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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透支与帝国衰毁： 东汉帝国 （又称“后汉”，公元 25—220 年） 起于乱世之中，历经开国时期纷争混战，到“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时天下太平、国力大增，其后帝国陷入戚宦之争和内部混乱，国家发展方向日益偏离正确轨道，最终帝国在无休止的内斗与外祸中走向彻底衰毁。早在帝国诞生的初始阶段，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一系列国内军事改革和对外战略已经埋下了最终帝国因战略透支而走向败亡的伏笔，甚至某些在帝国末日阶段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国家创建初期的政策所导致。本文试图以战略透支为切入点，着重探讨大战略目的与手段相抵牾，以及大战略资源对战略目标的推进难以为继是如何在经久的意义上最终瓦解了东汉帝国。战略透支 （strategic overdraft） ，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军事学中的“大战略”与财政金融学中的“透支”两大核心概念。大战略是一个包含目的-手段、意图-能力及目标-资源三大关系在内的过程，它事关一国如何最大化地维系自身的国家安全。透支之于大战略，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大战略的内在良性运行机理遭到严重损伤，从而使一国大战略的推进陷于瘫痪，最终在穷尽各种手段、消耗大量资源后仍无法实现既定的大战略目标，由此给国家的实力、安全、稳定和发展等带来致命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冲击和毁灭。这一概念，类似于西方学者所说的“帝国的过度扩张”，指帝国“深入偏远地区持续扩张，以至于所耗费的成本超出了所获取的收益”，或者说，是一个国家无法获取必要的能力来履行自身的承诺，从而导致承诺与能力不对称情况的出现。
战略透支的运行机理 战略透支的重要根源在于资源对目标的可承载能力问题。一国可用于支撑其大战略推进的必要资源既包括经济实力、武装军备、科技水平等物质资源，亦包括政府领导能力、外交素养、军队士气、战时调度指挥等精神资源。然而，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国用于支持其大战略推进的各类资源总是稀缺的。稀缺性是一种供求关系，反映了一国资源的有限性与大战略推进对资源的长期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源是有限的，稀缺性确实存在，无限的产出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进行战略资源分配时不得不面临选择与机会成本问题。一方面，国家对战略资源的调度和使用未在审慎的基础上有所取舍，甚至四面出击导致战略资源分散，从而使战略目标过分超越本国资源的承载力，最终无法在可持续的意义上维持本国大战略目标的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国家在规划大战略目标时未对战略资源的投入与使用进行充分、合理的效益分析，没有将既定战略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资源与所要付出的代价联系起来权衡比较。大战略必须要计算到，并且还要设法发展国家的人力、经济和精神资源，用以维持作战的力量。大战略的一项成功要义在于“按照手段或能力定义目的和目标，以达到对大战略而言差不多最为重要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而战略透支的一个重要“病因”就在于其手段与目标之间的两相抵牾而违背了它们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平衡关系。
立国之初的的东汉
东汉帝国的战略矛盾，从立国之际就埋下了问题的种子，光武帝刘秀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让东汉帝国大战略目标与手段注定不会平衡。刘秀的大战略目标在于通过兵制改革及漠视塞外之事等一系列保守、忍让和克制的举措，以避免过多地消耗国家和社会的各项资源与财富，从而防止帝国因过度虚耗而导致战略透支。他的这些以“柔”为核心的治国之术和克制战略总体上都是“保守恬退的”，其用意在于维持现状，巩固宗室皇权和内部稳定。但是，帝国因克制而产生的战略收益最终在经久的意义上被因克制而造成的战略耗损所抵消。由此，刘秀的战略克制目标导致了最终的战略透支。具体来看，首先，刘秀的兵制改革主要是以“罢”为主：建武六年 （30），“初罢郡国都尉官”，“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 建武七年（31），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建武十三年 （37），“罢左右将军官”。建武二十二年 （46），“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这些以“罢”、“省”为主题的兵制改革大规模地裁减和撤销各郡的武官之职和地方兵，废止郡内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制度。然而，刘秀的改革却埋下一项重大战略隐患，有如应劭所评：“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此类改革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发展，削弱了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导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虽众多，不能为害”。这种“中国安宁，忘战日久”最为致命的后果在于，由于东汉地方防务改为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一来刺激了东汉后期地方武装势力的壮大，为汉末军阀割据、混战埋下了隐患；二来其边疆战事多由大量招募的“夷兵”来应付，由此造成了胡兵势力日渐壮大，日益成为东汉帝国的一项重大安全威胁，后期引兵东进推翻汉室的董卓便是发于击败叛羌的胡兵首领。刘秀这项兵制改革在东汉帝国诞生伊始具有“休养生息”的重要意义，为后期“光武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约了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但是偌大疆域，地方完全没有武备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崛起于乱世中起兵的刘秀深知郡国练兵是叛乱的资藉，故其改革“无非以强干弱枝，预防反侧罢了”。毫无疑问，他的这种“预防反侧”的战略手段并未能有效地实现预防地方武装叛乱的战略目标，反之，在帝国后期的多线作战中国家只能依靠地方武装力量，最终造成地方割据势力拥兵自重。最为恶劣的是，废除都试后普通民众被解除了服兵役的义务和参与军事训练的机会，由此逐渐对兵事产生厌恶和拒斥，国家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素养极大地堕落了，而那些归附东汉的南匈奴、西羌、鲜卑和乌桓则日益成为国家军队的主力，其内在不稳定性及其后期的叛乱给东汉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简言之，刘秀的兵制改革在军备建设上促成了后期国家的战略透支及最终的衰败。刘秀的不成熟的战略手段如何在经久的意义上摧毁了国家大战略目标，并最终促成东汉帝国的衰毁乃至后期中国历史的黑暗与混乱，还突出地表现为帝国建立伊始对西域诸国和南匈奴的战略问题。刘秀在东汉立国的过程中始终将战略重心“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也就是说他的大战略目标在于帝国内部的统一和稳定与王权的巩固，而忽略了对国家边疆问题的应有关照。建武二十一年 （45），鄯善王、车师王等西域十六国因不堪忍受匈奴的横征暴敛与繁重苛严，皆遣子入朝奉侍，流涕稽首般请求东汉朝廷重置西域都护，恢复汉廷对西域的保护关系。然而，刘秀却“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竟不许之”，反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而当西域鄯善王在“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的危急关头上书再次请求中央政府的保护，刘秀在答复中居然任由西域诸国随其所好、自行其是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最终将西域诸国彻底推向匈奴一边，从而使东汉帝国在与匈奴的战略对峙中处于下风位置。西域诸国自汉武帝时起便成为东汉与匈奴争夺的战略要地，前者成功地将西域纳入到西汉的政治版图之中。王莽陵篡时期，西域诸国皆怨叛而隔绝于汉朝的关系，并为匈奴所役属。面对西域诸国的主动请求，东汉帝国本可以修复被前朝破坏的与西域的友好关系，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权力，开疆扩土，稳定广袤的帝国西北边疆地区秩序。然而，却因为刘秀的战略短视致使东汉失去了西域这一战略要地，西域由是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从而使得敌势大增。其后东汉帝国为重新夺回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恢复设置与西域的都护关系，开启了与匈奴的大规模征战，而东汉帝国最终为此付出的代价或可以班勇与朝廷诸官辩论西域战略地位重要性时所言：“今若拒绝，埶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这是刘秀错失战略机遇给后期国家造成的战略资源上不必要的虚耗。此外，在对待南匈奴的政策问题上亦能折射出刘秀的战略手段如何最终在经久意义上给东汉帝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损害。建武二十四年 （48），匈奴内部因统治阶级权力与利益之争而分化为南、北匈奴两支。北匈奴仍然是东汉帝国的首要安全威胁，至于南匈奴虽归顺东汉朝廷，但刘秀在对待它的政策手段上同样存在着战略透支的潜在风险。首先，南匈奴在东汉帝国的长期对外援助中始终是一大沉重的经济负担，四十余年来其“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这种不对称的单方面经济付出不仅造成东汉帝国财政上的压力，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恩惠政策并未经久地赢得南匈奴对东汉中央政府的忠诚，事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其次，刘秀将归附的南匈奴安置在东汉帝国的北部边界之内定居，这就在长远意义上给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埋下了巨大的内在隐患，因它而导致的战略透支问题甚至可以说最终加速了东汉帝国的衰毁，乃至致使后期中国的分裂、动荡与黑暗。以招引或强制性手段将南匈奴与东汉帝国境内的居民混居杂住，其日益繁衍的人口规模逐渐超过东汉帝国边境地区的边民数量，最终演变成对东汉帝国危害极大的“麻烦制造者”。南匈奴从建武二十三年 （47） 的四五万人发展至永元二年 （90） 已演变为二十三万之多，这些由不同部落先后依附、归降而集聚起的规模性混杂集团天然地内含着因利益、价值观、权力等因素而发生叛乱的风险。南匈奴的这些叛乱大大便利了北匈奴的南侵，而不利于中国统一的多部族国家的形成。在东汉帝国之后的发展进程中，南匈奴的人口数字始终处于不断增长之中。人口规模日益庞大的南匈奴无疑成了东汉帝国乃至后期中国的一大显著威胁，它不仅在东汉末期帝国内部失序之际或接连反叛，或参与中原混战，在更为经久的历史发展中，还造成了后期中国的以大分裂、大混战与大动荡为主题的极度黑暗时期。任何一项成熟的大战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变化多端的情势中不断调试和完善的结果。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刘秀的大战略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政府的集权和帝国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但是，无论是他推行的预防反侧的兵制改革，还是对待边疆地区外族的绥靖政策最终都按照他预期的相反方向运行下去。作为东汉帝国的伟大奠基者，他在帝国初期推行的两大缺乏远见的大战略手段所造成的手段与目标内在失衡的后果并未在当时直接促成帝国的战略透支。真正的问题在于自东汉帝国诞生之初所奉行的不合理的、缺乏审慎的大战略在整个帝国的演进过程中始终未经调整、反思和重构，反之却一如既往地贯彻下去直至帝国最终的崩溃。此等意义上东汉帝国因战略透支而衰毁的根源在于开国之时制定的大战略基调从未根据不断变化了内外形势而得以调整，这种僵化了的大战略手段与国家预期目标严重抵牾，最终在长远意义上促成了国家战略透支及最后的败亡。此外，简单粗暴地推崇军事和武力等强制性手段，而忽视其它手段，尤其是非军事手段在实现大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东汉帝国大战略手段与目的抵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其对边疆少数民族西羌的错误统治方式。除鲜卑等少数外族外，东汉与四周诸族均保持相互间正常的经济文化关系，但东汉“统治阶级的贪劣政治常是正常关系的损害者”，从而引发其起兵反抗，这尤以对西羌的民族政策为甚。东汉朝廷一改西汉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转而推行郡县体制，将西羌强制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强度的管理型政治手段，并且伴随着强制性军事手段为支撑，因而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下问题：首先，破坏了西羌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引起汉、羌在民族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其次，大肆侵夺羌人的田地和牧场，破坏了西羌原有的生产方式。东汉在西羌广设屯田，这种屯田政策始终是和西羌的农牧利益对立的，它是建立在危害羌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必然会引起羌人的反抗。第三，汉羌杂居也给边界稳定和社会治安带来隐患，“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第四，郡县统治方式对西羌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羌人多受郡县将吏的欺辱和暴行，“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战略意欲获致成功的首要要求在于对“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精密的计算，使二者之间能够密切“配合”。西羌诸族一般“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但东汉帝国一改前汉对西羌的属国制治理手段，不顾现实状况而推行郡县制等强制性手段，并且，郡县将吏对这些少数民族多实行残暴、压迫和血腥的统治政策。而每当这种武力统治方式引起边疆名族叛乱时，朝廷又不得不耗费庞大的各类资源去讨平叛乱，“昔赵充国不战而服羌，段颖杀羌百万而内陆虚耗，两者相去远矣”。大战略的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维系和增进国家长期的最佳利益而将军事和非军事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的能力。东汉帝国简单粗暴式的武力统治手段不仅无法实现边疆稳定的战略目标，反而迫使国家持续不断地投入巨量的国家资源用以镇压原本或不存在的动乱，这种盲目地、过于绝对地使用单纯的军事性手段给国家造成的战略虚耗是惊人的。东汉帝国自安帝起便疲于应付各种危机，“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内忧外患导致国家由此渐趋衰败，彼时国家的各类资源对战略目标的多线推进已难以为继。除了上述应对南、北匈奴的进犯导致帝国“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的困境外，其它方向的外族入侵、边疆祸乱及农民起义是导致东汉帝国战略过度伸展及战略透支的重要乱源。东汉帝国自中期以后便日趋陷于倾颓，政治上的混乱及无休止的宫廷内斗不断侵蚀着国家的权威和权力集中，由此使得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帝国边界地区的外族与少数民族便借机掀起叛乱序幕，“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 （指乌桓和鲜卑） 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东汉帝国由此开启了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南蛮与西南夷的叛乱始终贯彻整个东汉帝国，叛乱者燔烧官寺、邮亭，攻没郡县，杀伤长吏，寇掠百姓，且虽降复叛，尤其是自东汉中期以后，帝国境内的南蛮和西南诸夷先后爆发大规模叛乱，朝廷为此接连派兵平叛。在此过程中，由于帝国前期刘秀兵制改革取消和削弱了地方武装力量和边防军，致使朝廷超远程的大规模调兵遣将，一来导致原州郡的武装布防不可避免地出现真空，二来远距离征调造成军队疲惫及战斗力下降，甚至出现士兵拒绝远役而叛乱的现象出现，由此在平定边郡叛乱时偶有“连年不能克”的情况发生，并且，超远距离的平叛也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此外，东汉帝国为应对北方乌桓与鲜卑二族的入侵亦分散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安帝永初三年 （109），定居于东汉帝国境内的乌桓开始大肆入侵东汉帝国北方边郡，其中最大的威胁在于乌桓联合鲜卑、南匈奴共同进犯东汉，甚至有原东汉帝国的地方官员勾结叛汉的乌桓缔结军事同盟肆意攻击帝国边境州郡。在东汉帝国面临的所有边疆祸乱中，西羌的反叛尤为严重地消耗和分散了国家的各类战略资源，仅此一线就大大加剧了帝国的战略透支风险。东汉修养未几羌乱即起，“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东汉与羌人爆发了性质和规模各异的战争达百余次之多，其中，安帝、顺帝和恒帝时期的三次大规模汉羌战争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战略透支。永初元年 （107），羌人爆发大规模叛乱，在汉廷派兵剿办的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用二百四十馀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顺帝时西羌又叛，“十馀年间，费用八十馀亿”，“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费耗若此，犹不诛尽”，及至恒、灵二帝，朝廷对付羌人叛乱共耗“费用四十馀亿，军士死者四百馀人”。前后六十余年的对羌作战中，仅这三次大规模战争就耗费三百六十余亿，死伤不计其数。几乎贯彻于整个东汉帝国的羌乱极大地破坏了国家财政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折射出东汉王朝衰微的景象。大战略的任务在于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东汉帝国征战西羌的政治目的在于平定后者接二连三的武装叛乱，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然而，东汉帝国始终未能经久地实现这一和平的政治目的，因为它在这些战争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短暂的。总体来看，东汉帝国与西羌的战争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消耗表现为三种形式：汉羌战略频率高、持续时间久，且战线延伸过长，“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过多地将国家资源投入战争机器阻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运转，资财竭于征发”，“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馀”；战略资源远距离转运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与损耗：“千里转粮……途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 总之，东汉帝国为平叛羌乱投入大量的战略资源却仍疲于应付，这是它在推进国家战略目标过程中因不计战略付出与战略收益比分析而日渐显露出的战略透支危机和风险。纵观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图景，多数帝国最终都是在国家发展的后期 （或中后期） 阶段日渐偏离正确轨道而走向衰败。东汉帝国亦不例外，它在帝国中后期时过度推崇单一的军事手段来实现大战略目标，而忽视了其它手段，尤其是“软”性手段的开发与利用；它在多个不同战略方向上的过度伸展、四面出击，浪费巨量国家资源以致陷入战略虚耗的困境，等等。然而，鲜有一国像东汉帝国这样在诞生初始阶段，甚至在处于盛世时期的一系列国内建设举措和对外战略政策就已经暗暗滋生了最终摧毁国家的“慢性病毒”。究其根源，在于帝国在创立之初和盛世时期只过于关注了国内问题而缺少对对外战略的应有关照和经略，这就打断了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联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大战略的制定与运行会受到各种因素 （国内的和国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的和体系的） 的制约。一项成功的大战略能清晰地认识到本国的国家大战略在规划和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困境和制约因素，并最终规避或以较小的可承受代价承担这些不利因素，从而有效缓解战略透支的不利情境。反之，那些未能明确地认识到本国大战略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制约因素，并且在推进本国大战略时盲目地四面出击、过度伸展而缺乏审慎，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战略透支的悲剧命运。东汉帝国正是在此意义上因战略透支而最终衰毁。帝国大战略目标与手段失衡 （缺乏战略远见的兵制改革、过度推崇军事手段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资源有限性与过度伸展 （边疆叛乱、外族进犯和农民起义） 等在多重维度上透支着末日时期帝国捉襟见肘的战略资源，忽略了集中、平衡、审慎、有限等大战略的内在优良特质，从而使得国家在穷尽各种手段、消耗大量资源后仍无可避免地走入了战略透支的命运，由此最终给帝国带来致命性的和难以逆转的冲击和毁灭。历史研习的一项经世致用功能在于“达到或接近达到历史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它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对于历史的严肃认真的探究、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审视东汉帝国因战略透支而走向衰毁的经验教训，对衡量和观照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可以提供诸多可资参照的历史图景和大有裨益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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