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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1941年6月22日当天—— 第45步兵师第178炮兵团的列兵阿纳托利·卡扎科夫（Anatoly Kazakov）
第45步兵师，其师部设在科韦利  在苏军被击败后，利沃夫附近的村庄。“向元首致敬”的牌坊被树立到了村口。一架德国“框架”（指Fw 189侦察机）出现在空中，我们的马队隐藏在附近棚屋的遮雨棚下，这似乎骗过了它，因为随后没有发生炮击，也可能是它对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感兴趣……
我团主要由服役不满两个月的新兵组成。我们为这些男孩感到难过，他们毫无准备地陷入了边境战斗的地狱里。我们再次对军区司令部长官们的短视或者说恶意感到震惊。与此同时，太阳从地平线上高高地升起，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那都是炎热的一天开始了。 一道命令传来：炮兵连须在柳博姆利以西的铁路后方占据火力阵地。我们沿着乡间轨道急行约两公里后，在指定地点跳下来，同时驭手们骑马到附近的小树林里躲避。我们开挖起来——铲子和步枪一样也是战斗武器——我在自己火炮左侧轮子的边上铲出了一条狭长的壕沟（士兵的准则是：别管你的屁股，只要一着地，就赶紧为自己的脑袋挖一个坑，还要往深里挖；一旦你安全地隐藏起来，就做好射击准备）。我们在火炮周围堆起胸墙，平整并加深斜坡。炮弹由马车运来，被堆在火炮的后面备用。通信兵通过路边的壕沟将电话线圈拖到了观察哨。炮兵连和观察哨之间相距约八公里。 接着是两小时的安静。虽然上级指挥部起着抑制作用，但炮兵连现在还是做好了战斗准备（后来，我们听说有些指挥官在遭受伤亡后，还在打电话给指挥部询问要不要开火——这就是惧怕激怒上级和作出独立决策）。随后，我们听到从东面飞来的飞机轰鸣声——空中飞着两支对地攻击机小队。我们很高兴，（以为）头顶上方是我们的飞机。飞机飞得很低，当看到机翼上的德国黑色十字时，我们很是惊讶。这些“梅塞施米特”正要返回它们的机场。 在整个1941年夏季，我们只见到过一次己方飞机，它在高空中朝东方飞去。甚至在战后，我们的虚假宣传还声称，在开战后的前十八天里，西南战线上有830多架德军飞机被击落和摧毁。而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有1200多架飞机在机场被烧毁和破坏，那些德军飞机又是被谁、用什么击落的？ 约中午时分，一道电话命令从在观察哨的炮兵连连长那里传来：“炮兵连！行动！一号炮，一发炮弹——开火！”校准好的炮弹飞了出去，接着：“炮兵连！两发破片弹——开火！”最后是：“炮兵连！五发炮弹——齐射！”火炮开始轰鸣，大地震动，空气中弥漫起烟尘。这时，政委波列舒克（Poleshuk）带着消息来了，他说：“这不是挑衅，德国人向我们宣战了，他们正在巴伦支海与黑海间的整条战线上推进。他们已经轰炸了基辅、日托米尔、明斯克和其他城市。党敦促我们击退敌军！”我们的士兵受到鼓舞，开始交谈起来：“我们会在三个月内抵达大西洋的！”我甚至估计会在秋天复员。现在我很惊讶我们当时那么天真，居然相信红军会发起进攻并击败敌军。 一架德国侦察机出现了。突然，一种异样的声音与我们的炮声混杂在一起，来袭的炮弹呼啸着飞入炮兵连的阵地，泥土和弹片散落一地，恶臭的黑烟吞没了我们的阵地。看到炮架之间的缝隙时，我便设法跳进了战壕里。副瞄准手科沙尔内（Kosharnyi）紧捂着肩上的伤口，也躲入了半塌的战壕。装填手索韦伊科（Soveiko）死了。德军的炮弹不断轰击着我们，而一名通信兵从他的战壕里转达了炮兵连连长的命令，他喊道：“你们为什么停止射击？开火！整个炮兵连全都进行齐射！”显然，观察哨那边也不怎么安逸。 要离开我的掩体是多么地可怕。我控制住自己，在一名装填手爬上去装填炮弹时，我操纵起瞄准镜来。炮闩叮当作响。发射！后坐力把我冲击回了战壕里。我爬出来，透过一片灰尘，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我们的阵地布满了弹坑；四号炮被掀翻；炮弹散落得到处都是；死者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伤者在爬行。观察哨的连长通过电话命令道：“利夏克（Lisyak，1排排长），向右0.15度，三发炮弹——开火！为什么四号炮不开火？” 我们用三门火炮持续射击。几小时后，炮管被烫得通红，油漆脱落，还起了泡。反后坐装置里的油因为过热，顺着螺丝渗了出来。炮管的负荷已经超过极限，随时会爆裂。炮兵连级别较高的利夏克中尉向观察哨做了报告。连长沉默半晌，才勉强说道：“停止射击。”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那就是为什么我记得很详细的原因。死去的人都被抬走了，他们大部分是新兵。由于缺乏掘壕工具，弹药运送人员都蜷缩在板条箱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着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更愿意低声交谈。 野战厨房过来了，安置在一个小山沟里。一名叫亚什卡·克拉默（Yashka Kramer）的当地人被派去拿饭。期间，一枚德军的流弹在他的脚边炸开，热面条都粘到了他身上，但除此之外他毫发无损。这真是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连长从观察哨打来电话，利夏克转达了消息：“观察哨将重新部署——炮兵连装上前车！”我们惊呆了——我们要去哪里？如果往前，那么我们的部队就是在推进。如果往后，他们就是在撤退。炮兵连组成一个行军纵队，转上公路。利夏克骑马领队，朝右拐去。但在急行了几百米后，纵队停下了。利夏克和炮长们开始四处走动、观察地形。没有往前或往后，仅仅是改变了射击位置。 苏联第10战斗机航空团第1中队飞行员维塔利·克利缅科（Vitali Klimenko）
维塔利·克利缅科 我们结识了一些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希奥利艾（Siauliai）驻军的文化馆（即社交俱乐部），在那里唱歌、看电影或跳舞。毕竟我们那会儿还年轻，只有二十岁！我的女朋友是位美丽的立陶宛姑娘，她是一名理发师，叫瓦莱里娅·布尼塔（Valeria Bunita）。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我和她见了面，并安排星期天去里凯沃兹湖散步。当时，我们住在机场附近一个夏季营地的帐篷里，其时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正在进行演习。我大约（6月22日）5点醒来，想着最好早点起床有时间吃个早饭，然后去瓦莱里娅的住处，再一起去湖边。 我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在机场执勤的是第3中队；他们驾驶的I-15由于事故频发，被戏称为“棺材”。所以我就想，那是从帕涅韦日斯（Panevezys）方向来的（模拟）空袭，而那些人一定是错过了。我掀起帐篷的门帘，看到画着德国“十字”的飞机正在扫射帐篷。我喊道：“伙计们，这是战争！”——“去你的，哪儿来的战争？”——“你们自己看吧，是突袭！”大家都冲了出来，邻近的帐篷里已经有了死伤者。我穿上外套，抓起图囊，朝机库跑去。我对一名技师说：“快，把飞机推出来！”执勤的飞机排列整齐，已经闪起了光。我启动引擎出发，绕着机场转了一圈，因为我不知道该往哪儿飞，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突然，另一架I-16加入了我，并摆动机翼：“注意！跟我来！”我认出是萨什卡·博卡奇（Sashka Bokach），他是姐妹小队的队长。我们向边境飞去。 边境被突破了——我们看到行进的纵队和燃烧的村庄。萨什卡开始俯冲攻击，我跟着他一起。我们试着两次接近目标。敌军的纵队相当密集，不可能打偏。但不知何故，他们没有还击，他们的高射炮也没有开火。我很怕失去长机——这样容易迷航！之后，我们在机场降落，滑行到一处防御工事。一辆汽车从指挥所开了过来。“是你们出航了吗？”——“是的。”——“去指挥所吧！”我们就去了指挥所。团长说：“逮捕他们，关到禁闭室去，禁止他们飞行。谁让你们进攻的？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都不知道！那可能是某种挑衅，但你们开火了！如果他们是我们的部队呢？”我心想：“该死！我衣领上的两个方块（即军衔标志）要没了，我会被降级的！我才刚以中尉的身份回家休了假，所有的女孩都属于我，而现在我将成为一名列兵！我还怎么在家露面呢？！”但是，当12点，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发表讲话时，我们就从罪犯变成了英雄。不过，我们的处境很艰难！我们损失惨重，许多飞机被毁，机库也烧了。全团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等命令就进行了些许抵抗。
被消灭在机场上的I-16战斗机 我记得是中午过后，某个中队队长驾驶团里唯一一架MiG-1出发了（只有他有机会学过驾驶它）。就在那时，一架德国侦察机飞了过来：中队队长向它靠拢，但没有开火。我心想：“你在干什么？！”他转向一侧，又再次靠拢，但还是没有开火。当他降落后，我们去弄清了这个问题。他说：“扳机失灵了。”但扳机只是被保险架挡住了，他把它翻过来就行！
到这天结束时，机场还剩约12架可动飞机，飞行老手们驾驶它们经由米塔瓦（Mitava）机场飞赴里加。团里的其他人员乘坐卡车、加油车、维修车——凡是能动的车——进行撤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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