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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此后半个世纪，中国就一步步陷入近代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是如此深刻，数代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惨重，早已是人们从近代历史中熟知的内容。 从两种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人们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近代的正统士大夫是怎样认识、理解和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应付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他们应付过程的种种失败，对民族危机的形成和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披阅近代史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时发现一些离奇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例如，为什么象王闿运这样的近代大学者，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冷酷现实面前，竟会发出铁甲船和洋炮是“至拙至愚之器”的迂腐言论?为什么同治光绪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对于鸦片流毒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一闻修造铁路，便会愤愤然群起攻之?以致一些造好的铁路还不得不加以拆毁，成为英国妇孺饭后茶余的笑料?为什么士大夫官绅们，可以对关税、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而不以为耻，反而对洋人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争论不休?为什么保守的清议派迂腐虚矫的大言高论，在光绪时代竟会甚嚣尘上，被朝野人士交口称赞，而像郭嵩焘、曾纪泽这些以清醒目光看待国际现实的、不辱国命的外交家，反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汉奸大佞”，成为最孤独最受压抑的人?为什么他们对执迷不悟的士大夫的谴责，在茫茫人海中，只不过是黑暗中微弱的呐喊，并一个个郁郁谢世? 为什么那些最顽强地恪守儒家正统原则的“翼教”者们，一个个都成了近代史上的保守派，而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变通的清醒判断，却又不得不面临悖离正统儒学原则的风险，甚至导致变通者本人内心的沉重心理压力?为什么连那位洋枪队队长戈登，也竟会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戈登:《1868年12月12日给母亲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录》第226页。） 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几乎占士大夫的大多数。他们中不少人面对西方的侵凌，并不乏有保国保种的社会使命感，也似乎并不乏有对西方侵略者愤慨和仇视，然而，他们的应战措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为什么总是一连串的失败的历史纪录? 大清帝国的命运和权力，是由皇帝、太后与官绅士大夫阶级共同主宰的。这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本身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是，我们自然必须把观察的着眼点，放在近代儒家文化在应付外部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反应态度和适应能力上。 概括地说，本书的主题是，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卫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需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美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本书将考察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本书还将分析，近代正统士大夫在理性层次上，通过什么样的认识思维机制，把对西方文化的深拒固斥，逻辑地论证为合理的。其次，在西方侵略和民族危机深化的刺激下，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与认识心理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激发起一股虚骄的国粹主义的排外思潮。这种强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构成近代维新运动失败的社会思潮背景。 由于我们研究的课题具有文化史与社会思潮史的边缘性质，我们将藉助认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运用一些边缘学科方法来理解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一个粗浅的尝试。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无疑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皆在变化，逝去的东西不会重新出现。然而，我们却常常发现，当人们采用与历史上相类似的方法来应付与历史上相类似的事变的时候，逝去的历史又往往会以类似方式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往往会不自觉地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历史的反思，永远是那些走向未来的人们的富于激情的、无法抑制的思维追求。当人们承负着自己的社会使命来重新观察历史的时候，正如一位青年朋友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则变成了一门万古常新的学问。 （本文系《儒家文化的困境》的序言，标题为本号所加。《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一个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剧 在结束本章以前，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南方各省士大夫官绅们在庚子国难中表观的一般社会心态。 人们或许会回忆起，在欧洲近代史上，当法国人在前线被德国人战败时，后方的法国人曾充满激情地绘制前线战场上法军溃败场面的图画，挂在法国城市街头，用这种方法去刺激民众的耻辱感，以激发同胞们奋起复仇雪耻的爱国热情。然而，在1900年庚子国难后的中国南方各省，人们看到的恰恰是正好相反的情况。当八国联军早已长驱直入，北京已经沦陷一个月，京津、直隶广大地区的民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时候，当北方一片片废墟令人惨不忍睹的时候，在南京、苏州、杭州这样一些名城大埠的街头巷尾，人们却在兴高采烈地盛传“义和团大胜，洋兵大败”的“喜讯”（在当时，这些都市离上海也不过一二日的路程）。一位宁波大绅竟大绘战胜示意图分赠亲友，以示庆贺。某一县城的训导官竟伪造朝廷宣布战胜的圣旨。在南方各城中，人们还在奔走相告：“洋人入京，遇地雷火炮轰死达数万人！”“洋人战死者尸体堆了满满两船！”“洋人逃命生还者仅数百人！”“洋兵败退到天津，悬上白旗请求投降，端王载漪与协办大学士刚毅还不允许！……”
正因为消息的闭塞，恰恰最真实地反映出一种奇特而又普遍的社会群体心理——“徒欲尊己而卑人，喜荣而恶辱”，对胜利“喜讯”的渴望强于了解事实真相的渴望。这种几乎渗透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和士大夫官绅中的国民心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在中国人的心中滋长起来。在庚子国难时期，它有着登峰造极的表现，即使到了后来，它的生命力在国民深层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消失。 当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处于迅猛变化了的国际交往时代，由于落后和作茧自缚而遭到种种欺凌和苦难的时候，当这个民族的社会精英们以幻想中的国粹主义胜利和“精神胜利法”，来作为摆脱苦难的基本手段的时候，其结果，就必然导致这个古老民族的悲剧。
令人惊讶的是，早在中国庚子国变发生以前的42年（1858年），马克思准确地预见了这一民族后来的命运：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作者简介】萧功秦（1946—），湖南衡阳市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大学与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等。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1986）、《萧功秦集》（1995）、《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1999）、《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2001）、《知识分子与观念人》（2002）等专著。自1980年代以来，萧功秦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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