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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举国同悲。 几天后，秘书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内，整理周总理的遗物。 抽屉里的每一份文件，都凝结了他生前的心血，秘书们将其一一拿出来整理好。回想起总理日夜伏案工作的情形，他们心里五味成杂。 忽然，有人在抽屉不起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份谁也没有见过的特殊文件。当打开文件阅读时，他惊呆了，发现是一封从未没有发布过的指示。 众人凑过来阅读，只见纸上签着毛主席遒劲飘逸的名字。 看完内容，他们顿时明白了，这是周总理特意藏了两年的指示。  周总理扣押的是一份什么指示？一生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他，又为何突然做出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一切，要从这个指示中的关键人物邓颖超说起。 老革命邓颖超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 除了北京之外，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爱国青年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学校和年级学生中最小的，可她的革命劲头却比谁都足，比谁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她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五四运动之中，呼吁“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并将为国家奋斗视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和目标。 上世纪半叶，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尤其是在社会底层出生的女孩，大部分根本没有走进学堂受教育的机会，更别说接触新思想了。 邓颖超之所以有如此超前的革命意识，敢于加入被大多数人视为“危险活动”的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她母亲的影响。 邓颖超的母亲是个十分坚强自立的女人，丈夫去世后一个人带着孩子从广西去到天津，在天津的一家育婴堂当医生。 耳濡目染之下，她从小就意识到女子不能依靠别人，只有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正因如此，当邓颖超看到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状时便萌生了要破除现状的思想，立志要为穷苦大众争取应有的权益，争取妇女独立，唤醒妇女投入爱国运动等等。  除了进行公开演讲之外，她还带着队员们走街串巷深入百姓家中宣讲救国思想。进行这些革命活动远，比世人想象中的要危险许多。 要知道当时军阀和封建势力很不喜欢这些，进步人士稍不留意就会被反动势力抓住。 即便再困难和威胁，邓颖超始终信念坚定，从没有过退缩半步。 1919年9月16日，她加入爱国组织“觉悟社”，成为了该组织最初的几个成员之一。她与战友们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将天津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期间，邓颖超结识了同为进步青年的周总理。两人在爱国运动中交集颇多，邓颖超革命信仰坚定，革命行动坚决，这些特质让周总理非常欣赏。  1920年周总理赴法留学后，仍然和留在国内的邓颖超保持着通信联络。随着来往增多，两人之间的情谊加深。 1923年，周总理从法国巴黎寄来一张吐露自己爱情的明信片给邓颖超。 看完明信片，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回复周总理：“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1925年8月8日，二人结为革命伴侣。不过，他们没有举行隆重的婚礼，只简单邀请两桌广州的同事朋友吃了顿饭，来见证他们的爱情。  结婚之后，邓颖超和周总理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 邓颖超身兼多职，不仅在广东领导了女性的解放运动，还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央局秘书长，工作一点儿也不比丈夫轻松。 周总理创建中央特务科时，她又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为了保护我方的电报不被敌人截获翻译，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套保密程度极高的密电码“豪密”，每次来到电报都亲自翻译。 若是他不在，邓颖超就会代为翻译。她甚至将整本复杂的电都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只为提高翻译速度和效率。  邓颖超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后，不得不将中央局秘书长的工作转交给邓小平。虽然身体不适，但她还是尽可能地做一些党内工作，替大家分担一下重担。 长征时，邓颖超高烧不退，强撑着和部队一起行军，劳累过度导致她经常大口吐血。 过草地时，周总理因为阿米巴肝脓疡只能躺在担架上，同样生着病的邓颖超坚持跟着他的担架一起行动，第一天就差点被沼泽吞噬。 最终邓颖超凭借坚强的意志抗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但一年来的长久劳累加重了她的病情，埋下了严重的病根。  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作为我党妇女运动领袖，长期开展并领导妇女运动工作，是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在党内发挥的作用无法忽视，就连国民党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她的价值。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蒋介石批准了六位保证代表，邓颖超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由此可见，她在国内的地位。 大公无私周总理不管是从革命资历还是革命贡献来看，邓颖超都是可以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 当时，由周总理负责组建、筛选国家部委员候选人，不但没有按照她的贡献和能力给其安排部长级别的职务，而且没有给她安排任何岗位。 此举，很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张治中和周总理夫妇多年的好友江鲜云，他们替邓颖超感到委屈，所以找到总理表示反对该决定。  原来，周总理是担心邓颖超做了部长后，党内同志会考虑到他和邓颖超的夫妻关系，反而不好开展工作，所以才“压低”了她的职位。 但邓颖超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立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和周总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牵扯的妇女解放事业中去。 作为最了解周总理想法的人，邓颖超始终用行动支持着他的决定，从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她心里清楚，周总理从来都是一个心里只有“公”，没有“私”的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非常重视对党内干部廉洁思想的培养，要求党员要真正做到不乱用公家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1963年5月，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烈批评了二十种官僚主义，指出这些行为在党内造成的极大危害。  为了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他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观”、“政治观”、“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这五关。 其中，要数“亲属关”是最难过。毕竟宗亲血缘观念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沉淀下来的，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功模式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很难根除，但这种风气和党所追求的公平公正是相悖的。 别说其他干部，就是他当上总理之后，也有不少人找上门求他办事。 当然，这些人的不合理要求都遭到了周总理的拒绝。周总理以身作则，对身边的晚辈进行了严格的约束。  他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晚辈不能随便丢下工作，专程到北京看望自己；外地亲属来北京探亲的必须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吃饭到国务院机关食堂，费用由自己来出。 另外，周总理还要求孩子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家里的事情三缄其口，不炫耀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更不能以此谋私。 为了极力地淡化自己家庭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时，周总理特别向淮安县的领导提出了不要保留自己故居的要求，甚至还主动提出要平掉家里的祖坟。 他认为自己住过的房子完全没有保留的必要，拆掉盖学校和工厂，才是对国家和群众有益。 县委不舍得拆掉周总理家的房子，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房子改成县委常委学习室。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群众蜂拥而至，想要一睹周总理的故居。  作为国家总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天要连轴转十六个小时。 而对待的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他则是能简就简，从来不搞特殊化。周总理坚持两菜一汤的低标准伙食，荤菜也多用常见的鱼肉，从来不齿高档的海鲜珍品。 有时会见群众组织代表的时间太长，超过了吃饭时间，周总理也和大家一样边吃两毛钱的饼干边开会。 周总理对家人的约束教育非常严格，自己更是把严于律己做到了极致。 而同为革命者的邓颖超也始终坚守党性，对他的这些更是举动无不赞同。 所以，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二十七年里，邓颖超为在全国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七年。 即使是毛主席亲自指示邓颖超做四届人大的副委员长，周总理也没有听从，反而将这份手令偷偷藏了起来，直到去世自后才被秘书发现。 周公垂范时间回到1974年，当时中央为了筹备而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 会议上，张春桥提议要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通过。 这一年，周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为了敲定人事安排的问题，他仍然拖着病体远赴长沙向毛主席作报告。 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写了一张手令，上面除了其他的人事安排外，特别提到的邓颖超的事情。 毛主席是这样写的：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接到手令后，周总理依然觉得邓颖超此时最好不要在党内担任重要工作，便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邓颖超，在安排好了其他人的工作后就将手令锁进了抽屉里，再没有示人。 就这样，这份手令被周总理秘密藏在抽屉里整整两年，直到他因病去世，秘书们在清理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它才重见天日。 “前年就要安排你了，就是那位老兄不同意，给你拉下来了。”邓小平将实情告诉了邓颖超，后者终于知道了自己被“冷落”的真正原因。 周总理藏毛主席手令的事情很快在党内传开，夫妻俩为“避嫌”做出的巨大牺牲让人感怀，人们心生感动，失声痛哭。既因为周总理的大公无私，也为了邓颖超的“夫唱妇随”。 为了顾全大局，周总理、邓颖超夫妇从不在工作职位的大小上计较，更没有在金钱报酬上计较，反而想方设法要降低自己的待遇。 1952年，国家决定将政府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由工资制改为工薪制度，一共而二十四个行政等级，工资范围在四十五到五百九。 评定工资多少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二是党内担任职位的高低。革命时间越长、党内职务越高，工资就相对高。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革命资历毋庸置疑，作为新中国政府的正国级领导，理应拿一级工资。 但毛主席却认为不妥，主动提出要把一级工资留给烈士，自己拿二级工资。 当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工资是三级，邓颖超作为副主席评级应当在三、四级之间。 邓颖超知道后想也没想，表示给自己定四级不合适，应当定五级，不然“我那老头子也不会同意的。” 这一天，工作人员何谦先向周总理汇报了党内的工资评定情况，评定设置十分合理，周总理听了后很高兴。 但很快他又思考起来，连忙询问何谦的工资和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的是几级，何谦据实回答自己是十二级，李银桥十三级。 “怎么他还比你低一级呢？”周总理疑惑地问。 何谦解释道，李银桥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自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所以工资评定比他高一级。 “这好像不太好吧！”周总理若有所思，随后又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周总理走进邓颖超的办公室，跟她商量工资的事情。 他说：“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五级的工资，我看你拿六级就够了。” 邓颖超没有任何犹豫，回答称：“好，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中央再降下一级，拿行政六级的工资吧。” 不仅如此，秘书何谦也在周总理的劝说下主动将工资下调一级，和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位同一级别。 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心里，国家利益远比个人得失要重要得多。 两人为国家奋斗几十年，从没有在意过金钱，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饭不超过两菜一汤、一件衬衣一穿就是一二十年，衣服穿得卷起毛边全是补丁也不舍得丢。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和邓颖超警卫秘书的高振普回忆起总理时，总忘不了给他擦皮鞋的时候，发现换过两次鞋底的皮鞋，前脚掌处又因为破损打了一层补丁皮料。 每当想起这些事情，高振普总情不自禁地感叹：“周总理的简朴恐怕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在总理身边工作台懂得什么叫高尚，什么叫伟大，什么叫廉洁奉公。” 周总理和邓颖超，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他们的一生中，总是在尽可能的多为国家创造价值，不在乎自己的权益如何。 他们这种甘愿为国家奉献牺牲，无私为公的精神可歌可泣，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谨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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