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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与慈善思想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2-10-05 发表于山东
这两份《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内容大同小异,但是后者项目条款更为细化。从时间上看,后者应是对前者的补充修订。

三、佛化新青年会
  佛化新青年会成立时间是1924年,地点在武汉。由宁达蕴、张宗载等发起,并推太虚为导师。该会会刊《佛化新青年》1923年创刊号上对外宣传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世界人类负有八大使命:
  本会第一件使命:在铲除旧佛徒的腐污,显露出佛化的真面目。使悬想中的他方净土,变在在人间可能实现的新新社会。本会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学西学的迷信,使有志和我们携手同做这种工作的人,得着一条极平稳安舒的觉路。走入这可能可见无烦无恼的极乐世界。本会第三件使命:是用极慈悲、极善巧的方法,去扩张我们实行佛化的新青年领域,建设我们所要求的新社会。使黑暗迷昏的人世界,变成庄严灿烂的佛国。本会第四件使命:是要代人类受无量苦,替人类拔除生活上一切罪恶。使一切罪恶根本与人类的生活脱离关系,凡空间被贪瞋痴三毒沾染的地方,我们要拿有效的消毒剂替他洗去毒气,使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都从根本打消。本会第五件使命:是要用佛化的救世新方法,使人类彻底觉悟,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平等心,见平等性,立平等法,行平等事。除去贪瞋痴三毒,完成真善美三德。以良好的优生学,化度一切男女,均得莲花化身,容颜美好,究竟快乐。本会第六件使命:是要化除男女色相,消灭字典上你我他三个字,使人人不知道有你,不知道有我,也不知道有他,只知道即人即佛。本会第七件使命:是要以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大勇猛、大无畏的大愿力,消化一切疆界,破除一切阶级,在十年内使无处不有实行佛化所刷新出的新村、报社、公园、小中大学、工场、幼稚园、图书馆。本会第八件使命:是要发明卫生学、医学,使全球人类的色身生命与法身慧命皆不致夭殇,生老病死诸苦都能免去。
  这八大使命所使用的都是当时极为革新的词汇,目的是吸引青年人来参加,那么客观效果究竟如何呢?东初撰文介绍: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由张宗载、宁达蕴、道阶、觉先、邵福宸、杨蝶父等负责住持,生气蓬勃。由此,佛化新青年运动,由点发展至面,乃至全国。为争取全国各级学校青年,乃由教育界先进人士,若胡瑞霖、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等领衔,函向各学校介绍。佛化新青年会,既获全国政界显要人士支持,又得全国优秀青年拥戴,观其初入会者达三千人,可见其声势浩大,实为佛法深入社会青年一大特色。[7]
  《佛化新青年会简章》中与慈善救济相关者是第九条“事业”:“本会为运动改造五浊恶世末劫人心起见得施行左列各种事业”:
  (1)本会为佛化普及得设慈幼院、小中专门大学、各级佛化学校以造就各种应用人材。
  (2)本会为宣传佛化灌输智慧,发扬精神文明改造五浊恶世,就得办各种佛化周刊、旬刊、月刊、日刊及丛书小册。
  (3)本会得设佛化工厂、新村、医院、居士林、医院卫生所、残废院、救灾所等与夫其他应办各事以救度一切。
  (4)本会为谋智慧圆满、学理渊博,得设图书馆、通俗讲演所、阅报室,以收集佛家经典暨世界可供参考之一切著述。
  (5)本会得随时演讲经论或特别演说、露天演说。
  (6)本会得于各省各地组织同样团体,合力实行佛化运动服务社会工作。
  (7)本会得于相当时期组织特别演讲团、宣传队向各地传布佛化。
  (8)本会凡遇一切慈善事业均得临时筹办之。[8]

四、世界佛教居士林
  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前身是上海佛教居士林,据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介绍:
  1919年,沈心师、王仙舟、关絅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为国内居士林之滥觞。1921年上海佛教居士林经改组,成立'世界佛教居士林’, 聘谛闲、印光、太虚任导师,发行《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等,流通经书、启建法会、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开办慈善事业。虽旨在办成以国际性的居士组织,实际上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9]
  《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中关于慈善事项包含“(1)施医处;(2)施材处;(3)放生会;(4)赈灾协会;(5)佛教公墓”等[10]。其救济项目内容丰富多样。
  据《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2年第32期“本林要事记(十一十二月)”记载,(1931年)十一月份的慈善活动有“一、赈灾协会办新棉衣裤一千套,又经募二千套及经募锡巴旧衣等,悉数由慈善部主任朱石僧居士迳运江北灾区,亲往会同扬州邵伯高邮等处红卍字会暨各该地慈善机关散放。二、十一月十四日兴化保牛委员会乞拨款助保牛经费、水电(电文从略),本林当即据情函江苏水灾义赈会请为设法救济。”十二月份的慈善活动有:“施材会拨款一千元办施棉衣裤四百套,施米二十石。”更详细的内容体现在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收支报告表中。《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第七章第二十四条指出,本林经费之来源分为三个方面:“(甲)林员常年费及特捐;(乙)指定用途之常年捐及特捐;(丙)非林员之乐捐”,从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依次作如下规定:“第二十五条,本林所有账目除林董居士监察员得随时到林审查外,得聘会计师当年审查之。第二十六条,本林如向外募捐时当遵章呈准主管机关后,由林长签署委任募捐证方得举行。第二十七条,每月收支账略须报告理事,每年决算书须报告全体林员。第二十八条,捐款人姓名数目分期编制报告,分送各关系人以徵信实。”[11]正是由于他们对账目做了详细的审查和记录,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些资料,并由此推测再现当时的情形。
  笔者查阅了1931年10月至12月份的收支表[12]以及1934年1至3月的收支表[13],1931年10月至12月份支出项第一是灾赈(2595元),第二是施材(1854.35元)。1934年1至3月份支出项第一是事业经费(1237797元),第二是赈灾会(940966元)。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慈善救济经费占重大比重,慈善救济活动是世界佛教居士林的重头戏。接着我们再分析1934年的收支表,其中所列各项慈善活动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施医、施材、赈灾、放生等。1931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施医处统计如下:收入共计1897.90元(含上届余存295.55元、挂号金184.56元、常捐774.66元、特捐643.13元),支出共计1897.90元(含现存本林收支处271.66元、特种费器具号衣31.28元、经常费医生薪食804.09元、中西药及痧药水施茶788.87元)。施诊给药号数共计6150号(含男1230号、女1845号、儿童3075号)。施材处统计如下:收入共计5746.55元(含上届旧存3669.61元、书局股息0.60元、特捐622.00元、经常捐1454.34元),支出共计5746.55元(含存放本林收支处2611元、经常开支412.41元、施衣米1100元、施材施缸及炭灰等项1623.14元)。施材数量(附施莲缸)共计51只(含棺材49只、莲缸2只) [14] 。1934年1至3月的施材报告表还详细记录了日期、亡者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经报人等数据。民国时期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往往入不敷出,没钱看病,遇到天灾人祸生计难以维持、甚至死后没钱买棺材。世界佛教居士林的种种救济活动对他们来说不啻是一场及时雨,帮助他们度过种种危机。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

  【参考文献】
  [1]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7页。
  [2][3]《佛学丛报》1912年第2期、第12期。
  [4][7]东初:《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张曼涛主编:《民国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2月初版,第28页、第50页。
  [5]《佛学丛报》1914年第12期刊有《熊顾问呈请大总统饬交内务部及各省都督保护佛教文》及《内务部同咨省都督民政长请转饬所属切实保护祠庙文》。
  [6]《佛教月报》1913年第1期。
  [8]《佛化新青年》1923年创刊号。
  [9]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469页。
  [10][11] 《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1年第27期。
  [12]《世界佛教居士林收支报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2年第32期。
  [13][14]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4年第37期、1932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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