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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王的治国策略，一般都是首重吏治，而吏治的好坏，又集中体现在朝廷的官吏是否廉洁奉公。可以说，一代政权之兴，一代政权之亡，都与吏治的清廉与否息息相关。大凡吏治清廉，国家就兴隆，社会就发展；反之，则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国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分掌国家政权，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形成、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安危。 清顺治末年，吏治腐败，官场上贪贿成风，康熙亲政后，开始积极整顿吏治，倡导、逐步推行清官政治，大力整顿吏治，此举效果明显，贪贿之风受到了遏制，官场上呈现出了清官辈出的新气象。在清官辈出的良好从政环境里，非常有利于某一清官个体甚至是清官集体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贪贿之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清官很难做。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几个典型的贪官，但是到了清代康熙这一朝，却出了个例外——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毋庸置疑，清官和贪官是天生对立的，清官觉得贪官都是国家的蛀虫和败类，而贪官也不买清官的账，认为清官都是些沽名钓誉之辈，康熙一朝的几乎所有公认的清官都不同程度地被参劾过——你越正直清廉，反对你的人就越多。《清史稿》中说：“得君如圣祖（康熙），犹不克（能）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可见“清官难做”所言非虚，而康熙朝清官辈出与康熙的用心保全是分不开的。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所以，清官能够生在康熙朝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比较有名的清官有于成龙、施世纶、李光地、汤斌、徐潮、彭鹏、郭琇、赵申乔、吴琠等人，不过，最有名的当属张伯行，康熙帝曾赞他：天下清官第一。(www.)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改号敬庵。张伯行家资富有，这使他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他从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13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清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四年后，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经考核，被授予中书科中书的职位，中书科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的职责是缮写册文、诰敕等，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的才华也许就被埋没了，那么他是靠什么崭露头角的呢？是治河，说白了，张伯行就是靠治河起家的。 河南仪封地处黄河南岸，经常发生水患，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连降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的北关堤坝，向着城内袭来。百姓惊慌失措，呼天抢地，当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见情势危急，便挺身而出，招募百姓，找布袋装沙填塞决口，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这件事很快被前来巡视的河道总督张鹏翮知道了，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下谕旨，命张伯行督修黄河南岸堤200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 张伯行苦干三年，政绩显著，后来被授予山东济宁道，济宁地处运河要津，距黄河非常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也会受灾。张伯行在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大量心血，治水的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并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制度，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后来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对他的治河才干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张伯行治河的功绩使康熙记住了他，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这时他已经55岁了，可谓大器晚成。按察使是巡抚的属下。按照官场旧例，新任的官员要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表示尊敬和畏服，同时再说一些场面话。场面话自然要说，但重点是这4000两白银，4000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不是4000块人民币，白银在每个朝代的购买能力都是有差别的，康熙时，一个不贪污、受贿的一品京官每年的俸禄是白银180两，道员的俸禄是100两左右，一两白银大概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也就是说，一品京官的年薪是3.6万元人民币，张伯行之前的年薪是2万元左右，而他现在需要用8万人民币去贿赂他的上司，别说他性情耿直最讨厌这种腐败的风气，就是他想迎合上司，也未必能拿出这个钱来，他是有名的清官，从来没有敛财的不法行为，哪有那么多钱。 遇到如此“不识时务”的下属，总督和巡抚都很闹心，不送礼不说，还一来就这不对那不对地指手画脚，说什么应该“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张伯行上任后一直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幸好事情出现了转机，第二年的正月，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命令总督和巡抚举荐有才能的官员。他依然没有忘记张伯行，严厉训斥了总督和巡抚：“朕早就听说过张伯行居官清廉、才华横溢，任济宁道治河时就已经有所体现，你们放着这样一个国之栋梁不向朝廷举荐，是何居心！”随后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兢兢业业，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如上疏请求免去台湾、风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福建人多地少，每年都要从他省购买粮食，但前几任巡抚收了贿赂，不以政府的名义买粮，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上任后，很快决定由政府出面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一方面使百姓免去了被奸商盘剥的苦楚，也能赚一些钱，做一些有用的事。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张伯行到江苏赴任后，立即发布《禁止馈送檄》文，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此文主要是告诉下属官吏，百姓所得皆为民脂民膏，平常公务也要杜绝礼品，不应受一分一毫。他还果断地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 清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乡试发生了舞弊案，副考官赵晋与考官、句容县知县王曰俞、山阳县知县等人相互串通，行贿受贿，鬻卖“举人”，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王曰俞推荐的吴泌、方名推荐的程光奎等人皆文理不通，一时间苏州士子大哗。苏州生员千余人到苏州最有名的道观玄妙观前集会，千余人将五路财神像抬入文庙明伦堂，意为乡试“唯财是举”，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和副考官赵晋。这件舞弊案影响很大，历史上称为“辛卯科场案”。 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最活跃的生员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其余的生员不服，一再喊冤、集会，此事越闹越大。主考官左必蕃和巡抚张伯行分别奏报。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由于牵涉噶礼受贿银50万两，主审官畏惧噶礼的权势，不敢得罪他，只有张伯行提出要深入调查，没想到噶礼严厉阻止他，还对证人用刑，这样，案子审理了一个多月仍然一团糟。 张伯行终于看不下去，向康熙上书弹劾噶礼。谁知噶礼买通了一些证人，又捏造事实反过来诬告张伯行。康熙无奈中只得下令张伯行与噶礼交印停职待审，命张鹏翮第二次审查此案。当地百姓听说张伯行被撤了之后，罢市抗议，哭声震动了扬州城，随后他们拥到会馆，以蔬菜水果相送——他们知道张伯行为官清廉，肯定不会接受其他礼物，谁知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只好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意思是大人你在这里当官，只喝了江南一点水，什么也没得到，今天你走了，千万不要推辞我们的一点心意。张伯行只好收下一把青菜。 张鹏翮等人查完此案，向康熙汇报，赵晋等人行贿受贿属实，当以科场舞弊罪论处，噶礼受了诬陷，应官复原职，他弹劾张伯行的罪名属实，张伯行应该被撤职。这个事情很奇怪，张鹏翮算是康熙朝的清官，康熙曾高度评价过他，说“天下廉吏无出其左右”，并且当年张伯行正是受到他的赏识才被推荐给康熙的，他对张伯行有知遇之恩，两人也一向交好，这会儿怎么一点情面也不留呢？原来，张鹏翮也想秉公办事的，谁知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安徽怀宁县知县（归两江总督管辖）张懋诚摊上重案有求于噶礼，张鹏翮只好昧着良心倾向于噶礼。 康熙也看出他偏袒噶礼，便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等人第三次审查，这些人深知噶礼在官场上的关系盘根错节，也不敢得罪，只好得出了跟二审同样的结论。康熙无奈之下，只得再度干预，命人再审。由此可见，康熙是费了很大心思来保全张伯行的，审案的人连他“犯罪”的“证据”都拿出来了，他还说这样的结果不是真相，全凭的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张伯行要不是碰上了这么个明君，肯定被冤枉到底了。 这一次，康熙亲自召见九卿、詹事、科道，希望他们禀公断案，使正直的人得到公正的判决，方能四海升平。 按说皇帝的话说得已经够明白了，可是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九卿、詹事、科道四审结果是：噶礼与伯行都是封疆大臣，互相弹劾有失大臣之礼，都应该撤职。 康熙想这案子怎么就审不明白了，还是自己亲自出马吧，是为五审，最终张伯行官复原职，噶礼被撤职。这时已经是第二年的十月了，消息传出去，江苏官民拍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更有上万人进京到了畅春园，跪谢皇恩，上疏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让圣上活到万岁。福建百姓也奔走相告，在供奉的张伯行像前焚香祈祷。可见张伯行受人民爱戴之深。张伯行毕竟不辜负康熙始终不渝的信任，他在被审期间，连噶礼的母亲都进京见皇上为张伯行求情，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张伯行再次遭人弹劾，又是康熙力排众议，将他保了下来，随后又把张伯行召到京城，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客串了一次顺天乡试的正考官。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张伯行有幸参加了康熙的“千叟宴”。同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并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许多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75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廉、恪尽职守，很精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由于康熙能够识人用人，懂得人尽其才，所以在康熙朝，清官辈出与吏治清明形成了良性循环。清官更在乎名誉和肯定，当然也在乎官职，倒不是因为官职越高俸禄越多，而是因为升职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其次，官职高了就能够为更多的百姓做事，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康熙朝正是天下由乱到治的时候，对人才、清官的渴求自然更加强烈，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引导、培养、鼓励、嘉奖、使用清官，某些时候，还表示出了偏袒的倾向——因为他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常有意维护，这一点在对张伯行、噶礼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就能够体现出来。而张伯行当然并不是他用心保全的唯一一个，“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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