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上也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世俗而不追求神学、人、人性，人际关系在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然而，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是以人为对象、为本位，但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琢磨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政治伦理文化。 先秦诸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而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庄学”之外，其他诸子几乎都是为了“千世主”而作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把各派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勾画出来，指出各派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所不可缺少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以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其内涵的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 1、为君主至上性辩护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专制主义内涵，首先表现在对整个社会结构中君主地位的肯定和维护方面。如下一些理论从各方面论证了君主的绝对性： (1)君主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 天地化育万物是古人的共同认识，在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并不是纯粹的外在物，人可以参加到天地育化万物的行列中来。人虽具参天地之才能，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做到这一点。  《礼记·乐记》说：礼乐原本于天地，但是礼乐又不是纯自然的产物，它是圣人根据天地的本性而制作出来的。只有经过圣人之功，天地人才能和谐相配。圣人、君主参天地的理论，把君主抬到了超人的地位。人君在这里被圣化了。 (2）君主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把握着必然之理。 (3）君主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 中国古代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认识同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是一致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个人具有无上权力。由于权力支配着社会，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政治局面发生重大的影响，于是出现了鲁哀公与孔子关于“一言可以兴邦”和“一言可以丧邦”问题的讨论。儒家主张人治，对于君主更寄于厚望。《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整个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把希望寄于圣明君主身上。而事实上，君主并非都圣明，相反，众多的君主是残暴之徒，于是便出现了矛盾，基于这种情况，对君主进行品分的理论，在各家各派中都占有显著地位。 （4）君主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 权力和认识本来属于两种不同范围内的事。在古人的认识中，坚持和提倡权力和认识二元者虽时有其人，但在传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把两者并为一元，君主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尚书·洪范》关于王道皇极的论述颇有代表意义。“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无反 无侧，王道正直。”这几句话是传统思想中的最高信条之一，它的妙处在于把王权、认识、道德和行为准则四者结合为一，而且以王权为核心，其中的王虽然是抽象的王，但具体化时，则表现为对王权的肯定。思想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理论，为王之权力、认识、道德的统一作了更具体、更深入、更巧妙的论证。 圣和王虽然常常有矛盾和冲突，但圣的最后归宿是王。因此，王高于圣。荀子把君主说成“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就是把君主视为认识和道 德的最后 裁决者。郑玄说：“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也说明天子高于圣人。前面提到的法家“以吏为师”的主张，正是权力裁决认识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秦以后，法家 虽然被排斥 于正宗之外，但他们的许多思想，包括“以吏为师”却被统治者视为法宝加以使用；儒家虽然不停地强调道德以及相关认识的独立性，但是当理论分岐弄到不可开交时，最后还是皇帝加以裁定。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从理论的认识过程和逻辑来看，未必都以王为中心，但实际上王权高于认识过程和逻辑。 2、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是把王抬到了金字塔尖；而另一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大多数人，则强调的是桎梏和束缚。它使所有的臣民受得既不自立，又无自由。从总体上，不是把人引向个性解放和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了个性的混灭，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的道路上。关于这一点，首先需要谈谈儒家很爱讲的所谓“礼”的理论。 作为传统思想代表的儒家十分注重礼。礼的理论就是讲“分”、讲“别”、讲“贵贱”的。这一理论使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使人一生下来就是他人的从属物。它的最深层表现是对人们思想自由的限制和束缚。思想这种东西难于用有形的方式被他人占有，而传统思想中礼的理论与规定，却要深入到人的内心。这集中体现在把礼作为思想的藩篱、思维的前提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如下两句话颇为典型，一句话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另一句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认识的规律，一切客观存在的事实，都应作为认识的对象。人们的认识与思考只应对对象负责，人人都有认识的权力。然而在礼的束缚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去探索问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讲的“四勿”，把礼当作认识的前提，为认识划定了圈子。这样一来，人的认识结论 在认识未进行之前 已被 确定。正如《礼记》所说：“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夫礼者，所以定亲疏，次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当社会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当人与人已发生不睦时，作为个人首先要反省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符合礼义道德。礼义在这里被视为超出一切的绝对原则，而个人主体在礼面前，只有相对的意义。个人一切言行都要以礼为准，为达到孔子讲的“四勿”，时时要把自我作为斗争对象，即要克己，克己而后能复礼。当连属于自己的思想也失去自由时，还谈得到什么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呢？专制王权的发展，是以对社会上除王以外的每个人的剥夺为前提的；专制王权愈发展，剥夺的就越多；在古代中国，事实上是连人们的思想也被剥夺了！  在传统思想中，使人不成其为人或使人变成畸形人的还有儒家道德理论。这种理论从外表看，特别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修养与自我完善，然而问题恰恰藏在其中。按照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导，主观能动性越充分地发挥，就越导向对自我的剥夺；达到自我完善，也就达到了自我灭。 本来是讲求人的完善的道德，怎么会变成“吃人”呢？看起来有点蹊跷，然而妙道正在其中。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的。它的主旨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不过我们看来，“三纲五常”可谓儒家道德的真谛。“三纲五常”所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网，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个小结。在这个关系网中，没有个人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每个人只是当作一个从属物而存在。 为了使人彻底变为道德工具，儒对人的欲望发动了猛烈的抨击。在儒家看来，人欲是破坏道德的罪魁祸首；无欲而后入道德。 3、总结总的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主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这就是其主流所在。在人类的历史之上，政治上的独材与文化思想上的独材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作为掌握一切人命运的专制君主，并不会只满足于仅统治臣民的肉体，而更要求统治他们的灵魂。正因如此，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的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从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到统治者为知识分子们划定的道路，直到传统文化的内涵，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