高歌，有的是低喃浅唱。秦观则把贬谪之苦写得更为揪心，凄楚。尤其是词中这样美丽的词句，不免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以华丽的词语写出无限悲凉，秦观的别具一格，使得在词史上，后人充满争论的评议之中多了几分赞颂。
《踏莎行·雾失楼台》词章华美，篇章之中随处可见。开篇两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表达的是想登高上进，想奔前程，却被“雾”所迷阻，到不了彼岸；现实境遇又是形格势禁，词人自然想到精神境界的桃花源。然而理想的桃花源本来就是虚构的，无论如何盼望，却仍是找不到路径。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迷雾，楼台，明月，迷津，似乎人生的懊悔，迷途不解，无常，阴晴不定都在这里了。绍圣三年的时候，秦观居然因写佛书而被贬谪，看来这生的迷津，宦海仕途真是让人不得其解。 词人放眼望去，视线中只有凄惨的雾，朦胧的月，桃花源是古代文学中的意象，在这里是无法寻觅的。在这里是无法寻觅的。陶渊明的桃源和南山似乎都被这迷雾遮挡，即使是望断天涯也无处可寻。这种凄迷之美，是指贬谪之处的荒凉。一生的遭遇如此，连前头渡口都看不清楚。这是一种欲哭无泪的倾诉，这样迷离、美丽的句子，读来让人动容。
做一个宋代人，须得在精神上有承担排挤、贬谪、冤屈的人格力量，在心灵上有包容百家、海纳百川的气度才能在词境上有所开拓。秦观想在这贬谪之地寻找到属于他的桃花源，但是得到的只有失意。寻找了无数的日月，在宦海数次沉浮，却始终寻觅不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桃源望断无寻处”的心境，是一种无助的徘徊，有太多的心酸与无奈。 这种情绪就是开篇句所流露出来的凄苦。“桃源望断”，愁绪不减，雾和月都像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横阻在那里，想乘船离去，已是不能。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其特定的内心向往的地方或者心灵的归宿，桃源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象征符号，而是内心流淌的血缘所信仰、追求的目的。理想主义的词人，积极入世的改革家，或者终生耗在仕途之上的政治家，他们对此都有着一致的热情。
敖陶孙《诗评》里写秦少游，谓之是“终伤婉弱”，其实也算不错，但秦观的婉弱并非病态的痴迷伤神之惑，而是无限哀愁的抒发与寄托。他栖身郴州，看着江水流过，有着“谁共我，醉明月”的怅惘。 清代诗人李调元《雨村词话》认为他的词“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 虽然有所夸大，但是秦观词作的艺术表现力和影响力，已经是得到世人公认的了。秦观大约是没有想到，此生竟然会有如此尴尬的境地。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仿佛在贬谪之后世事已经昨是今非，杜鹃啼叫，声声都是凄厉无比。秦观如今栖身在远离桃源和故地的郴州客舍，置身在这样的陌生之地，心生凉意，看着斜阳里的鸟雀飞来飞去，无言之中充盈着寂寥之情。春寒料峭，行旅艰难，看满山斜阳日暮，眼里不知不觉已盈满了泪花。
这两句将秦观的悲愁失意，迷途苦恨写得淋漓尽致，景致里是无我之境，那个陷入困境的词人、失意的词人，躲在郴州的客舍，日暮苍山，寒意袭来，人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一个人紧闭寒门，听着天空中鸟儿的啼叫，尖锐的鸣叫让秦观无法释然。在郴州的日子里，他陷入绝地，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潦倒的词人，而人生似乎再无拯救与逍遥的可能。天地之大，并没有给予他太多选择的机会。 归属感的缺失让秦观的人生迷茫又增添了一层。所以，住在孤馆里，感到春寒袭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叫声，看到残阳渐渐下落，无限哀愁涌上心头。这种愁，是秦观最为严重的心理压力。然而，词人的心里除了官场前途迷茫之愁外，还有“离恨”。正因为词人的心里的官场前途迷茫之愁，更引发了严重的“离恨”。上片的“孤馆”的“孤”字，和“杜鹃声”已留下了开启下片“离恨”的楔子。 尽管如此，理解他的人仍然是存在的。王国维对于这个斜阳时日，有着相当高的评价。而秦观的这两句词，更是为历代诗话所钟情，有众多的评注点拨版本。因为它是有悲情，有境界的。
生性洒脱的秦观到了这个黄昏，也感觉到戚戚然，恨不能离开此地。他想起“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的典故。“驿寄梅花”出自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骚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是盼友人来信关心自己；“鱼传尺素”的典故出自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是盼亲人来信安慰自己。 词人秦观千头万绪在心中，已经没有旧梦，投寄书信也不能改变此身的遗憾。况且官场之人，不敢、不肯与之有瓜葛，避之唯恐不及，不落井下石已是很好了，谁肯寄书赠物以示关怀？待罪之人，被迫仓促上路，被贬之处荒远偏僻，怎能收到家人来信？
日日想总是白想，夜夜盼也是白盼。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砌成远谪离恨无重数！词人油然而生了悔意，我本该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为何流落如此？我本该和友人畅叙幽情，为何沦落如此？我一片忠心，满腹经纶，本该献言建策，施展抱负，为何却沦落至此？词人有痛苦，有后悔，有冤屈，也有哀怨，但唯独没有怨恨。 心头的恨意让愁苦更显出了凄凉之意，这种抗争是无奈的，但作为一个词人，亦有着他不甘陷身于此的心气。在这里，尤其是“砌”这个字用得十分生动，让人能在艺术欣赏中体会到那种受困的境地。
至于末尾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其实是通过形象的写法，表露内心的无限感慨。这是自问，也是质疑，是左思右想不得其解的郁闷。 “郴江幸自绕郴山”中的“幸自”，是说“绕郴山”很好；“为谁流下潇湘去”中的“为谁”，是强调不该为了别人“流下潇湘去”。因此，后悔也罢，哀怨也罢，其主语都是郴江。词人如果通过怨恨“郴江无情流下潇湘去”来抒发怨天尤人的情感，和上边的层次有何联系？ 上片深重的迷茫之愁，加上下片无限的离别之恨，词人是什么心态呢？不由产生了强烈幽远的感慨：郴江啊，你本来应该好好绕着郴山，山连水，水连山，山清水秀，山水和谐万年长，却为什么流向潇湘去呢？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词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实则是词人积郁已久的情感的总爆发。王国维的佳句“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句话用来注解秦观这首词的末句，是再恰当不过了。 词中结尾这两句，堪称千古名句，但历代词学评论家对这两句却有着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词坛轶事：秦观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可见苏轼认为秦观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为什么精美，苏轼并没有说出来。
苏轼认为秦观此词的精华在末尾两句，对于这一点，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秦观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音调哀婉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王国维倒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他措辞有点不留情面，对苏轼颇的激赏之语颇有“文人相轻”的意味。 王国维认为苏轼对此词的理解属于肤浅之见。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苏轼是理解秦观的心情的。他自己的仕宦生涯同样受到新旧党争的牵累，也曾自叹“我被聪明误一生”。苏轼和秦观同样是天涯沦落人，他对秦观的心境与处境是感同身受的，否则何必把这两句话写在扇子上？倒是王国维未免会受到“皮相”之讥了。假如苏轼看到王国维的评价后，不知会作何感想，哈哈。
当代著名汉学家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他在《词林新语》中说：“'杜鹃’句，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东坡赏'郴江’一联，正是更深一层，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此恨无重数’，一'砌’字最见功力。” 吴世昌的看法很有道理。按此种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重数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当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对秦观的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唐圭璋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
在诗词之中，有时候看似无理之语，正是“至情之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二句毫无理性可言。郴江的确发源于郴山，而它的下游果然是流到潇湘水中去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秦观问得无理，他说郴江从郴山发源，就应该永远留在郴山，为什么还要流到潇湘水中去呢？这是无理的提问。天地山川本来如此，郴江在郴山发源，一定要流下去的。所以，秦观才会说郴江就应该留在郴山。 有这样美好意愿的人，应该成就他美好的意愿。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水的东流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永远留下来呢？ 此两句至为沉痛，苏轼在看过此词后叹息：“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足见秦观词中感情之凄厉哀伤。这正是秦观心灵感情本质的体现，是他锐感的感情品格的必然流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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