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篇经典名文往往能成就一个景点或一个名胜，这是文人的力量、文字的魅力，如《岳阳楼记》《滕王阁序》《游褒禅山记》等，《醉翁亭记》也是如此。 一个秋意阑珊的午后，采一束阳光，读《古文观止》，翻到《醉翁亭记》，文本选定者（吴楚材、吴调侯）评注： 《醉翁亭记》“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 引发了我对欧阳修这篇文章的两点断想。 断想一：洗尽铅华还本色 宋人注重“章法”，比如打仗，事先要排兵布阵，若不按事先排兵布阵去打仗，即使仗打赢了，将领也难受到礼遇。同样宋人评文章，注重文章体制，先论体制，再论工拙，体不正则文不论。在宋人眼里，作品再好，若不合文章体制，也难获得好评，《醉翁亭记》命运就是如此。 《醉翁亭记》问世时，多讥病，认为该文不符合文章体制，是“记”还是“赋”没有分清。受欧阳修提携和奖掖的苏东坡，评《醉翁亭记》时说：“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王安石等北宋名流均持相同看法。陈师道直言《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仿杜牧《阿房宫赋》写的一篇游戏之作。在北宋文坛《醉翁亭记》被视为游戏之作，远远没有后人给予它那么高的评价。 宋代末期，文坛对《醉翁亭记》的评价开始发生转变，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认为：《醉翁亭记》在文章体制上具有“前所未有的独创性”。 元明清三朝文人皆认为：《醉翁亭记》兼具抒情性、独创性和思想性。 金代文评家王若虚认为：《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发自肺腑之作，是流丽自然之典范；是一篇“自我为法”的作品，开创了一种新的文章体制；作品“乱中有序”，与民同乐的思想立意很高。 当代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直言：《醉翁亭记》既不是“记”，也不是“赋”，而是一首散文诗。 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品都有与《醉翁亭记》相似的命运，陶渊明的作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多大反响。直到宋代苏东坡等人的推崇，才使陶渊明作品大放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服，于是陶渊明作品成了热门。可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的《醉翁亭记》失去佳评资格，这值得我们玩味，说明宋代文人不唯上，表明宋代文明的高雅和开明。 断想二：因祸得福著华章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时写就的经典之作。 1045年，欧阳修39岁。那年，他参与的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名臣被贬，他上书为范仲淹辩解，遭到政敌的忌恨。恰在此时，发生“张甥案”，欧旧修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 欧阳修的妹妹的丈夫叫张龟正，张龟正前妻生有一女，张龟正死时，这个女儿才7岁，跟随继母欧阳修的妹妹投奔了欧阳修。这个外甥女（张甥）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可张甥不守妇道，与堂侄家仆人私通。奸情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张甥突然说：自己未嫁时，与欧阳修有私情。这可是乱伦，欧阳修被传讯到开封府，上堂接受审理，因张甥供词无法验征，审理了数月，都没有结果。负责监察此案的宦官王昭明，不认同朝廷中某些人罗织的欧阳修乱伦罪名，弄了一个欧阳修霸占张龟正财产的罪名（宋代乱伦罪名要判刑），将欧阳修贬到滁州做太守。 欧阳修为政注重从百姓实际考虑，顺应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宽简施治，正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言：“不见治迹，不求声誉”。被贬滁州是欧阳修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挫折，但他没有在挫折中沉伦，仍不忘政治家的情怀，《醉翁亭记》中表达了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希望保持安定平和的政治环境，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也不失文人的风骨，亲近子民，与宾客开怀畅饮时，不忘自己还是一个文人，“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没有被贬滁州，游历琅琊山，也就没有流芳千古的《醉翁亭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修因祸得福。 作者：陈邦元（作者单位：铜陵市义安区政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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