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人林将军 从武当山到武陵山 李人林 在中原突围及随后的转战中，就我个人来说，最艰险、最难忘的莫过于奉命率领孤军深入敌后，从武当山到武陵山，坚持游击战争的5个月。 （一） 中原军区举行突围战役时，我作为江汉军区的副政委，随江汉军区部队突围到川鄂陕边。后来，江汉军区部队又奉命东返，在房县西南之上龛地区与第一纵队会合，共同组成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并成立了4个地委和军分区，我被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从此，开始进入了以武当山为中心，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新阶段。 1946年9月2日，中原局电示王（树声）刘（子久）并报中央：“……你们应即派一得力干部返回原地去收容十五旅之零散人员，统一领导留在原地区的张波、宁淮之游击队，并以桐柏、大洪两山为依托，坚持与发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并与鄂东张体学部取得联系。我们意见派李人林率一团精干部队，并带电台一部去完成此任务。” 9月10日，中央电复中原局，同意这一部署。指出：“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椅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 正当我同刘子厚、吴云鹏等同志率原江汉军区一团及部分机关干部由房县出发东进，准备开展四分区工作的时候，王树声司令员告诉我，准备以大洪山、桐柏山为依托，重新组建一个地委和军分区，由我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从上级的意图看，大洪山、桐柏山已成为战略总布局中的一个基点，是在陕南、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夺取战略全局胜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感责任重大，下定决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鄂西北军区决定将原江汉军区一团二营调归军区警卫团建制；一营一连留给第四分区，其余4个连及团部、手枪队、警卫排由团长钟春林、副团长郑怀远等同志率领，加上我从军区带的电台、机要人员以及司、政、后机关的几名科处长共约500人，执行党中央和中原局赋予的东返大洪山，重建根据地的新任务。 9月18日，中原局再次电示鄂西北区党委：“派李人林率一个团东渡为恰当，望李快快执行。”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我于19日即率领部队从南漳县幸家坪向襄河沿线行动。当部队进至南漳以南果贺坪宿营时，召开了一次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我把上级交给的任务和几天来考虑的问题，详细向大家做了传达。我说：“突围不久，现在又要回去，肯定会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必然调集重兵，进行'清剿’。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激烈而险恶的斗争。我们要依靠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打开局面，吸引和调动敌正规军，配合鄂西、鄂东的斗争。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渡过襄河，首先要选择好渡河点，尽快使部队过河到大洪山。” 当时，敌人对襄河的封锁是相当严密的。他们把船只集中到一些大集镇，组织“河防部队”驻守控制。经初步侦察判断，我们只能从宜城与钟祥两县结合部选择一个比较适宜的渡河点。经过讨论，大家同意这些意见。于是，部队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侵占我军浴血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莫不义愤填膺。这次听说要打回去，大家情绪十分高涨。 9月21日凌晨，我手枪队提前出发了。拂晓，部队集合，我作了简短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动作神速，路上避免与敌人纠缠，时间就是胜利”。不料，部队刚走出十几公里，在肖家堰一带就遇上敌一股正规军向我追来。战斗打响，趁敌人还未展开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绕开敌人据点快速前进，于黄昏安全抵达李家垱，封锁消息，休息待命。 当日午夜，我召集一团干部及有关人员连行战斗部署。李家垱距离襄河最近的渡口之一是转斗湾，这里驻有敌一个乡公所，一个河防大队，共百余人枪，我们当即决定由郑怀远和一团政治处副主任陈鲁炎同志带手枪队和二、三连为第一梯队，从转斗湾渡河。22日凌晨3时，部队向襄河边疾进，一气走了40多公里，前卫部队于黄昏前就已接近了转斗湾。身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的手枪队员先摸进街，很快抓到敌人哨兵，然后由哨兵带路活捉了敌乡长兼河防大队长，直扑敌乡公所和大队部。经过短暂接触，100余守敌全部缴械投降。 从俘虏的口供得悉，在襄河东岸的丰乐河也驻有敌一个乡公所和一个保安中队。转斗湾响了枪，估计敌人已经发觉，于是我前卫部队立即组织强渡。乘夜幕的掩护，以最快的速度向对岸划去。当先头船进到河心时，对岸敌人向我船队猛烈射击，企图阻拦我船靠岸。我前沿部队沉着应战，猛打猛冲，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立即分乘几十只船，秩序井然地驶向对岸，陆续进入丰乐河镇。尔后将渡船疏散隐蔽。 东渡襄河，首战告捷。当跟踪我们的敌人追到转斗湾时，只好“望河兴叹”！ （二） 根据缴获敌人的机密文件和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大洪山地区暂时还没有敌正规军，只有县保安大队及乡公所武装。我们决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大量歼灭土顽，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打掉其残害人民的基层政权，相机建立我地方党政组织，“重创大洪山的新局面”。 9月23日拂晓，我们开始了奔袭张家集的急行军。张家集，地处钟（祥）、随（县）、宜（城）三县交界处，是我们进入大洪山的西部门户。那里除乡公所外，还驻有钟祥县一个保安中队，共有100余人枪。我前卫部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侧面迂回包抄，正面猛攻，拔除了敌人这个重要据点。然后，继续前进，在钟（祥）北之客店坡，歼灭了固守碉堡之敌，驻守在这里的湖北省保安大队一部仓惶而逃。接着，我部又在京（山）北先后歼灭石板河、八字门、大花岭、向家冲、熊家滩等地敌乡保武装，并在周家畈、熊家滩一带击溃了匆忙赶来“堵剿”我军的京山县两个保安中队。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巴家冲与原京北副指挥长彭友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几天后又在钟祥刘家集一带会合了区委书记饶玉卿同志率领的一支游击队，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为了早日实现上级拟在大洪山、桐柏山建立地委和军分区的意图，我们决定建立两个县、工委。一个是京（山）钟（祥）随（县）县委，由李冠群任书记，彭友德任指挥长，程敦秀任县长，拨给一个连作为基干武装，开展大洪山的游击战争。一个是京（山）钟（祥）工委，由饶玉卿任书记，调一营营长吴海清任游击大队长，还给他们补充了 2挺轻机枪和20多支步枪。此时，我们还有约4个连的兵力。 为了扩大影响，更多地消灭敌人，为部队筹措给养和经费，我们决定攻打多宝湾。多宝湾是襄河边的一个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重要据点。据侦察，这里驻有镇公所及京山县保安第二中队，约200人枪，敌人筑有许多明碉暗堡，坚固工事，南临襄河，地形险要。经研究，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0月8日清晨，我们在越过了汉宜公路后，迅速向多宝湾进发。身着便衣的手枪队员，由参谋丁建扬率领走在前面，赖玉坤、肖健率二连紧随其后。多宝湾的镇长、商会会长等一行十余人，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卫士，到罗汉寺去赴宴，出镇不远，恰巧与我们遭遇了。手枪队和前卫部队谨守“不准随便开枪”的命令，没有理会他们，大摇大摆地径直向街西头走去。敌哨兵发觉后忙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答道：“是从县城来换防的。”敌哨兵信以为真，频频敬礼，让我们进街。就这样，二连没费一枪一弹将敌全部俘虏。紧接着，又将街西临河一个碉堡的敌人全部缴械，敌中队长被我俘获，敌镇长和商会会长带领的十余人亦被我后卫部队解除了武装。东西碉堡之敌，经敌镇长、队长喊话，也纷纷投降了。 我军占领多宝湾后，陈鲁炎、肖健、夏夔、周华卿等同志即找商会做宣传工作，筹款约800万元法币。此后，我们每占领比较大的市镇，就按照多宝湾的办法，找商会做工作，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取得多数工商业者的同情和支持，使筹款成为我们部队经费的主要来源。 （三） 我们东渡襄河还不到20天，就消灭敌7个乡公所，击溃敌6个保安中队，建立了两个县一级的地方党、政组织。形势发展得如此顺利，使大家都很兴奋，对重建大洪山、桐柏山根据地增强了信心。 但是，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由于我们的积极行动和一连串的胜利，使敌人感到震惊。国民党武汉行营一面从河南、湖北调集14个保安团和当地保安队，封锁险要路(渡)口，加强襄河防务；一面令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尾追我们进入钟祥地区，同时将在鄂东地区整编七十二师之新十五旅调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带“清剿”，企图将我一举歼灭。 部队离开多宝湾，向天（门）西方向行动，于10月12日午后，到达天门北石家河附近之蒋皮巷等几个村子宿营。不料，半夜在驻地西南方向突然发现敌情，随之密集的枪弹从三个方向朝我驻地射来。情况不明，部队只得边打边撤，急速向北转移。至天明时，又发现有不少头戴大盖帽的敌正规军向我穷追不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八连指导员倪伯池带领部队把敌人压了下去。当部队冲越汉（口）宜（昌）公路时，突然公路上开来满载敌人的七八辆军用卡车，向我们进行拦阻射击。我部在八连一排掩护下，飞快地越过汉宜公路。 我们摆脱敌人后，迅速进入京（山）南山区集结。稍事休息后，立即转移。下午，到达京（山）皂（市）公路南侧时，突然在永兴镇右侧山上又发现敌人。他们用猛烈的火力对我进行拦阻射击。接着，左侧屈家场的敌人也窜了出来，从两头对公路实行严密封锁，情况万分危急。我即令二连抢占北面观音岩高地，掩护部队冲过公路。部队刚到山脚下，只见大批敌人已在山上摆好阵势，一阵枪炮迎头射来，我部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这危急关头，二连长郑学高组织部队顽强阻击，三连趁机抢占了东北方向九架山制高点，掩护部队又一次突出了敌包围圈，到达花台山附近。 这次战斗，在险象环生的危急情况下，得以转危为安，全靠全体干部、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搏斗。说明我们这支部队是一支拖不散、打不垮的英雄部队。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的正规军被我们牵过来了，大洪山敌情严重，我们必须避敌锋芒，争取到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去休整一下，再打几个胜仗，更多地牵制敌人，经过研究，决定转移到桐柏山地区游击。并把部队番号称为“江汉游击支队”。我们沿着京山、安陆、随县、应山等县的结合部向豫南前进。10月20日深夜，当部队进至信（阳）南许家冲附近的一条大山沟隐蔽露营时，没料到与宁淮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一部约120余人不期而遇，胜利会合了！当时大家兴指得跳了起来，其亲热情景至今仍难以忘怀。 （四） 信（阳）南地区也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但主力突围以后，同大洪山一样，原来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地方政权均已遭国民党破坏，有的已经解体。再就是敌情十分严重，原在大别山区“清剿”我鄂东部队的敌整编七十二师，除其新十五旅已调到大洪山、桐柏山一带“围剿”我部外，新十三旅又调到平汉线之信阳、广水、应山一线。还有河南的两个保安团和信阳独立团都距离这里很近，估计大洪山之敌也可能追击我们到桐柏山地区，我们随时有遭受敌人包围和袭击的可能。因此，决定再返回大洪山，与敌人转圈子，并联系在那里分散活动的部队。 这时已是深秋季节，气候一天天寒冷。部队穿的还是突围前发的单衣，几个月的日晒雨淋，早已破烂不堪，加上经常夜行军和露宿山野，吃不饱睡不好，同志们的体质严重下降。我考虑赶快再筹点款和布匹，千方百计解决部队的过冬棉衣。经研究决定对随（县）西重镇澴潭进行突然袭击。手枪队在前面很快把敌情搞清楚了，前卫部队一气冲进街内，消灭了敌保安队和乡公所武装，迅速通过商会，筹款法币约1300万元，还有不少布匹。次日晨，部队撤出澴潭向西南前进，进入大洪山之六房咀、小阜街一带。 敌人在大洪山地区，到处修碉堡，设据点，不仅用约两个旅的重兵昼夜不停地围攻、“搜剿”，还实行了一系列反共措施，进行“清乡”“疏户”，强迫山区居民集中移居平地，妄图以此彻底摧毁我党的基础，割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敌人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义愤，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正在此时，鄂西北区党委转发了党中央的“十一”指示（即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个月总结》）。这个光辉文件总结了全国的战局，分析了内战的前途，指明了今后斗争的方针和作战任务，肯定了中原突围的胜利及其所起的巨大战略作用，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大家心情振奋地说：“十一”指示好比夜航中的明灯，使我们在黑暗的时候，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我们在大洪山无法与分散的几支游击队取得联系，于是北上枣（阳）随（县）北部地区，先后攻占鹿头、新市等集镇。11月7日，支队在随（县）、枣（阳）地区之三合店附近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渡襄河以来的斗争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洪山、桐柏山地区的形势。一致认为，当前敌情十分严重，我原有的工作基础已丧失，敌反动统治增强，群众情绪受挫，重建根据地已无可能，但可以利用群众关系和统战工作建立几个歇脚点。第二天，我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的“十一”指示，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宣传群众，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良好的群众关系，休整部队，巩固内部，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穿衣吃饭问题。这次会议，特别是中央指示的传达，对稳定部队，提高胜利信心，起了巨大作用。 11月上旬，我部北出豫南，一举攻占桐柏西部重镇平氏，全歼该镇土顽100余人，活捉敌民团副团长1名，我军声威大振。11 月12日，我们在随（县）北祝林店、新城附近，先后同张波、牛德胜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另一部又胜利会合了。 11月9日，中原局再次电示鄂西北区党委：“令李人林设法统一大洪山、桐柏山、鄂中、豫南之游击队。”13日又收到了李先念同志给我的一份电报，内称：“我主力突围以后，留在原地区的武装极其零散，加强与统一领导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人林同志必须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我即向宁淮、张波、牛德胜同志传达了先念同志的电报指示，根据中原局的多次指示精神，决定把他们和我率领的部队合并，组成一个支队。经鄂西北区党委报请中原局批准，支队番号改称“鄂豫边游击支队”，我任支队长兼政委，钟春林任支队参谋长。为了加强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支队编了两个团一级的大队（每个大队辖两个中队），郑怀远、牛德胜、张波、陈鲁炎、肖健、赖玉坤等同志分任正副大队长和正副政委。支队部下设6个科，还有1个非枪队，1个警卫排，宁淮为作战科长、夏夔为政工科长、胡德海为机要科长、左斌超为侦察科长、李才常为卫生科长、周华卿为供给科长、胡春辉为电台队长。 （五） 鄂豫边游击支队成立后，在随（县）枣（阳）北部地区先后歼灭和击溃了鹿头镇、新市、新城、天河口等地的乡、保武装。11月18日，当我部进抵随县青苔镇时，该镇公所武装凭借夹层碉堡，负隅顽抗。我四、六中队采用火攻，敌镇长以下50余人大部被打死烧伤，少数被活捉，还缴获敌轻机枪两挺，步枪30余支。 从11月下旬起，我们的游击活动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不是“哪个山大往那儿翻，哪个村小往那个村钻”，而是白天行军，走大路，住集镇或大村庄，以便侦察敌情，筹粮筹款，休整部队，应付突然情况。但敌人很快在随、枣边组织了第一次“合围”，新十三旅由东向西，一九九旅由大洪山北调，河南两个保安团向南防堵；还有湖北保安第五、十八两个大队配合，敌情十分严重。我决定部队实行高度机动，把打“大圈子”和套“小圈子”结合起来，南下大洪山，坚持外线作战，避开强敌，乘虚打击土顽，同时，寻找李冠群部，避免再受损失。 这时已进入严冬季节，霜寒露冷，干部战士缺衣少鞋，有的赤着脚走路，昼夜不停地行军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大家没有怨言，仍然情绪高涨，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再次奔向大洪山区。当我们行进至钟祥袁家台时终于找到了李冠群同志。据他汇报，从张家集分手后不几天，敌一九九旅即从襄西跟踪而来，配合新十五旅及当地土顽，在大洪山区对我几支游击队日夜“清剿”，在强敌围攻下，部队只得分散游击。有的在当地隐蔽坚持，有的化装转移去解放区。与此同时，饶玉卿同志带领的游击队也失散了，饶英勇牺牲，吴海清同志下落不明。 在这期间，我们牵制了敌人近3个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代价，有极其沉痛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抗战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及统治力量，远比日本侵略军强大得多。加上我军突围后，原有的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均已被敌破坏，基本群众受到镇压。现在，如继续沿用抗战时期的经验和办法，依靠少数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大洪山地区活动，很快把敌一九九旅从随枣地区吸引过来了，新十五旅也从京山、天门等地向北“合围”。于是，部队又开始了打“大圈子”，沿大洪山西麓北上。12月9日，全歼敌耿集乡公所和土顽一部，毙伤俘敌近100人，缴轻机枪2挺，手枪4支，步枪30余支。次日，被我牵着鼻子拖来拖去的敌一九九旅五九六团三营跟踪追来。我们想摆脱这股敌人，继续北移，但该敌一直紧追不舍。直到次日拂晓，我们转进枣阳西南琚湾以南曹家冲时，就再也甩不掉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能背水一战。 当时我们处境十分危险，面临平原，背靠大河，敌人凭借武器精良，人数众多，疯狂骄矜，组织多次冲锋。我四中队在中队长孙国清、指导员黄振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激战两个小时，敌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同钟春林同志研究决定，抓住战机来个全线出击。立即调二、三中队迅速投入战斗，迂回敌人左侧；六中队和手枪队迂回敌人右侧。两支部队如箭离弦，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面前。敌左翼阵地很快动摇，一处失守，全线溃败。敌营长拼力督战也无济于事，在他准备上马逃跑时，被我排长王金山一枪击毙。这次战斗，毙伤敌100余人，缴获崭新美式机枪5挺，掷弹筒、信号枪数具，步枪120支，子弹2万余发，还缴了“国军”棉军服和大盖帽20多套，后来，成了我手枪队化装袭击敌人的“道具”。 琚湾战斗是我们进入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后的一次硬仗，“狭路相逢勇者胜”。第一次给敌正规军以歼灭性打击，意义是重大的。一是粉碎了敌人“聚歼”我军的计划，使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二是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足以补充我军的消耗；第三、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对敌正规军的恐惧心理，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增强了在敌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六） 离开琚湾，我们越过襄（樊）花（园）公路北上。手枪队利用昨天缴获的敌人服装，化装成“国军”，一举袭入太平镇，俘获敌乡公所全部人枪。枣阳的保安队一直困守县城，不敢出战，我们便利用这个暂短的时机解决部队的棉衣。 12月14日，我们到达新市，随即在鹿头镇，动员了3名裁缝师傅带着缝纫机，来到随县西北之三合店赶制棉衣。由于缝纫机太少，人手不够，我们就发动镇上妇女来克服这个困难。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三合店的大娘、大嫂、姑娘们和裁缝师傅一起动手，经过3天3夜奋战，终于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有了一件短棉袄。部队带着随、枣人民对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告别乡亲，向东转移。解决了部队的冬衣，我的心里踏实多了。从三合店的群众帮助我军的事实，说明人心是向着共产党，向着解放军的，这是我军在敌后得以生存和胜利的根本条件。 12月下旬，敌人对随、枣地区的我军组织了第二次“合围”。一九九旅全力从西南，新十三旅和湖北保安第五大队、十八大队从东南，河南保安一、二团从北面向枣北合击，企图一举将我“全歼”在枣北地区。 12月20日，部队转移到新城附近，与随县第一保安大队二中队遭遇。狡猾的敌人迅速钻进地主庄园和碉堡内顽抗。我集部队将其包围，就地宿营。次日拂晓，我们突然折向西南，刚直不远，来到桃园附近一个山冲时，抓到敌一名谍报员，从他向上搜出随县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曹玉靖写给一大队一中队长的一封信，说他正由澴潭星夜赶往新城与其会合，要他固守待援。真是“天赐良机”！这里的地形适合打伏击，此山冲又是必经之路，我与钟春林同志商量之后，作战参谋张育英把各大队干部召集来，迅速部署战斗。果然敌人匆匆忙忙进了我们的伏击圈。随着冲锋号声一响，隐蔽在两边山上的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冲向敌阵，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干净利落地结束战斗。全歼该敌，活捉大队长以下25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支，轻机枪8挺，子弹2万余发，我无一伤亡。这是我们东渡襄河后打的最漂亮的一次伏击战。这次战斗的特点是捕捉战机及时，决心下定快，速战速决。敌人的第二次“合围'计划又告破产了。 （七） 桃园伏击战后，我们即向豫南前进，越过桐柏山主峰，渡过淮河，转向河南桐柏、泌阳一带打“大圈子”，再一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而，当我们于12月27日进到天幕山地区时，又遭到了敌新十三旅一部和信阳独立团、泌阳保安大队的围击。我们刚跳出了枣阳包围圈，却又在天幕山陷入重围。这次战斗我们从天不亮一直打到天黑，最后边打边撤，攀上天幕山主峰。多亏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指引，我们才从西北方向一条被山洪冲出的山沟里突围出去。12月28日，部队折向西进，经河南泌阳、唐河县境，又回到湖北枣阳北部，于31日下午到达杨垱。这时部队已是疲惫不堪。估计北面之敌已被甩在后面，一时追不上来，便决定在杨垱附近宿营。当日深夜，敌一九九旅一部，突然从东、南、西 三个方面包围了我们的驻地。战斗一开始就是短兵相接，敌人的嚎叫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我们部队在敌人突然袭击下被打散了，纷纷撤出村寨，向北突围。我和钟春林同志率警卫排撤到村北的田野里，看见被敌人占领的村庄，人喊马嘶，火光冲天，我们的部队多数失去联系，如不立即收拢，后果不堪设想。我 命令司号员赶快吹紧急集合号。这一招还真灵，失去联系的部队，听到我们的军号声，纷纷朝我这里集中。敌人听到我们的号声，不明虚实，害怕在野外夜战，未敢追击。这次战斗，我电台报努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收发报机抢出来了，但天线未能拆收下来。门前六中队的一个班损失，还有该中队一个排去向不明，其余部队在夜暗中集合起来了。我们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 部队趁天不亮迅速脱离战场，经太平镇以北向新市方向前进。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快接近新市时突然从左侧山上走下来一支队伍，立时引起一阵惊慌。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昨晚打散的那个排，大家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在几小时前看见山下约一营敌正规军西去，我们看到了这股敌人扑向太平镇。我们走小路，敌人走大路，各奔东西。 1947年元月，部队继续沿着桐柏山南麓向东急行军。沿途有敌正规军西开，我们绕道而行，出其不意先后歼灭敌随县之吴山镇乡公所和应山县吴店乡公所武装，还俘虏了几名敌正规军掉队人员。接着，进入河南，到达信阳南部之大庙畈、仙石畈一带，这里也是敌情重重。新十三旅、信阳独立团都在张网以待，我们不能稍停，于是转而向南，进入应山县东北之中华山，半夜又遭敌袭击。我迅速撤出战斗，沿平汉铁路西侧，向南穿过广（水）应（山）公路，又遭敌拦击，部队不能恋战，边打边走，涉过应山河，进抵安陆赵家棚地区。后来，我们通过襄（阳）花（园）公路，在平林附近夜渡涢水（府河），进入白兆山西北地区。可这里依然到处有敌人。一连几天几夜，不是敌正规军追、围、堵、截、就是土顽骚扰，吃不上饭，睡不上觉，部队整天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这一段，可以说是我们处境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干部战士，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安与危、胜利与失败的严峻考验。 据从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敌人投入大洪山、桐柏山地区的兵力计达4万之众，百倍于我，我们这支400多人的游击支队，已把大洪山、桐柏山地区搅得天翻地覆。敌乡、保公所大量被歼，群众乘机逃避，国民党没法征兵、征粮，抓到的壮丁，有的被我们解放了，库存的军粮也被我们开仓济贫了。特别是牵制了敌正规军3个旅。敌人为了腾出手来北调鲁豫战场，更加紧对我们“合围”“清剿”。现在真是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必须迅速作出决断，我和许多干部都在为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焦虑、思考。正在这时，有一个干部向我提议：是否可以考虑打过长江，到江南去。他的这个意见引起了我的重视。但这是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不能轻举妄动。 1947年1月16日凌晨，部队转移到京山北火龙坊附近一个山村，刚刚准备吃午饭，敌人又追上来了。又是群众帮助了我们，一个农民边跑边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尽是大帽子！”部队立即集合，警戒上已经打响，敌人十分疯狂，火力很猛，看样子一场恶战即将发生，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部队边打边撤，跑步向西南山区前进。午后3时许，当部队进到一个名叫“黑冲”的山沟时，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几位大队干部都围拢来问我：“怎么不走了？”我说：“不走了，就在这里打他个埋伏。”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在此伏击他。我一路都在想，敌人太猖狂了，不找个机会狠狠地敲他一下，就别想吃上饭，睡好觉。部队迅速沿两侧山岗展开隐蔽，不一会敌人就乱哄哄地向山崖口爬上来了。当敌距我不到20米时，我一声喊：“打！”布置在两边山上的全部火力突然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爆炸，部队随冲锋号一跃而起，向敌人冲去，敌死伤一大片，溃不成军。后续部队见势不妙，扭头就跑。我们迅速收拢部队，打扫战场，抬着负伤的钟春林同志撤出战斗。 据被俘敌副营长供称：他们是整编七十二师工兵营，刚从应城赶来，在京山县两个保安中队配合下追来的。该师“围剿”我军的主力是新十三旅、新十五旅，可是，由于我军行动迅速，都甩在后面了，敌人只得动用师的直属队，可见其决心不惜一切，倾巢出动，妄图孤注一掷。这次伏击战，歼敌工兵营及京山县保安中队各一部，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日式机枪7挺，步骑枪数十支，掷弹筒3具，子弹2万余发。这是我们继琚湾战斗后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重创敌军的战例。敌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可是这个“网”被我们打破了，鱼要游向深水了。 （八） 黑冲战斗后，总算吃了一顿饱饭。此时我已下定决心，打过长江，在江南开辟游击战争的新战场。1月17日凌晨，我命令部队出发，在孙桥、官桥之间越过京（山）钟（祥）公路向南前进。中午，当部队进到汉宜公路北侧的下洋港附近时，我抓紧时间找大队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往哪里走。我把过长江到江南打游击的方案提了出来，说明这一行动可以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越是深入敌后，估计敌兵力越空虚，可以给敌人造成更大威胁，牵制更多的敌军；且湘鄂西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可能还有地下党。我和钟春林、郑怀远、陈鲁炎、赖玉坤、王学富等几个人当红军时在那里活动过，地理、民情比较熟悉。我讲完后，大家讨论热烈，一致赞成我的意见，表示要打过长江去，开辟江南的游击战场。这时，西北方向警戒线上又响起了枪声，我们只得忍受难以想象的饥饿和疲乏，向南急进。队伍中的伤病员有的绷带吊着胳膊，有的拄着棍子，一痛一拐地跟着部队，钟春林同志也骑在马上颠簸。为了生存和胜利，大家忍受着一切。我们于当日黄昏渡过天门河，经过30多公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到达襄河北岸的泗港。在当地渔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顺利渡过襄河， 进抵潜江县境黄家场宿营。 这里离长江还有约100公里。我们日夜兼程，继续南进，并决定冒充“国民党六十六师补充团”，以迷惑敌人。1月21日（农历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而我们却冒着严寒风雪，在泥泞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傍晚，部队抵达距长江约15公里之公益场，这里距郝穴镇不远，我们以临战姿态渡过了除夕之夜。 据情报，江陵县郝穴镇驻有1个保安中队，还有镇公所、水上警察所等，人枪约二三百，但敌人毫无戒备。凌晨，我同钟春林召集大队干部、侦察科长、手枪队长开会，决定利用“大年初一”这个有利时机，采取化装突袭办法从郝穴渡江。 1月22日大年初一，拂晓，大雪飞舞，乡亲们关门闭户，送神祭祖，我们迎着鹅毛大雪，听着爆竹声声，径直向郝穴镇疾进。当先头部队登上街东大堤向碉堡走去时，敌人哨兵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手枪队员回答：“六十六师补充团。”敌哨兵见是“国军”服装，信以为真，连忙持枪敬礼，我军迅速进入敌碉堡将敌人一个班全部缴械。郑怀远、左斌超、手枪队长黄祝钧及侦察参谋高礼第率手枪队50余人，令敌士兵带路，到镇公所和中队部。敌镇长和中队长一见“国军”到来，连忙起身恭迎，端茶递烟，忙个不停。当郑怀远说“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时，敌人惊疑万分，连连说：“长官别误会，有事好商量。”郑说：“不误会，我们是新四军！”敌人傻了眼，急忙下令缴械投降。另一路也缴了水警所的枪。镇上的敌人除一部分钻进街西地堡和逃走外，其余被歼。这一仗，我俘敌约200，缴长短枪100余支。 上午11时，二大队已把船只集中到码头上，我即下令部队迅速登船。当我们船队驶至江心时，忽遇上两艘满载敌人的小炮艇从我们船边驶过。参谋们问我怎么办？我说：“过！大大方方地过。”敌人问：“是哪一部分的？”“六十六师补充团。”敌人的巡逻艇没有减速，继续向上游驶去，我扬帆顺水，直抵南岸，紧靠江边的敌郝南乡公所10余名士兵在堤上围观，欢迎“国军”，当即被我缴械。 下午3时，我鄂豫边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智慧，全部安全抵达长江南岸。蒋介石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就这样被我们一举突破了。 （九） 我们突然过江，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当即决定迅速南进，乘虚扫荡土顽，入湖南境内，然后向湘鄂武陵山区挺进。 1月23日（正月初二）上午，我们在途中消灭敌公安县沙厂乡公所武装后，沿河堤向周家场前进。途中，遇该场乡公所武装会同公安县驻闸口之敌保安大队共200余人赶来“堵击”。敌人万万没有料到“神兵天降”。我们只用几十分钟就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四处溃逃。部队在周家场稍稍休息，饭后又继续前进，经胡家场时，我手枪队又歼灭了该地乡公所武装。下午4时，我们赶到甘家场，一举将公安县保安大队二中队及乡公所驻地城隍庙包围，将敌歼灭。次日，渡过松东河，经郑公渡抵达牛浪湖张家场，敌乡公所和保安队1个排自不量力，还想抵抗，结果不堪一击，被我全歼。25日上午，我军进入湖南澧县张家厂镇，在我手枪队奇袭下，连乡长在内全部人枪被我俘获。午后，部队沿湘鄂边西进，准备攻打石门县暖水街。 暖水街，位于湘鄂两省松（滋）澧（县）石（门）三县交界，历来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除乡公所外，还驻有三县联防指挥部，下辖1个联防中队，是当地恶霸地王罗效之的旧部，约100多人枪。罗效之从土地革命时起就疯狂反共，专门与我军为敌，血债累累。我当红军时就曾与他打过仗。如今罗虽死了，但其旧部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我命令前卫部队一定要将其全部歼灭，不留后患。1月27日，我们经过30公里的奔袭，进占暧水街，但敌人闻风上了山，我一大队以1个中队强攻，1个中队和手枪队迅速迂回到敌人侧后，前后夹攻，将其大部歼灭，毙伤敌近100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18支，余敌溃逃。 暖水街已是武陵山东北麓。我们决定在此休整两天。电台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用在电线杆上剪的一段被复线改成天线，沟通了与上级的联系。我立即把渡江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很快收到了中原局和鄂西北军区的两份复电，祝贺和嘉奖我们渡江成功，并对这一行动的军事、政治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指示我们要在江南开展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华北我军主力作战。 1月29日，我们在暖水街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的电报，讨论今后的行动方案。一致认为，我们南渡长江的决策是正确的，渡江后迅速脱离湖沼地带，一路奔袭土顽，只六七天就消灭了七个乡公所，歼灭和击溃四个保安中队，共歼敌人约500人，缴枪4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重机枪1挺，子弹数万发，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要在武陵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带西靠大山，东临平原，地处两省交界，部队易于机动，给养容易解决，群众基础好，目前尚未发现敌正规军，我们部队可以横冲直撞，大张旗鼓地大干一番，如能再牵制几个旅过来，就是我们又一个重大胜利。这次会议，决定部队番号改称“江南游击支队”。会后，大家情绪更加高涨，表示要为继续完成中央赋予的战略牵制重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1月30日，部队经子良坪、太平街进入湖北省五峰县之清水湾，当晚宿营长乐坪。这里的地下党员毛云峰、刘杰民二同志前来联系。他们热情为部队提供情报。后来又派刘德茹、田中夷二同志随军行动，当向导和帮助开展群众工作。 后来，我们从五峰南下再次进入湖南，占领泥沙、所市等地，一路开仓济贫，宣传群众，标语传单随处张贴；部队生活有所改善，指战员体力逐渐恢复。 我军在湘西的活动，搅乱了敌人后方的安宁，引起了国民党长沙当局的惊恐。伪湖南省政府急令驻常德的湘保第十八大队前来“堵剿”。2月8日，在石门西之禹王庙附近与我遭遇。一经接触，敌人便退往高山上凭险据守。我向二大队长李冠群说：“要打好这一仗，在湖南打出威风，使敌人闻风丧胆。”李冠群率二大队四中队向敌后迂回，战士们硬是从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攀登上去，似神兵天降，突然向敌人开火；我正面部队同时强攻，顿时打得敌人丢盔卸甲，四处溃散。这次战斗虽俘获不多，但影响很大。我军传奇式的事迹在群众中越传越神，“贺龙队伍又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渡过渫水，打开了通往湘西的道路，我们途经慈利及贺龙同志家乡桑植县境，又北上到湖北的鹤峰。先后在庙嘴河与走马坪等地击退敌湖南保警第九大队及湖北保安第九大队的防堵，俘获人枪各一部。 2月上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张才千同志发来的一份电报。他询问江南敌情和征求对渡江的意见。我非常高兴，立即复电，把江南的敌情、地形、民情作了介绍。希望他们尽快渡江南下与我部会合。我在电文最后说：“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2月15日晚，张才千同志再次来电说：他已率部队在宜都古老背（今號亭）镇渡江成功，并夜渡清江，正经长阳向五峰挺进，准备与我支队会合。此时，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两支部队在湘、鄂、川、黔的广大地区重新燃起燎原之火，于是急调整五十六师十七旅、一六三旅、一六四旅出川堵击，整六十六师之一九九旅跟踪追击进入宜都、五峰，整五十二师之三十三旅由长沙、常德西进参加“围剿”。2月20日晚，张才千部在五峰西之采花台给尾追之敌三十三旅1个营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我部在鹤峰之毛坝击退敌一六四旅一部的进攻，歼其前卫1个排。2月24日，两支英雄部队在五峰县西之红渔坪胜利会师了。经中原局并中央批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由张才千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下辖一、四两个支队，江南游击支队改为一支队，由钟春林任支队长，郑怀远任副支队长，张才千同志率领的四团改为四支队，由王定烈任支队长、杨劲任政委。全 纵队约1600余人。 红渔坪会师后，我通过电台向党中央、中原局报告了我部近半年来的斗争情况。回顾艰苦卓绝、转战大江南北的5个月，我们渡襄河、跨长江，冲破敌重重包围，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纵横驰骋数千里，作战110余次，歼敌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和各种枪支1000余支，子弹6万余发，牵制敌正规军3个旅及鄂豫两省保安团、队14个，约3万余人，而我们除京钟部队损失外，仅伤亡50余人，不仅保存了基本力量，而且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兄弟解放区部队的作战。在近半年的斗争实践中，我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①死守一块地区打“小圈子”是不对的，应不限制地打“大圈子”；②领导干部要有坚强的决心，否则，必然失败；③在军事上，部队要跑又要打，单纯地跑是垮，单纯地打也是垮；④在战法上，用远距离伪装敌人奔袭，在情况许可时，不打，采用“软”的方式，即可把敌全部缴掉，另一种就是埋伏，这种战法缴获大，伤亡小；⑤在打“大圈子”的方针下，部队活动的地区，一般的既不适合大山，又不适合敌交通要道，一般适合小山地活动；⑥在领导上要多发扬民 主，可以集思广益，再则上下容易团结一致，不会互相埋怨；⑦ 活动兵力以两个营为适宜，太少则对付不了多的敌人，过多则目标大行动不便。这七条经验，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在特定环境下的具体运用，得到党中央和中原局的充分肯定和表扬。l947年4月12日，中原局转发了我们的报告；1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通过华东局向坚持敌后斗争的领导人转发了这个报告。 今天，回忆起这段战斗历程，我十分怀念在那艰苦岁月里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深切悼念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衷心感谢当年帮助和支援我军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在任何风浪面前不惊慌，不动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选自《纪念李人林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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