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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和其构建的现代荷马世界

 cat1208 2022-10-06 发表于广东

乔伊斯画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希望有世界语;他渴望平等、公正,渴望所有人起码有尊严的生活,每一个人即使走向坟墓时,也应该有起码的尊严。

2022年,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旷世自作《尤利西斯》发表100周年。100年来,如何解读《尤利西斯》是世界文学界经久不衰的挑战。《尤利西斯》出版当年,已经有中国知识分子加以关注,代表人物是徐志摩,还有茅盾,郑振铎、周立波等。但是,经过精心考证和专业翻译的《尤利西斯》的中文文本问世,已经到了1990年代中期,先是金堤先生的译本,之后是萧乾/文洁若的译本。2021年,刘象愚的《尤利西斯》译本出版。至于乔伊斯的传记进入中国,已经是2006年。在中国,《尤利西斯》的读者群至今是小众。

《尤利西斯》作为文学作品,最直观的特点是语言丰富,除了中文和非洲语言,欧洲所有语言他都使用了,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到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还加上了爱尔兰的土语和酒馆里的粗话,黑人英语、伦敦方言,不一而足。这绝不是作者的显摆,是信手拈来。在文学风格方面,《尤利西斯》几乎实现了集大成,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悲剧和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还可以感触到尼采的存在,以及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尤其是易卜生的痕迹。所以,即使以英文为母语的读者,想一举读懂这本书,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中国读者。这样,就不难理解萧乾在1940年还称《尤利西斯》是一部“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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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 
 刘象愚/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7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院派主流对《尤利西斯》的看法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所代表的是一种虚无主义,一种精神空虚的颓废,集中反映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空虚的骚客,是孤独、颓废、多愁善感的悲观主义者的集合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尤利西斯》,有助认知国内外学院派主流看法的缺失所在。

第一,乔伊斯展现的《尤利西斯》时空结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事件和故事,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

关于时间。此时此刻的我们面对的是三个时间节点。其一,《尤利西斯》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904年的6月16日,从上午8点到午夜,总共加起来是19个小时40分钟的故事;其二,《尤利西斯》又对应于《荷马史诗》(Homeric epics)的《奥德赛》(Odyssey)。《奥德赛》这个故事描写的是战争结束后的1183年之后的10年,讲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返国的10年时间中发生的故事;其三,作者写作的时间1914-1922。作者开始写第一章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小说发表则在一战结束后数年。

于是,读者陷入一个套娃式的时间框架,所要理解和追溯的远远不是本书所说的1904年6月16日的19个小时40分钟,需要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跳跃到公元前1183年至公元前1173年的荷马时代。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需要理解荷马世界、荷马时代和奥德赛,否则就无法理解1904年;而不了解1904年,就没有办法来理解《尤利西斯》。

关于空间。涉及两个空间。其一,是《尤利西斯》的故事空间,即爱尔兰的都柏林。本书通过各章代表的人体器官肾、生殖器、心脏、肺、食道、大脑,隐喻都柏林不仅是一座城市,一个物理空间,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一个具有生物特征的空间;其二,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空间:“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1914-1921”。这本书先后写于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瑞士的苏黎世,然后完成于巴黎。也就是,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自我流亡的过程,不断变换自己存在的空间。总之,作者自1914年开始,走上了一个客死他乡的不归之路,这条路在1941年到了尽头。

第二,“荷马时代”是黑暗时代。理解荷马时代是理解《尤利西斯》的关键所在。

“荷马时代”从公元9世纪前到公元8前世纪。《荷马史诗》是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的统称。所描写的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900年这个区间的事情,主要覆盖特洛伊战争时期。假定荷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的《荷马史诗》所描写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其依据发生200年前的传说,尽管这个传说被后来的历史考古所证明。

《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互联系又不可分割。这两本史诗的差别在于:《伊利亚特》的时间背景是特洛伊战争10年中的最后51天;《奥德赛》讲的是特洛伊战争最主要的领袖,国王奥德修斯胜利之后返回家乡的十年历程。可以肯定的是,特洛伊战争导致整个希腊,即今天的希腊群岛和爱琴海,进入了一个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文字和国家的特殊的时代。所以,“荷马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乔伊斯借用“后特洛伊时代”,或者荷马时代作为《尤利西斯》背景,告诉读者,20世纪初期的的爱尔兰,甚至欧洲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黑暗的。作者是以1904年6月16日那特定的一天,集中代表“爱尔兰黑暗”的那种无奈的和瘫痪的时刻。

如果没有“荷马时代”作为参照系,没有以荷马时代与都柏林的跨时空的鲜明对比,就难以深刻理解当时的都柏林,当时都柏林的老百姓,当时的爱尔兰究竟在历史上有怎样的位置。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把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当做一个话剧,特洛伊战争摧毁了旧的文明,人们进入了新的文明没有来临的黑暗时代,即“荷马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和场景下,有一个镜头焦距的是20世纪开始的都柏林,这样的历史反差太大了。

“荷马时代”影响了世界,都柏林相比显得那样渺小。但是,乔伊斯告诉读者,他就是关心这样凡俗的、真实的,他必须逃离的都柏林和爱尔兰。他为了让读者感受强烈的刺激,采取了一个办法,将《尤利西斯》章节和人物与《荷马史诗》产生对应关系。对应罗马神话中的人物,才是乔伊斯《尤利西斯》全书主人公真正的注脚。

第三,布鲁姆的分裂特征。布鲁姆是《尤利西斯》的第一主人公,对应的是《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布鲁姆是该书的灵魂人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因他而出现。

本书对布鲁姆有着完全对立的描述:一方面,布鲁姆作为都柏林一家报纸拉广告的社会底层小人物,下层小资产阶级,陷入儿女情长和生活琐事,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为生计奔波苦恼。外表的他,肚子微鼓,胖胖的,爱吃动物下水,有手淫的习惯,被认为是平凡、平庸、粗俗、下流、狡诈的人。更重要的,布鲁姆是犹太人,在当时遍布全欧的排犹主义弥漫情况下,虽然还没有进入纳粹时代,在一个被天主教主宰和蹂躏的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犹太人血统导致他比爱尔兰人还要悲催。所以,他没有可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却遭到周遭的鄙视,连妓院的老板都把他说成不阴不阳的人。另一方面,布鲁姆有非常好的学问,是一个有理想、有才智、同情女性、永远让自己沉浸在内心世界不被伤害的人,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甚至,他还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充满宗教感的人。

尽管布鲁姆长期处于分裂的,甚至绝对分裂的状态,每天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万般艰辛,没有人尊敬,却能维系良知和希望,从未放弃他的理想,并尽力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不乏非常感人的行为。比如,他要到妇产医院去关心朋友的朋友生产难产,他会真的着急,甚至会有一个女人这样情况下的那种感同身受。

作者展现了布鲁斯精神境界的深处:布鲁姆是有精神支撑的——他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希望有世界语;他渴望平等、公正,渴望所有人起码有尊严的生活,每一个人即使走向坟墓时,也应该有起码的尊严。这是多么难得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时代,从荷马时代到乔伊斯时代,甚至现在。《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和《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在3000年之后,在1904年的6月16日,竟然在都柏林发生了一种历史的重合,而这个重合的本质,就是人性的重合。人性的背后是布鲁姆的善良,他悲天悯人,充满人类弱点,一个完整小人物的天性。所以,布鲁姆值得被肯定和尊重,甚至被喜欢。

第四,斯蒂芬的隐喻和象征。《尤利西斯》的第二主人公是斯蒂芬,对应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

斯蒂芬和布鲁姆,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一方面,史蒂芬需要布鲁姆,当成寻找的精神上的父亲;另一方面,布鲁姆在意审和理解史蒂芬的身心状况。荷马的《奥德赛》中主人公,经历十年时间最终回到家乡,需要重构父子关系,在《尤利西斯》中,通过布鲁姆对待史蒂芬的态度,再现了《奥德赛》中主人公与儿子的关系演变。最终,史蒂芬和布鲁姆共同构建了一个灵与肉的关系,一个追求精神世界和陷入物质世界的反差关系。

史蒂芬和布鲁姆彼此之间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时代,都要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块田园。所以,他们还是朋友,是灵魂伴侣。在现代荷马时代,伴随20世纪来临的那种黑暗,无声无息,无边无际,令人窒息。黑暗时代,一定是平庸时代,没有战场、没有对垒、没有每时每刻的生与死的威胁与挑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想把自己变成英雄,至少视自己为英雄,有很多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寻求永恒的精神世界,企望精神变得万分强大。

第五,莫莉的地位。莫莉是布鲁姆的妻子,对应的是奥德修斯的夫人佩涅洛佩(Penelope)。在这本书中,她是极端丰满的女性主人公。莫莉能歌善舞,情欲旺盛,情人还不止一个,N多。但是,莫莉没有选择离开布鲁姆,因为她认为布鲁姆有两点影响了她永远不能离开:布鲁姆的知识、见识和智慧,以及布鲁姆的诚实。其实,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布鲁姆对莫莉的理解和宽容。布鲁姆对莫莉的外遇,在伤痛同时,还能够理解和接受。总之,莫莉和布鲁姆的夫妻关系得以维系,是双向原因。

莫莉的精神世界是多元化的。最能够反映莫莉内心世界的是本书的第18章。莫莉的精神世界在第18章混沌维度中,实现了无序的跳跃。有人这样说,第18章证明了乔伊斯是这个世界中最能理解女人心理的男人。

在莫莉的背后,隐藏着乔伊斯关于性的观念。《尤利西斯》将妓院作为任何城市中最有趣的地方,充满“令人战栗、令人迷幻的生气”。比较妓女,莫莉堪称良家妇女。妓女都值得正名,何况莫莉。

第六,意识流。不仅文学界,而且一般民众也知道意识流的概念。但是,对意识流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只有阅读《尤利西斯》,才会具有讨论意识流的坐标。

乔布斯和《尤利西斯》将意识流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乔伊斯在这部书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设计,把3000年前和3000年后现在的事情、人物思想,通过意识加以连接和融合,而所有的意识,并非有那么强烈的逻辑性,常常是跳跃的、中断的、混乱的、没有逻辑的。读者的思想在长达3000年的时空中振荡,对应每一个现存的人,都会在《荷马史诗》中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在一种反差中震撼。例如,感知真实的布鲁姆,卑微、平庸、渺小,而布鲁姆对应的奥德修斯,英武、伟爱、智慧,几乎所有好的概念都可以用在《荷马史诗》的奥德修斯身上。

这本书的典型意识流主要集中在第18章。这一章在萧乾 /文洁若夫妇的翻译文本中,从941页-978页没有标点符号。有人考证,第18章中只有两个句号。能把这一章读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无论是深刻的,还是粗俗的东西,都以意识流的模式发生交叉。在最后一页里,这些词汇罗列在一起:“牛奶、钢琴、白玫瑰、蛋糕、田野、庄稼、鲜花、神父、地狱、女人的身子、大海、天宫、码头、犹太人、阿拉伯人”。极端跳跃、极端赤裸、天马行空。这就是读者直视的赤裸裸的真实。《尤利西斯》以如此方式描述真实的世界,达到不能再真实的地步,从头到尾排除传统文学的罗曼蒂克,读者因此而被征服。

总之,《尤利西斯》框架展现的包括历史与现实,生理和心理交织的意识流,才是真正的意识流,是具有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意识流。最终,读者本身也产生了身不由己的意识流动状态,整个精神世界动荡、交叉和闪动,甚至发生意识错乱。在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流互动情况下,读者在一种意识流的反差中,产生异常丰富的遐想,思想势必天马行空,自然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第七,两种流亡。《尤利西斯》向读者描述了当代世界的“两种流亡”:身体的和精神的。

所谓身体的流亡,是指一个人流落异国他乡,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办法忘掉自己的国家;所谓精神流亡,是指精神丧失归宿,处于极端孤独状态。精神孤独是孤独本身的最高状态。

在本书中,最能体验精神孤独,体验到孤独的极限状态的,就是布鲁姆。布鲁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他在葬礼上发现: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严肃,其实不然,在葬礼期间,很少有人交谈关于死者的事情,大多是叙旧和拉家常,然后散去。

荷马《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场返回家乡的十年,是动荡漂泊和精神孤独交织的十年。奥德修斯坚持强大的内心精神世界,还要坚持每天批判诅咒甚至揭露自己的家园,令人触动。在人世间,那些同时体验两种流亡的人,体会身体流亡和精神流亡的叠加,最终体验的精神孤独是残忍的和残酷的。经历这样流亡的后果是,一旦经历过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回到从前,是一种精神不可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乔伊斯不是犹太人,却视犹太人为“第一个在全世界流浪的民族”。乔伊斯对于流亡,还有“流亡,是我的美学”的感受。

第八,犹太情节。乔伊斯一生,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充满热心,关注和思考犹太人处境,形成对犹太民族的特殊情感,甚至对犹太文明依恋,并认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被压迫,沉迷幻想,渴望理性,合作思想。所以,犹太情节是《尤利西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散见在小说各章的主人公布鲁姆的意识流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犹太人命运的思考。这就不难理解乔伊斯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尤利西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乔伊斯是了不起的,他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预感和清晰地认识到犹太问题与世界未来的关联性。之后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覆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建国以及战后历史的演变,都证明了当代世界历史无法逾越犹太问题。

乔伊斯和茨威格是同时代人,都对历史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比较乔伊斯和茨威格,有助于从更宽阔的视野理解茨威格。

乔伊斯1882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民族主义者,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941年死于急性病。茨威格1881年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家庭是富有的犹太商人,1942年在巴西自杀。他们两个人最大共同之处在于:在精神层面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在人生命运层面,最终都走上了流亡之路。

1919年,当乔伊斯在萨尔斯堡见茨威格的时候,后者过着一个稳定的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茨威格见到乔伊斯有这样一段话:“我最为之动容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家乡的人或者更糟糕的人,那些不光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在心中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一个。在奥德温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个续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当我在几天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人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文写作,但是他不用英文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要给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进入一种传统当中”。英雄之间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的感应跃然纸上。茨威格特别提到:“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路一样”。茨威格后来的流亡岁月,印证了这句话。在乔伊斯见到茨威格的时候,他把自己写过一本很重要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借给了茨威格。因为他手上只有一个副本。

乔伊斯和茨威格之间巨大的互补性,如果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几乎就是完整的欧洲文学思想历史。乔伊斯所做的,恰恰是茨威格所没做的,茨威格所写的,恰恰是乔伊斯有意回避的。

在纪念《尤利西斯》出版100周年的时候,20世纪初的那个都柏林其实没有消失,我们周边还有不同的布鲁姆、斯蒂芬、莫莉,甚至还能够感到荷马时代的幽深阴影。即使大多数人没有身体流亡经历,仍难免有在不同程度上体会到的精神流亡和精神世界的孤独无助。所以,真实的人性和内心,最值得珍惜。布鲁姆是可爱的。

(本文系作者在苇草智酷纪念《尤利西斯》发表100周年“思想剧场的发言。经作者修订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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