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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佩切涅格人，国人甚少投之以目光予以关注，相比于其崛起前以信仰犹太教并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库萨里教派的可萨汗国与其后替代佩切涅格人在南俄草原统治并产生深远影响的钦察人相比，佩切涅格人并不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作为拜占庭帝国曾经在北巴尔干与南俄草原上的重要的盟友与重要的对手，佩切涅格人在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对东罗马国家与巴尔干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佩切涅格”即东罗马人所称的Patzinakitai源自古突厥语bajinap，为堂兄弟之意，在这方面波斯文献所称Bjanak与吐蕃帝国文献所称Be-ča-nag更为接近原始读音，这表明佩切涅格人是较早突厥化的草原游牧部落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汉语文献《隋书.铁勒传》中的铁勒即是佩切涅格人），其属于突厥人游牧部落的一支。在中亚波斯学者比鲁尼的《古代遗迹》中曾记载佩切涅格人有着兄终弟继等突厥色彩较为鲜明的文化，并认为这与其自六世纪突厥汗国崛起以来作为铁勒部落的一支（一说为突厥部落中分化的一支）被突厥汗国长期纳入统治并被作为汗国向西拓展的重要力量而被突厥化有关，因此其部落形成之初便存在深厚的突厥民族烙印。而后佩切涅格人又与乌古斯突厥人长期比邻混居于锡尔河流域，在九世纪穆斯林学者戈尔迪齐以及波斯地理学家忽儿达兹比赫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其语言与部落文化已经被完全的突厥化了。
佩切涅格人在突厥汗国的统治下不允许拥有属于自己部落的汗王，但仍然保留了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故而形成了以八个部落的八个领袖组成的原始的贵族会议政体负责整个部落的行动与决策，这八个部落分别是亦儿添、邹兀儿、吉剌、阔勒纰、察剌孛亦、答剌马惕、绰本、邹本。据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所著的《帝国行政论》中记述，有三个部落拥有“康加尔”（kangar）之名，意思是这三个部落比其他部落更加勇敢而高贵，但这并没有改变这八个部落的首领始终未能产生一个具有绝对权柄的世袭统治者这一结果，这一现状直到佩切涅格人在东欧草原活动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所改变，但是产生的部落领袖仍然缺乏影响力，这导致了佩切涅格人往往难以形成合力，缺乏有效的部落统一决策，各个部落往往以本部落利益最大化为要务，不同的部落往往受对立的两方雇佣从而对阵。与此同时佩切涅格人的首领往往不能受到记录以至于如今所能明确身份的佩切涅格可汗只有三位。可以说，这样落后的政治体制是佩切涅格人最终在草原角逐中败下阵来的一大原因。
在明晰了佩切涅格人的民族与文化属性后我们也应该清楚佩切涅格人作为较早出现的突厥部落其并非一开始便在南俄草原与北巴尔干驰骋，佩切涅格人经历了两次西迁。其最初作为突厥汗国西部的部落居住在锡尔河流域与咸海之间的中亚草原上，在西突厥汗国与其继业者突骑施汗国于7世纪到8世纪中在内战与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进逼下衰落并解体后，中亚草原上的各部落开始了混乱的内战，在这一过程中佩切涅格人被乌古斯突厥人部落联盟与后来的葛逻禄突厥人驱赶至乌拉尔河至里海沿岸的土地上，这便是佩切涅格人的第一次西迁，他们于此地东接阿兰人的城邦国家西接信仰犹太教的可萨汗国。
在这里佩切涅格人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被乌古斯人侵占故乡，但是因此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领地与草场，在波斯著作《世界镜域志》中描述这一时期佩切涅格人的领地要跑马30天才能跨越，同时在这里佩切涅格人已然可以在东欧和南俄草原上施展影响力，他们与西方的可萨汗国爆发了直接的冲突，并通过与北方的斯拉夫人与如今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东罗马军队联合而严重打击了可萨汗国的军队从而削弱了其对东西方草原商道的控制，极大削弱了可萨汗国的商业活动，而商业正是可萨汗国立足草原的根本，这从根本上促使了可萨汗国的快速衰落，并为之后以佩切涅格和钦察人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涌入东欧草原打通了通道。以可萨汗国的血肉为养料，这一时期佩切涅格人在财富的数量与军队的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部落中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重骑兵和更多的牛羊马群，但进入9世纪晚期随着东方萨曼王朝在中亚的崛起，佩切涅格人的领地再次受到了旧敌乌古斯人与葛逻禄人的侵扰，而致命的一击则来自于南方的游牧部落——乌兹人，他们与衰落的可萨汗国组建同盟并于今天的乌拉尔河流域击败了佩切涅格人，并且抢夺了佩切涅格人积攒的财富与牛羊，甚至一部分不愿离开的佩切涅格人选择臣服于乌兹人，他们很快就被乌兹人所同化并且成为了乌兹人二十个部落中的一个。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后佩切涅格人于公元850年（一说公元830年）开始了第二次西迁，从而真正的到达了南俄草原，开始和新的敌人基辅罗斯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开始了竞争，并与东罗马这个始终似敌似友的古老帝国开始了长达2世纪的恩怨情仇。
佩切涅格人在最初抵达南俄草原时，其实力由于受到乌兹人的严重打击而陷入了衰弱，在里海时期形成的重骑兵由于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减少而消失，部落的作战方式再次回到了草原游牧民代表性的非接触作战（即以轻骑兵和弓骑兵为主的游牧军队组织与骑射战法），这让其在与基辅罗斯人和马扎尔人的作战中往往处于下风，为了扭转劣势他们发展出了多种战术去打击对手，如污染对手水源、伏击、劫掠对方补给队伍与袭扰对方补给线路等非传统战法。 在其灵活的作战形式与东罗马帝国的经济与情报援助之下，佩切涅格人于972年伏击了正在与拜占庭军队作战的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将其击杀并彻底消灭了基辅罗斯大公的亲卫队（该事件记载于基辅罗斯编年史书《往年纪事》），而大公的头骨也被当时的佩切涅格可汗忽而牙制成了酒杯，此役过后基辅罗斯很长一段时间无力再南下威胁佩切涅格人领地，让佩切涅格人在草原上真正站稳了脚跟，凭借着这一功绩，忽而牙也成为了少数留下名字的佩切涅格君主。
在对基辅罗斯的战争胜利后，佩切涅格人长期的劲敌马扎尔人也慑于其兵锋与保加利亚人的压迫而选择西迁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定居，这一时期佩切涅格人的疆域则跨过多瑙河直抵今日的罗马尼亚瓦拉几亚地区，真正的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凑巧的是，当佩切涅格人进入巴尔干的时保加利亚人与东罗马帝国战事正陷入胶着之中。面对出现在保加利亚北方的佩切涅格人，东罗马并没有采取又拉又打的措施，而是尽力拉拢佩切涅格人的，与其展开合作。这实际上是由于东罗马与佩切涅格的接触并不始于此，其并非东罗马人不熟悉的新蛮族，在9世纪中叶佩切涅格人还在与可萨汗国斗争时东罗马为了保护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就与佩切涅格人展开了合作，双方共同出兵打败了可萨汗国，东罗马保住了赫尔松从而保护了克里米亚与亚速海的商业航线，保证了自身在黑海的商业利益，佩切涅格人则进一步通过掠夺壮大自身。而当佩切涅格人西迁正式进入南俄草原的时候东罗马与其也是以合作为主，双方不但一同对付基辅罗斯杀死基辅罗斯大公击败了共同的敌人，还共同挫败了基辅罗斯人妄图定居于多瑙河北岸以方便进攻东罗马的战略目标，尽管佩切涅格人曾伙同马扎尔人进攻色雷斯，但是东罗马仍对佩切涅格人保有着较为守信与骁勇善战的良好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东罗马将佩切涅格人作为新引入巴尔干的蛮族平衡各方势力以及能为己所用的雇佣兵来源。基于以上考量东罗马与佩切涅格人进行了协商，双方的协议规定“无论皇帝是否召唤他们，他们必须为他服务，不论是对抗基辅罗斯人、保加利亚人或突厥人。”并且认为“佩切涅格人有能力发动战争并且要经常攻击他们，如今他们把佩切涅格人与恐惧等同。”作为交换，东罗马允许了佩切涅格人在南俄与克里米亚半岛活动并且在这些地方与东罗马商人交换麻布、铁具、皮毛、粮食、绸带、皮革乃至于刀剑盔甲等商品并且为佩切涅格人提供直接的财富。 
（伴随这一时期而发展起来的佩切涅格重骑兵与披甲武士）然而出乎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意料的是佩切涅格人在面对东罗马统治者如此丰厚回报的拉拢时，最终回报的却往往是战争中的不忠。当915年保加利亚西蒙大帝进攻东罗马，东罗马选择召唤佩切涅格人参战，当佩切涅格人到达后却借口东罗马将领内讧转而与保加利亚人联合进攻东罗马军队，这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巨大失败，作为君士坦丁堡重要屏障的亚德里亚堡被保加利亚军队攻占。而当944年基辅罗斯进攻东罗马时佩切涅格人再一次发挥传统艺能，选择与基辅罗斯一同南下进攻。接二连三的背叛使得东罗马转变了对佩切涅格人的印象，这在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该书首篇就大篇幅的描写皇帝对佩切涅格人的看法：“他们贪婪得如饥似渴，强烈的希望占有他们没有的物品。他们垂涎丰厚的赠礼，从来不知道羞耻。质子们为他们自己以及妻妾、侍卫的辛苦而索要礼物，还有些人甚至为自己的坐骑的消耗索要补偿。当帝国的使者到达佩切涅格人的国家时，他们屡次向皇帝索要礼物，直到欲望得到满足，又为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索要礼物。此后，所有护送使者返回赫尔松的随从们都会索取报酬，作为回报和受伤的牲畜的补偿。”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东罗马对佩切涅格人已经有了严重的警惕心和憎恶感，但君士坦丁七世仍然迫于保加利亚人对帝国的压力仍然存在，以及南俄草原上赫尔松与克里米亚的安全仍然需要保障这两点而选择与佩切涅格人保持和平，这样不情不愿的合作持续到了11世纪初。这样的合作关系出现转折是在著名的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时期，有着“保加利亚屠夫”之称的巴西尔二世残酷的消灭了保加利亚人的国家，这使得在帝国看来佩切涅格人由可利用的对象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威胁，帝国减少了对佩切涅格人的财富输出，这引起了佩切涅格人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佩切涅格人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进入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与保加利亚地区劫掠。此时帝国的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又面对着穆斯林突厥人的侵袭，故而不得不对佩切涅格人给予绥靖和宽容，这使得一部分佩切涅格人甚至选择深入小亚细亚半岛定居，这样的软弱最终在君士坦丁九世时代酿成了恶果，在1048年与塞尔柱人进行的卡佩特罗战役以及后续在东安纳托利亚的战役中由于佩切涅格人的背叛东罗马及格鲁吉亚联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塞尔柱人将亚美尼亚东部的抵抗能力摧毁，变为军事封地和下一步发展的桥头堡。为此，他们动员起不下50000人的军队。除了塞尔柱核心部落的武装，还有已经臣服的北伊朗德拉米山民，以及佩切涅格人，面对这样规模的入侵行动，拜占庭地方军的兵力严重不足。除了少数的驻地，整个亚美尼亚都近乎是不设防区域。君士坦丁九世也在接到消息后下令，让所有驻军不得轻举妄动，直到他勉强凑出的新援抵达战场。于是，突厥人肆意冲入他们想要劫掠的城镇，在不受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撮取财富，那些保留城墙的定居点也开始不能幸免。在由格鲁吉亚士兵驻守的阿尔茨要塞，大批亚美尼亚与叙利亚商人被困在城中。塞尔柱军队用德拉米步兵包围城市，再以投石机将燃烧物掷入城中。最后，随着突厥弓箭手的密集复合弓压制，守军被迫突围逃走。入侵者在城中抢劫之余，也不忘将抵抗激烈的居民全部杀死。事件本身对拜占庭方面有很大撼动，这也促成了区域内几位军政高官的意见统一，决定要寻求机会在野战中击溃突厥主力。人数同样超过50000的拜占庭军队完成集结，接近了有敌军频繁出没的卡佩特罗平原大批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的地方军和佩切涅格突厥人被汇集起来，并得到利帕里特公爵指挥的格鲁吉亚士兵支援。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小股塞尔柱劫掠分队。但因为觉得当天并不适合交战，利帕里特公爵否定了立刻交手的计划。以至于对手有了足够多的反应时间，将分散在各山头的主力军都召集过来。那些来不及逃跑或被屠杀的居民，则由专人掳掠后卖为奴隶，让圣战者们又发上一笔横财。至于从首都赶来的援军，似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在军力不足以及决策错误的加持下，帝国军队与塞尔柱突厥人于卡佩特罗开战，此战由于佩切涅格人在帝国军队的叛变导致帝国军队精锐的贵族重骑兵无法投入使用，而遭到惨重失败，自此帝国小亚细亚领土的东大门洞开，短短6年佩切涅格突厥人和塞尔柱突厥人便占据了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非伊斯兰突厥人与伊斯兰突厥人的血缘之谊超越了与东罗马长久合作的情谊，这样严重的背叛注定了未来的佩切涅格人将为此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卡佩特罗平原）
对东罗马帝国而言这样的颓势直到阿莱克修斯一世横空出世才得以改变，他在击败了诺曼人与盘踞在东小亚细亚的穆斯林突厥人军阀后借助新出现的草原游牧势力库曼人于1091年在位于色雷斯的莱乌尼翁战役中一同击败了佩切涅格人，此战东罗马以40000万联军击败了几乎整个部族迁徙的佩切涅格人，随后将到达小亚细亚与入侵多瑙河的佩切涅格人屠戮一空，这甚至引发了库曼人的愤怒。这一事件在东罗马著名女性史学家安娜.科穆宁笔下有着明确的记录：“人们欢欣鼓舞，由于打败佩切涅格人的时间是四月的第二十九天，滑稽剧中吟唱着：整个民族，不是数以万计的人，而是不计其数的人包括女人与小孩也都死去了，西徐亚人再也见不到五月的太阳。”（东罗马民间习惯将北方的游牧部落成为西徐亚人，实际上佩切涅格等突厥系游牧部落与活跃在公元3世纪的西徐亚人近乎无关）后世推算这一战应当有十二万佩切涅格人死亡，这对于人丁本就稀少的游牧部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至此，佩切涅格人在巴尔干与南俄草原的统治进入了衰退阶段，东罗马不断讨伐他们的定居点、新出现的游牧势力开始蚕食他们的草原。
佩切涅格人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打击下失去了统一的部落政权，他们大部分被阿莱克修斯一世安置在了马其顿过上了半定居的生活，同时为东罗马皇帝提供名为“莫戈莱娜佩切涅格”亲卫军团的军事力量。到了11世纪末，当来自草原的库曼人又一次冲入了佩切涅格人的聚集地，佩切涅格人受到再也无法愈合的惨重的创伤。佩切涅格人从此彻底失去了再次崛起的力量，只能追随着东罗马帝国或者其他入侵民族作为可悲的马前卒，当1122年东罗马在贝罗亚战役中再次击败反叛的佩切涅格部落，这个昔日的草原霸主已然步入了灭亡的倒计时。大量的佩切涅格人远走他乡，其中一部分去到了匈牙利，并为匈牙利国王提供军事服务，在那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定居点存在到13世纪，随后便被同为游牧民族定居的匈牙利人所同化，直到如今的匈牙利还有些人姓拜谢涅，还有些村庄叫拜谢尼格与佩切涅夫采，这是佩切涅格人为数不多在欧洲大地上存留的痕迹。而其他佩切涅格人一部分充当西欧国家君主的雇佣兵一部分融入了新的游牧部落，他们则很快失去了民族身份认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他们的血脉将继续在乌古斯人、钦察人、吉尔吉斯人乃至克里木鞑靼人身上流转，继续续写着草原勇士的放荡不羁与英雄史诗。回顾佩切涅格人与东罗马帝国的合作与冲突，有1048年面对塞尔柱入侵的背叛，也有914年、966年双方并肩击退罗斯人的合作。我们会发现双方始终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佩切涅格人与东罗马的合作使其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让重骑兵等维护费用高昂的兵种自其第二次西迁后出现，满足了其对财富与增强部落战斗力的需求；而东罗马则秉持以夷制夷的理念多次利用佩切涅格人抵挡住了来自其他游牧民族与斯拉夫人的进攻，为东罗马在巴西尔二世反击之前积蓄力量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作为草原游牧部落佩切涅格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曾在南俄草原上驰骋的霸主在短暂的二百余年重与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东罗马人上演了一幕幕史诗传奇，在中世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东欧草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中亚以及东欧的民族文化乃至于研究国与国之间的的外交策略与地缘格局都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样本，不可谓不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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