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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藏英待时发，自有阳春三月天。”2021年3月8日，在第111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延安市妇联在唐乐宫举办了一场名为“巾帼风采”的展览，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近百年来，延安大地上涌现出的一个个巾帼女杰的事迹。 延安市妇联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是想通过学习这些女性杰出代表的事迹，弘扬她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开拓进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坚韧刚毅、智慧豁达的女性风采，传递文明风尚，于润物无声中播撒道德种子，凝聚起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强大正能量。  一、入选的巾帼女杰里，有一位来自陕北米脂的女性革命老人，她的名字叫杨芝芳，是是新中国保育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新中国首任国家副主席之一的高岗的夫人。 杨芝芳的照片下方，配有一段简短的文字说明：“杨芝芳，一个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 在父母的包办下，和高岗结婚，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担任延安保育院院长，为党培育和保护了大批红色儿童和烈士子女。”  1905年11月7日，杨芝芳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15岁时，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婚后随高岗一起投身革命。 在高岗与刘志丹等人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后，杨芝芳开始为红军担任交通员，接送了大量情报。 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后，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的杨芝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装全部交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  1938年，杨芝芳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先后为党培养了2000多名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有生力量。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杨芝芳和高岗都是在革命者，但两人的婚姻却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革命者的圣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众多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新世界。  据资料显示，抗战后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人达4万余人。这些年轻人大多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在这里经过学习后开赴前线，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高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与杨芝芳离婚的。晚年的杨芝芳曾回忆她与高岗离婚的情景时说：“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我是一个裹着小脚、没有文化的妇女，和高岗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高岗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女青年，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所以最终分手了。”  二、与高岗离异后，杨芝芳仍然继续为革命工作，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的孩子们身上。 1946年2月底，杨芝芳听说胡宗南部队要轰炸延安，便提前做好了带着保育院的孩子们撤离延安的准备。 让杨芝芳没有想到的是，当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南边的七里铺后，远在瓦窑堡的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杨芝芳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当时的保育院连老师和孩子在内，共有四百多人，万一被胡宗南的部队包围，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孩子都是革命者的后代，她就算是死，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们，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啊！ 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杨芝芳感到瓦窑堡越来越不安全。她绝不能用孩子们的生命冒险，必须当机立断，马上撤离！ 下定决心后，杨芝芳开了一个会，告诉手下的保育员们：“这里不能再待了，咱们得赶快转移！这一带我很熟悉，我有信心带着孩子们冲出敌人的包围！” 听杨芝芳这样说，个别保育员有些犹豫：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的情况下，这么做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杨芝芳看出了大家的担心，她大手一挥：“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在杨芝芳的坚持下，保育院作出了迅速转移的决定，杨芝芳和保育员们带着几百个孩子，开始了一场“红色摇篮”的转移之路。  三、这是一段危机四伏的行程，处处充满艰险。 由于胡宗南部已经截断了许多道路，杨芝芳她们不能走大路，只得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有时为了安全，还要专找一些没有路的地方往前走，还要避开胡宗南部的飞机侦察，提防敌人的袭击，所以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  但让杨芝芳感到最难的，还是孩子们太小了。这批孩子大的不过八九岁，小的只有两三岁，根本没有长途跋涉的能力。 虽然在转移前杨芝芳便想办法征集到了一批毛驴和骡子，又制作了一些竹筐，每头牲口的背上架两个这种竹筐，每个筐里坐一个孩子，但仍然是僧多粥少，无法让每个孩子都能坐进去。 面对困难，杨芝芳和几十名保育员只能让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坐进竹筐，稍大一点的孩子则由她们牵着和背着走。 孩子们哪里知道危险，在转移途中饿了就嚷着要吃饭，渴了就嚷着要喝水，还有的没走多远又要拉屎撒尿，稍稍没有顾到便哭个不停......  一路之上，杨芝芳和保育员们吃了多少苦，已不是语言能形容的了。她们最担心的，是驮着孩子们的牲口在翻山越岭时，会一不小心滚下山去。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牲口背上筐里的孩子的安全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所以每当上坡下坡，杨芝芳都要求保育员们一定要牵好牲口，抱紧孩子，一定不能出现意外......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杨芝芳她们还是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安全地来到一个名叫“土地岔”的村子。 由于“土地岔”离延安有一段距离，经侦察附近也没有发现胡宗南的部队，加上孩子们实在走不动了，所以杨芝芳决定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期的休整。同时她也派人四处寻找中央机关。  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找到中央机关谈何容易？几路寻找的人马，一个个都无功而返。这时，有人向杨芝芳建议将孩子留给当地老乡，并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面对提议的人，一贯好脾气的杨芝芳罕见地发火了：“孩子是革命者的后代，我们丢下他们自己跑了，怎么向党交待？咱们的任务是保护好孩子，就是死，也要和孩子们死在一起！找不到党中央，我们就自己带着孩子过黄河！” 杨芝芳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保育员的拥护。这支特殊的队伍休整了几天后，又继续出发了。  没走两天，这支队伍便遇到了胡宗南部队的飞机。敌机也发现了她们，呼啸着从队伍的头顶掠过，扔下的炸弹在队伍四周爆炸，发出一阵阵惊天巨响。 孩子们吓得一个个哭着拼命往杨芝芳和保育员的怀里钻，杨芝芳和保育员们也一个个看扑在孩子们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孩子······ 轰炸了一阵后，敌机终于飞走了，满身是土的杨芝芳连忙清点人数，发现孩子们在保育员的掩护下，一个都没少。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杨芝芳笑了，随后又抱着孩子们哭了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位杨芝芳派出寻找组织的同志回来了。他们告诉杨芝芳，他们和绥德专署取得了联系。但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发现，敌人离这支队伍只有不到80里了。 这时天上正在下着大雨，四下一片漆黑。杨芝芳立即让大家集合，马上出发。有人提出等雨停了再走：“这么大的雨，怎么走嘛？”杨芝芳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下刀子也得走！”说完，杨芝芳背上一个孩子便钻进了夜色之中。 这个晚上，杨芝芳也记不得自己摔了多少跤，她只记得孩子们一个个都很勇敢，虽然天下着大雨，孩子们都被淋湿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哭的。 走呀走呀，她们这支队伍终于走到了黄河边，找到了转移到这里的绥德行署的同志。 四、在绥德行署的帮助下，杨芝芳带着孩子们渡过了黄河，找到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见杨芝芳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杨大姐，你终于带着孩子们来了！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 贺老总的一句“杨大姐”，让杨芝芳很不好意思。但看到身后一个没少的孩子，她又充满了骄傲。在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转移中，没有一个孩子掉队，简直是一个奇迹。 党中央听说了保育院里的这场转移之后，对杨芝芳进行了通报表扬。任弼时称赞杨芝芳是延安孩子的“红色妈妈”，称赞她把保育院办成了一个“红色摇篮”。 和高岗离婚后，杨芝芳一直没有再嫁。建国后，她被组织安排到西安工作，担任西安保育院院长一职，1978年离休。2001年，杨芝芳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杨芝芳为高岗生过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存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名叫高毅，1930年出生，1939年被组织上送到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回国后，进入哈工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哈尔滨工作。1960年，为照顾杨芝芳，高毅带着家人从哈尔滨来到西安工作。1979年，高毅被调北京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担任高级工程师，现已离休。 离休后的高毅喜欢看一些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妻子宋丽达经常抱怨：“电视就是他的命，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 想拉他下楼走走，他都不去。不过他也有个长处，就是我怎么抱怨他，他总是笑眯眯的，脾气很好，很像他妈妈。” 五、李力群是高岗的第二任夫人，和杨芝芳一样，她也是一个传奇的女性。 高岗与杨芝芳离婚后，从江苏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李力群，被组织上安排到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担任了高岗的秘书。 高岗平时是一个很严厉的人，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批评手下的人。但对李力群，高岗却很有耐心，对她工作上的一些小失误总是在指出来后，帮助李力群改正。时间一长，李力群对高岗产生了好感。 有一次，高岗带着李力群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之后，毛主席留高岗和李力群吃饭。 饭桌上，毛主席当着李力群的面表扬了高岗，然后和蔼地对李力群说：“小李，你还没有结婚吧？如果能找到一个像高岗这样的同志，你满意不满意呀？” 听了主席的话，李力群红着脸低下了头。她明白主席这是要给自己和高岗当月老。但她毕竟是个大姑娘，又怎么好意思当场点头呢？ 几天后，王若飞便替高岗当起了“媒婆”，正式向李力群提出，高岗想和她结婚的想法。李力群对高岗也有好感，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高岗和李力群便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上，高岗拿出一袋枣子招待王若飞等参加婚礼同志，说现在条件不好，没有喜糖发给大家，这些枣子就当是喜糖了！ 谈及这段婚姻，晚年的李力群回忆说：“我们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不过，结婚后高岗对我还不错。” 六、1945年，高岗受组织委派，带着李力群来到东北工作。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之前留在东北就读的东野将士的子女们的上学问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于是利用原日本人在沈阳开办的奉天千代田小学，建立了一所新的学校，并请李力群担任校长。 李力群一开始担心自己当不好这个校长，并没有同意。张闻天于是劝她说，这些孩子都是革命者的后代，相信她一定能带好这些孩子。就这样，李力群接过了校长一职。 李力群上任后，通过张闻天请来了“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为学校取了一个新名字：“东北第一育才学校”。 1949年5月1日，“东北第一育才学校”正式开学。首批学生共有190，大多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和烈士子弟。 学校成立后，李力群四处求贤，为学校请来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保证了孩子们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当时学校的条件还很艰苦，为了满足孩子们成长的身体需求，李力群通过内蒙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为学校弄来了20头奶牛，让孩子都喝上了牛奶。 同时，李力群又组织师生们在学校里的空地上种菜养猪，改善学生生活条件。 没过多久，师生们种的各种蔬菜便出现在学校的餐桌上，逢年过节孩子们也能吃上了自己养的猪肉。 为了孩子们能成材，李力群狠抓学校的纪律，规定早上起床铃响之后，每个学生十分钟内必须完成起床、洗漱，然后集中到操场做操。 学生宿舍也安排人定期消毒，还规定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洗澡一次，换下来的衣服由专人清洗。 鉴于当时沈阳城内还有不少潜伏的特务，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李力群还规定不管什么人来学校探望孩子，必须由学校进行认真的登记审核，才能见到孩子。 在李力群的努力下，“东北第一育才学校”办得越来越红火。毛主席听说后，专门托高岗转告李力群：“育才学校养活了许多军队干部子弟，很了不起！” 高岗去世后，李力群带着她和高岗的几个孩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很关心她，周恩来还亲自出面，解决了李力群和孩子们的住房问题。 当听说李力群想出来工作后，周恩来又将李力群安排到了北京图书馆工作，让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李力群在东北办过教育，是个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又将她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学生司工作。 李力群非常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她总是说：“没有主席和总理的关怀，我真不知我们一家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1987年，李力群以享受副部级医疗的待遇，从教育部离休。 七、离休后的李力群，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一所小院。这座小院有一颗枣树，枣子成熟时，李力群都会邀请在京的一些原“东北第一育才学校”毕业的学生来品尝。 而她在外地工作的那些学生们也都没有忘记这位老校长，每次来京，都会抽出时间来看望她，所以她的小院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2009年5月1日，东北育才学校举办了建校60周年校庆，90岁高龄的李力群虽然由于身体原因无法亲临盛会，但仍然派出了自己的儿子高轩代表自己，带着她为校庆专门手书的“感恩育才，报效祖国”八个大字，专程赶到沈阳参加这一庆典。 校庆典礼上，当52届毕业生王裕群将一张当年在校就读时与李力群的珍贵合影捐给母校时，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正在老校长李力群的带领下，在学校读书的青春岁月。 校庆结束后，高轩将一本装订精美的校史带回了北京。当李力群看到学校特意为自己树立了一尊雕像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20年4月6日，100岁的李力群在北京逝世。她去世后，组织上在她的讣告中说：“李力群同志在教育部门工作多年，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为建国初期的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力群和高岗共生育有二子三女。长子高轩，乳名宝娃，曾在东北第一育才小学读书，后来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是一名科技工作者。2014年9月去世，享年73岁。 李力群的次子高燕生，目前担任陕西“黄土情联谊会”副会长一职。 这个联谊会是经民政批准设立的一家公益性组织，注册资本500万元，宗旨是组织追寻历史足迹，收集、整理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史料，宣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传承革命精神。 担任“黄土情联谊会”副会长后，高燕生曾四处筹集资金，在父亲的老家横山兴修了一所中学。据说这也是高岗一直埋藏在心里的一个愿望。 李力群和高岗所生的三个女儿中，长女李延延和次女李安安都是医生。三女高滨滨是一位置文学博士，也是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的。现在几人都已退休，都在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参考资料：陕西党史网：《杨芝芳与“红色摇篮”》 延安市妇联官网：《致敬了不起的她——摇篮里的妈妈杨芝芳》 新浪网《新知重头戏》：《高岗之子：父亲只是名普通党员，不是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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