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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第三章《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金灭北宋之战）的第三篇。讲述了北宋崇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和荒唐的备战情况。本篇有6070字，阅读约需15分钟。 第三章 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金灭北宋战争） （三）、北宋崇文的风气和备战的失误 1、崇文轻武，积贫积弱 有宋一代，国家以文治武已成积弊。宋太祖虽起于军旅，却轻视武夫，见重文士。自太宗以降，北宋形成文人政府，国家奉行士大夫精英治国。北宋官僚阶层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精英集团。从宋真宗至宋徽宗的七位皇帝，文化素养成攀升之势，其中尤以宋徽宗赵佶的艺术造诣更为登峰造极，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宋道君都可以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愧被后世誉为“风流天子”。  宋徽宗《芙蓉锦鸡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赵宋统治者崇文劝学与士大夫治天下，无疑对社会上流行以久的重文轻武的习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一流的人才从事科举仕途，以科举进仕不仅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更可平步青云，光耀门楣。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簇簇。”真宗皇帝“劝学诗”中描绘的美景实在吸引眼球，这个赵官家也真够无聊的，居然用“颜如玉”“黄金屋”来诱导年轻学子发奋图强，不过又有谁能抵挡得住“香车美人”的巨大杀伤力呢？一想到堆满黄金的屋子与女孩子美玉般的漂亮脸蛋，读书人自然就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学子们“十年寒窗苦”换得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什麽也值！又怎能不拼得一身憔悴待春归？又怎能不守得云开见月圆？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宋代社会的价值观自然同汉唐有了很大的不同。宋人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宋人建功立业全在书本里。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功名，这是摆在宋代普通家庭面前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要想“出人头地”没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博士！对宋人而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跨过提干准入门槛，先成为“高知”才能成为“高官”。 “进士及第” ，“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这三个“高学历”犹如“金堂折桂”让多少年轻人“莫等闲，读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对读书人而言，北宋一百五十年是一个注定不会有人“投笔从戎”的时代。 于是乎，北宋军队自然也就成了有臂力而无才华之人的最好去处，对市井小民而言“当兵”与“发配”没什麽两样，“入伍”也等同于“流放”，于是乎“老军头”与“贼配军”便成了骂人的话。连后来身居枢密使要职的狄大将军，当年的出身也不过就是刺配军中一囚徒而已。宋代武人社会地位低下，“好男不当兵”宋军兵士多为充军刑徒，贫苦农民与无业游民，疏于教练，素质低下，对于一个崇尚文化而又注重功利的文明社会而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是注定要被漠视的。 虽然宋代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但是宋军的规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发膨胀。可笑的是宋太宗“宅心仁厚”以经营福利的方法经营军队，一遇灾年就秉承“人道主义精神”扩募新兵，这之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宋军建设为最大规模的“福利院”。在这个福利院里干部战士齐努力，又工作又养老，吃着皇粮，其乐融融！北宋驻京部队每年腊月领军粮，驻西城的部队到东城去领，驻东城的部队到西城去领，你看这不是“没事找事”折腾人吗？用《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的话来讲，这是我朝祖宗立下的规矩，既然“宪法”都规定了，驻京部队广大官兵自然要恪守祖制，拿着折腾当健身，硬把搬粮当训练了！  一个世纪以来北宋王朝政府亢员，军队亢兵的现象越发严重。宋初全国军队三十七万有余，六七十来年没打大仗，军队数量却急剧膨胀，战斗力直线下降，军队数量与兵员素质成了反比。宋仁宗时期全国禁厢军总数突破了一百二十五万，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各地的治安弓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宋军兵员数额增长三倍，中央财政收支十成有七成用来养兵。十一世纪以来，宋朝迎来了经济增长高峰，政局稳定，社会富庶繁荣，而历代北宋政府却背着亢兵亢员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举步维艰，甚至于到了“入不敷出”地步。国家财富消耗无形，是为“积贫”，养兵百万不堪一战，是为“积弱”。这也就是后世所言的“积贫积弱”了。宋朝“积贫”当然是相对的，但是“积弱”确是实实在在的。  金兵铁浮屠形象 宋仁宗庆历二年（1104）年五月，大臣欧阳修上疏皇帝，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未精，又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用，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之用，加之军中统制支离，兵法所忌，故战而常败。” “十人不当一人用！”欧阳修的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宋军兵士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打仗，剩下九个就是吃闲饭的？当然这样说肯定是不对了，但最起码也证明了宋军兵多而寡，不能一战！  北宋仁宗皇帝倒真是“仁厚”是“老好人”一个，典型的守成之主，继承了“寒号鸟”的性格，得过且过型，今日有米下锅，管他明日挨饿，再说朝廷还远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自己少吃几顿烤羊腿，也不能亏待了军民万姓，什麽“庆历新政”也就不了了之吧。 2、拗公变法，功败垂成 北宋也有过试图自我革新的举措，他的“皇孙”宋神宗就很有魄力，倒真当得起一个“神”字，最起码搞改革，称得上“神速”。一上台就猛烧三把火，重用王江宁，大刀阔斧的搞变法。其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暂且不论了，就说说强兵吧。 朝廷养马法、保甲法纷纷出台，紧接着在熙宁八年（1075年）又在边境驻泊禁军中推行“将兵法”，在河北置“三十七将”，在河东“团成十二将”，宋哲宗时在河东又增设了“第十三将” 。驻泊禁军每“将”设正将、副将各一名作为部队首长，兵力从数千到一万不等。其编制相当于现在的“独立师”或“独立旅”，平时作为“快速反应部队”分别隶属朝廷，战时把数“将”合并，并增设“总管”领兵，按战区任务组建起“方面军”。这样估算下来，河东十三“将”总兵力十万左右，河北三十七“将”总兵力二十五万左右。 通过熙宁年间的军队改革，百万宋军实现了大裁军，淘汰老弱虚数，北宋在总兵力数量上降了下来，并简化了指挥架构，部队得到了“精炼”，亢兵的局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宋军“消了肿”快反能力有所增强。但“将兵法”只是在军制、军训上作了调整，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改革力度不是很深，宋军虽实现了“轻便化”但还远未达到“精锐化”王安石所期望的“强兵”的目的没有达成。 于“将兵法”相配套的是“养马法”与“保甲法”。这两个法令的出台对北宋国防而言同样重要。这两个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寓兵于民”，“寓马于民”。国家平时募兵，战时征兵，如遇大战，可以从民间快速抽调兵马参战，补充消耗，弥补兵员不足，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战时动员体制。但是赵宋民间安逸以久，快乐“小资”们，“逍遥有理，快乐无罪”，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毕竟缺乏危机意识，至于“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实在遥远，根本就不想知道。老百姓视兵役军训为苦差，磕头跄地，叫苦连天。由于两法涉及“地方”，宋政府内部关于两法实施，一直争论激烈，保守派大佬也趁机利用“民意”诋毁这两个法令为“扰民之举”。以至于“养马”、“保甲”两法时行时废，无法长久，根本得不到贯彻执行。 “养马”“保甲”两法背后所代表的“动员体制”其意义非常重大，它是农耕文明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一次大胆尝试，虽然由于没法操作而归于失败，但王安石仍然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于其后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也没能比他走得更远一些。从这层意义上讲，把自己放到“祭坛”上的真正纯粹的改革家，其内心深处永远是孤独的。  拗相公王安石所希望的“国防动员体制”最终没有建立起来，而失去了全民动员体制的北宋国防就像是一只跛腿鸭，一瘸一拐，歪歪扭扭的往前走，终于步入了十二世纪。 3、药师经商，童宦扯皮 公元十二世纪，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兵戈之相的多事之秋，对赵宋王朝的五千万酷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的良善子民来说，战争的脚步悄悄逼近了，这一回“狼”突然来了，而一切的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 宣和七年（1126年）冬季到来之前，宋军在东线（华北）总共有二十五万人，其中燕山府驻军十一万（包括郭药师常胜军一万人）。河北路驻军十三四万，设四“总管”编为四个“军团”成“品”字形分布。辛兴宗驻中山，王元驻真定，杨维中驻瀛洲，王育驻大名。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宋军十几万兵马，分在四处，据点而守。 宋军在河北的防御体系，是“守三镇不守黄河”没有建立防御纵深，漏洞很大。从河北三镇往南直至黄河各渡口，宋军兵力空虚，几乎毫不设防。由于山后诸州此时尚在金人手中，宋军驻燕部队位于整个宋金边境的突出部。燕山以东的榆关掌握在金军手中，燕山以北的长城各口隘也守备薄弱。鉴于宋金关系趋于紧张，作为抵御金人入侵的一线部队，赵宋理应派出得力可靠的将领。而此时的燕山府军政长官，从知府蔡靖到转运使吕颐浩多为文官出身，对军事一窍不通。整个燕山的警备大权，实际掌握在降将郭药师的手中。  郭药师形象 燕山宋军以常胜军为中坚，而常胜军多为奚族士兵，再加上将领郭药师反复无常，是个“墙头草，哪边风硬那边倒”。郭药师与辽将萧干虽同为奚族，但性格却大不相同。郭药师比萧干要“机灵”多了，他为人又很会钻营。赵宋“商品经济发达”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宋朝军事小国，经济大国，宋人打仗不行，做买卖“门清儿”。郭药师沾染了“宋风”也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理财”他盘桓于辽宋金三方势力中，贼鼠三端，不会真正为哪一方效力，而他手下的八千常胜军，确是他军事上的资本，政治上的凭借，同时还是他经济上敛财的工具。他纵容部下占人邸舍，抢人钱财，毫无纪律，恣意胡为，到后来居然指挥部队，经商牟利，做起“生意”来了。 燕京物产丰富，富庶冠于北方，尤其是煮盐制铁两业尤为发达。药师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戍守燕山上。在军不“言武”而“言商”的郭药师，他的“生意经”果然厉害，将这两个暴利行业作为市场切入点，垄断经营，大发横财。药师是典型的“军倒儿” ，部队做生意，倒买倒卖，立足河北，放眼中原，开发全国市场，常胜军行商的舟车遍及天下诸路。发家致富，日进斗金的郭药师自然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有钱还须大家分”的浅浅道理。为了在朝庭里拉关系，找后台，他聚集工匠大造玉器宝玩，贿赂宋朝权贵。上至太师、宰相、枢密使，下至皇帝身边的黄门小内侍，全有馈赠。  这样一来，这个“歪门邪道”“心术不正”的郭药师虽为贰臣降将，却在中央里混了个“好人缘”。虽然燕山府蔡靖，中山府詹度等一大批地方官员都曾多次上疏参劾郭药师，各地的举报信也多达一百七十余章。中山府密报，更说郭药师“凭宠恃功，逆节以萌，凶横日甚，与金交结，背负朝廷，恐兴祸不远。”提醒朝廷早作防范。但蔡太师，童太尉一致认为药师忠信无比，可放心大胆使用，将边事托付于这个降将，而内陆不做守御。直到宋朝沿边巡检杨雍截获了郭药师私通金人的信件，宋徽宗才派员彻查此事，但早已是为时过晚了。 这一年，北宋王朝在西线（河东）的防御，也是非常脆弱的。河东一路以太原为重镇，原本驻军十余万。后宋廷又在河东地区收编山后健儿组建了义胜军。这样一来，原本就军粮供应紧张的河东又平添了十几万张吃饭的嘴。时间一长，粮米不继。义胜军无粮可领，口出怨言。宋军自己所食之粮，也多陈腐不堪，他们认为是义胜军夺了他们的口粮，扬言要攻杀义胜军。这两支队伍，顺看谁都不顺眼，为了抢粮，差点火并。还没等敌人打过来呢，自己就先“窝里反”了。  说来也算荒唐，掌管北方军事大权的童贯坐镇太原，而肩负的主要使命仅仅是同金人斡旋，要回武、尉两州。他除了在外交上没完没了的同金人“扯皮”之外，没做多少正经事。处于北方战略枢纽部的河东与西夏、女真分别接壤，俯视关中，凭护河洛，辖控河北，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而此时整个河东宋军疏于战备，粮草匮乏，军心浮动，内部矛盾重重，这些眼皮子低下的头等大事，童宦官却不闻不问。 宣和七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随着漫天风雪的到来而接近尾声了。 4、婉约填词，不抵铁骑 一部《全宋词》纪录了这个时代里数不清的爱情故事，有的热烈缠绵、有的温馨甜蜜、有的凄婉苦悲，就像是一部《大宋情史》。这个爱情国度里的社会精英动不动就“惆怅”、就“和泪”、就“断肠”、就“憔悴”，连那个“胸中有几万甲兵“的范老爷子都能“酒未到，先成泪。”而如今东坡的豪放，柳七的不羁，美成的缠绵，小晏的多情，都被即将来临的这场风暴撕成了碎片，而后又被雨打风吹去。 此时，《清明上河图》早已完成，繁华的东京御街经过绿化改造，各设栅栏，遍植水木荷花。在南宋词人吕本中的记忆中，此时的汴梁已经进入了全胜期。“花弄影，月流辉，水晶宫殿玉云飞” 而《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正用他生动文笔记录着京城的春夏秋冬：“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园。”这个水生花香的汴梁城中，“成长在阳光下，沐浴在皇恩里”的快乐小资们的幸福生活，就如同夏日那最后一抹火烧云，霞彩缤纷，绚烂至极，只可惜转眼而逝，而后便成了无穷无尽的黑暗。  很小时候，就听过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上回书咱说到，岳元帅与金兀术大战牛头山”，每到中午十二点，这位女艺人便用她高亢尖锐的声音，把这段历史演义得天花乱坠。在记忆中，评书中的女真侵略军从四郎主金兀术到“没鼻子军师”哈密赤，都是一群可笑的人物。“女真”这个族名，更是显得非常怪异。上小学一年级，始终没闹明白，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尽是血气方刚的大男人，却为何起了这麽一个“女气”的名字，长大后才知道，此“女真”比那“女人”可厉害多了。 套用一句宋词分类，粗犷的金朝男子可没有细腻的宋朝男子那麽“婉约”，他们都是“豪放”派。女真是被长白山与兴安岭锤炼过的最优秀的渔猎民族。女真战士“与天斗”“与地斗”“与兽斗”“与人斗”，他们野性未驯，不避风霜雨雪，坚韧耐战，且服从纪律，令下则九死不回。金军精骑射，善长驱直入连续作战，千里追袭，疾似流星，迅如闪电。  女真骑兵中的王牌，便是铁浮图与拐子马了。铁浮图军一万五千人，人戴铁盔，马披重甲，以三马为一组，用皮带相连，后置拒马（阻止战马后退的装置）。在野战中，铁浮图军（铁塔兵）负责正面突击敌阵，所过犹如一面铁墙，绝地扬尘，铺天盖地。更有拐子马军（轻骑兵）一万人，由精骑射，善格斗的女真骑士组成，在两翼奔射驰杀。自金朝“海上兴兵”以来，依靠铁浮图（重骑兵）与拐子马（轻骑兵）所组成的重甲骑兵集群所向无敌，其机动性，突击力都发挥到极致，所遇者无不一触皆溃，连契丹精骑都不敢触其兵锋，闻风丧胆。 十多年后，岳飞将军在他的《满江红》一词中感慨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民间也有传言:“金兵有狼牙棒，我们有天灵盖。” 可以想见，在宋金战争初期，在金军优势铁骑的冲击之下，两宋军民承受了多麽巨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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