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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公明 在今天，学习过世界历史的人大都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崛起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城市和文字是其根本性标志，但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其他早期文明有什么关系？在世界早期文明研究中，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至今仍然存在。英国著名亚述学专家斯蒂芬妮·达利（Stephanie Dalley）主编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原书名The Legacy of Mesopotamia ，1998；左连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 月）可以代表了直到上世纪末为止学术界迎接和解决这个挑战性问题的努力和水平。在人们谈到“早期文明”这个概念的时候，似乎已经隐含有某种进化主义的观念，似乎表明这个阶段的文明只是历史进化进程中的一种形态，但是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历史概念无疑是有效的。（参阅布鲁斯·G·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1页）还应该补充说，“早期文明”的遗产使它不可能被固化在“早期”阶段，跨时空、跨文化的传播影响是其生命力延续的有力证明。 这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最后的那一段话作为结语听起来有种悲怆的历史感：“哪怕地面上没有留下什么，没有金字塔，没有神庙，没有连柱厅，没有剧院或竞技场，没有公共会场，没有柱廊，只有几座垮塌的古庙塔的遗迹，这些都无关紧要。虽然自豪的巴比伦和强大的尼尼微的引人注目的光辉可能已消失在视线之外，但依然存在的尘封的土堆继续保持着与有记载的历史开端之间的联系。所以，它们的遗产是不容置疑的；它们的名声是不可磨灭的，会永久留传，熠熠生辉。”（391页）但同时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关于文明力量的自信与自豪感——人类文明中的开放的、自由的创造性力量是不会被历史风沙永远遮蔽的。 该书前面所引普林尼《博物志》“前言”中的一段话颇有意思：“通过研读约两千卷本资料，我们收集了两万余个有价值的事实；少数资料由于内容深奥，从未有研究者能作出解释…… 有大量事实或为前人忽视，或发现于后来研究。当然，本书也有很多未及之处，由于我们肉体凡胎，且俗务缠身，只因兴趣所在，才在闲暇时探求一番。”借古人之言来表述研究的艰辛与自得的乐趣，这是读书人和研究者向往的境界。 首先谈谈“遗产”（legacy）。这个概念显然是该书的关键词，在书名和不少章节的标题中都能反映出来。虽然几位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在该书的研究语境中的涵义作出具体解释，但是从该书的丰富论述中不难发现它指的是被跨文化、跨地域分享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遗存和精神性成果。事实上，在不少关于早期文明和古代文明的研究著述中，“遗产”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是在研究视角和论述重点等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倾向性。按照英国学者M.I.芬利（M.I.Finley）的说法，“遗产实质上是个高雅文化的问题”，指的是观念与价值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以及思想与制度的传播。（参见M.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引论”，16、21页）在这个“遗产”概念中很明显表现出“希腊文化”或“希腊民族”（hellenism）的学术语境，甚至会使人不禁想到“光荣属于希腊”的文化情感。而作为斯蒂芬妮·达利等几位作者心目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显然并不一样，它介乎于“先人的遗物”这样的原始本义与价值观念这样高度抽象的意涵之间，指的是一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的文明成果，要研究和证实的是其被传播、被分享、被改造的史实。另外，在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研究中也涉及学术史与公共知识发展的相关问题，其研究成果也充分展示出“遗产”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实际上，所有对早期或古代文明的“遗产”研究都有一个核心：对后世及其他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英国学者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在他主编的《罗马的遗产》（The Legacy of Rome:a new appraisal,1992）中首先就明确该书讨论的是罗马对后世的影响，并且从决定性、从属性和装饰性这三个层次界定“影响”这个词的含义。他认为这样的区分虽然是比较粗略的，但是可以作为一般的指南。（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2-3页）英国著名埃及学专家J.R.哈里斯（J.R.Harris）则更为形象和概括地表述了何谓埃及文化的遗产，他认为只有当接受者有所领悟并能表述出来时，才成为一种真正的遗产；“事实上，真正的埃及文化遗产是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编织的一张几乎察觉不到并永不结束的网”。（J.R.哈里斯编《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页）所谓一张不断编织的网，是对遗产与影响的最形象和最准确的描述：遗产不是固化的死物，而是体现在接受、使用和改造的动态过程中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以上可以说是围绕着“遗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关于遗产研究的学术语境，其核心是文明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发展。 在关于人类文化遗产与影响的学术讨论中，“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西方人普遍认同的文化起源是以雅典为主要基础的古希腊文化和《圣经》中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直到十九世纪重新发现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遗迹，研究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的亚述学由此诞生，所谓“东方之光”和“文明摇篮”的说法说明最早揭示并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产的先驱人士对其传播与影响已经有了比较笼统的、但已足够令人激动的认识。更多的考古发现与早期文明研究逐渐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形象确立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已经证实了古代苏美尔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通史性质的文明起源叙事结束之后，来自美索不达米亚遗产的深远影响就难以在古代文明的发展叙事中继续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正如米罗普（Marc Van de Mieroop）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所指出的，在西方学者关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基本都会以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起点，但是对其后的发展和影响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往往从公元前4000年末美索不达米亚的成就一下就跳到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人。（参阅米罗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李红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引言）但这种关于早期文明影响的叙事中断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正如斯蒂芬妮·达利在“引言”的前一部分所指出的，虽然人们可以从希腊作家笔下和《圣经》中了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女王和城市的鼎鼎大名，但它们都被涂上了令人厌恶的野蛮色彩，主导了公众对远古权势外族的普遍看法；而在语言学研究中，闪米特语言总是被贬到学术研究的边缘，让位于更有声望的处于中心的印欧语研究。但是在二十世纪早期以A. 耶雷米亚斯（Jeremias）和F. 德利奇（Delitzsch）为首的“泛巴比伦”学派又从另一个极端妨碍了关于早期文明的遗产影响研究。（引言，第3-4页） 由此想到的是，为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相反的极端倾向在学术研究中的偏见，并不是要简单地把“文明摇篮”作为早期文明的一个固化标签，也不是像某些全球史叙事中的那种仅仅为了说明“全球视角”的宽宏接纳与叙事安排，而是要从文明遗产的视角在发展叙事中建立跨文化、跨地域的遗产影响研究模式，是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观照下论述建立在充分实证基础上的影响与发展叙事。这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在十九世纪亚述学兴起之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的基础上，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为中心议题，以相当丰富的考古学、语言学、文学、科学、宗教和艺术史等方面的历史史料，探讨了这笔人类“文明起源”的遗产在古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教文化以及萨珊、印度等各种文化中的影响、改造与变异发展，因此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意涵丰富和实证性强的力作。 从收集文化遗产的影响证据到评估这种影响的程度及本质，“要去除偶然的相似，我们必须首先说明有影响的接触是何时何地又如何产生的，而且这些接触在时间和空间上远比通常估计的规模大得多”。（第6页）虽然该书的论述主旨不是邻近地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但作者不忘强调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乐于接受邻近地区的文化，也强调不应低估美索不达米亚的思想被外族接受后所做的创造性改变。因此，关于文化影响的研究和评估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经常产生谁影响谁的问题。（引言，第6-7页）研究早期文明遗产的跨文化传播，考古学和语言学上的证据一直被视为解决挑战性问题的关键所在。该书作者显然也是赞同和遵循这一路径，认为“本书要迎接这个挑战，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证据，且比以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把不同类型的证据，例如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年代证据、文本证据和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大量的证据问题”。（引言，第1页） 该书由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考古学家斯蒂芬妮·达利和其他四位学者合作撰写，在内容结构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引言和第一、第二章分别论述了该研究的学术语境、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然后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历史时空中的文化特征、成就，以及影响传播的宏观历史背景。第二部分从第三章到第八章，是专题性的遗产影响研究，主要指向对以色列和《圣经》的影响、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和影响、对天文学发展的影响、在阿拉姆语资料中的语言学影响以及对萨珊王朝时期和早期伊斯兰的影响，是非常具体和深入的影响研究。全书最后一章“重见天日与后世影响”讲述的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影响下的文化生产史，揭示的是在重新发现与想象、冷寂与热潮、模仿与表现中形塑现代人的美索不达米亚知识与审美的动态过程。各位作者都秉持着实证性的严谨学风，从宏观到微观的遗产与影响论述都力图建立在坚实的考古学、语言学证据等基础之上，“注释”部分不仅详细地列出引述证据的资料出处，而且时有穿插了具体考释文字。全书配有近百幅插图，应是考虑到对于形象特征的强调因而大部分是摹本线描图，图片文字中也时有关于传播、影响等因素的提示。但是在我看来，重要的遗物、遗址没有配上清晰的拍摄图片始终是一个遗憾，尤其联系到作者也意识到在一般人的文化记忆中两河流域文明的视觉印象总是被古埃及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形象所遮蔽，那么视觉图像在该书中的作用本应受到更多重视。 在全书各章的论述中，语言与楔形文字书写的证据频繁出现，对此斯蒂芬妮·达利在“引言”中有过一些概括性的论述。她谈到了语言作为文化接触、影响证据的不同方式和特点，“通过考虑这几个特点并考察它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印欧语系的赫梯语文字是从闪米特语族的阿卡德语文字派生出来的。希罗多德认为希腊人习得了腓尼基人的字母，这个观点是正确的”。（11页）在这里想起了在三十多年前读过的德国古语文专家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Johannes Friedrich ）的《古语文的释读》，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就指出：虽然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远没有埃及圣书文字那么形象化，远没有显目的埃及文字的图画符号那么引人注意，“可是，在古代东方各国中，楔形文字所起的作用及应用范围都比圣书文字要大得多。楔形文字的流传地区远远超出了产生这一文字的国家巴比伦的范围，许多其他前亚细亚（近东）语言也采用这种文字”。（Johannes Friedrich《古语文的释读》，高慧敏译，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3月[内部读物]，47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跟埃及文字的情况不同，楔形文字的流传范围不只限于产生这一文字的国家，——楔形文字曾被许多邻族所借用并用来记录楔形文字的创造者完全不懂的某些语言——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楔形文字一般地说多少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文字，至少，它比埃及文字要方便些。因此，把楔形文字称作'古代东方的拉丁字母’是完全正确的。”（同上，62页）除了楔形文字的影响之外，他也谈到巴比伦没有创造出像埃及建筑那样宏伟的建筑物，是因为此地所采用的是耐久性较差的建筑材料——未经烧制的泥砖，但是陈列在柏林博物馆的巴比伦城的Istar大门和后期亚述帝国时期的浮雕都是令人惊叹和赞扬的。而在巴比伦科学中最发达的数学、占星术以及天文学则对西方的科学有很大的影响。（同上，51-52页） 在第三章中，斯蒂芬妮·达利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以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的许多不同体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对以色列和《圣经》的影响，认为“鉴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创世故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与《创世记》有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110页）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案例是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故事对《创世记》里的大洪水故事的影响关系。这个不是新的发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1923年出版的一卷本《〈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Legend, and law,1923）中就指出《圣经》中的大洪水故事最早来源于苏美尔人：“文献中存在的所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最早是巴比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苏美尔的。就我们目前所知，巴比伦的这个传说本身是巴比伦人从他们更远古的祖先苏美尔人那里借用过来的，居住在巴比伦的闪米特人看来向苏美尔人学到了他们文明的主要成分。”（弗雷泽《〈旧约〉中的民俗》，童炜钢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62页）事实上，史密斯早在1872年12月3日的《圣经》考古学会会议上就宣布了这个伟大发现：在著名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十二块泥板诗歌中，第十一块含有关于大洪水的巴比伦传说。（同上，71页）但是斯蒂芬妮·达利以版本来源、文本比较、词语分析以及通过词语中涉及的自然环境分析等研究方法证实了“巴比伦有关大洪水故事的所有重要元素在《圣经》里都有”，更为具体地肯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111-112页） 除了巴比伦传说与《圣经》故事的影响联系之外，在法律、神谕、智慧文学、赞美诗、哀歌、《雅歌》、历史作品、新年等仪式、神灵崇拜等方面都揭示出相似之处与联系证据。在本章“结论”中，作者指出“《圣经》的很多部分都留下影响的迹象。书吏培训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与《圣经》章节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关键。希伯来人在创造自己的独特文学和制度时，使用的部分材料是来自东方更古老、更富有、更强大的邻近地区的远古传说”。（139页）她还顺带提到了一个图像证史的例子：“早在铁器时代，如新亚述时期的浮雕所揭示的一样，用楔形文字的书吏和用拼音文字的阿拉姆语书吏并行工作。从费赫叶山丘（Tell Fekherye）发现的一座公元前8世纪的雕像说明，用阿卡德语翻译阿拉姆语并不难。”（同上）可惜的是没有具体论述，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一尊雕像中看出“用阿卡德语翻译阿拉姆语并不难”。 在第四章的引言中，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文明遗产的影响与接受的说法：“希腊和罗马文化元素向美索不达米亚借鉴了非常古老的宗教、技术和文学传统，并不能表示古希腊的成就减少。相反，这些要素之所以被转化和接受，恰恰因为接受者有高度的智慧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先进性。”（149页）事实上，这不仅可以看作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结论，而且也是关于古代民族的文化自信的最好总结。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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