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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江汉地区信息网罗无遗的“发掘”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看作者是如何处理解释二里头等中原青铜文明的遗存的。 “偃师二里头较大的聚落约300公顷，但这大部分是普通居住区和农田，偃师二里头古城的面积只有12公顷（注[1]），所以石家河城内不包括壕沟已经比偃师二里头大十倍”（58页）。 作者这里引的是拙著《最早的中国》，那里占地广阔的中心区，宫城、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纵横交错的主干道网、祭祀区、生产青铜礼器和绿松石器的围垣作坊区……这些不见于当时东亚大陆任何其他地点的遗存，郭教授只字不提；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至少从二期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堆积连续分布的大聚落而非散布的聚落群，我们也更无缘在其间发现农田遗存，郭教授“大部分是普通居住区和农田”的论断不知何据。10余万平方米是二里头宫室禁地的面积，郭教授把它和石家河含有普通居民点的大城相比较…… 
“虽然二里头的两件玉戈时代较早，但目前仅发现两件，在二里冈时期也极少见到。所以这种玉戈可能也是源自长江中游的礼器，只是目前尚未见于更早的地层中”（77-78页）。 “（二里头）璧戚形状也是三星堆类型，但目前未见于其他早期遗址（注[2]），来源不甚明确”（78页）。注释为成都金沙遗址所出，年代已晚至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铜牌……而三星堆前期的地层也有同类的铜牌（注[3]）”（78页）。此处三星堆遗址三件牌饰的地层关系被彻底破坏，系采集品，简报作者坦陈推断为“夏末至商代前期”，实属估测。“三星堆前期的地层”？“前”到何时？“地层”在哪儿？ 聊作科普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在约当殷墟时代的1、2号祭祀坑之前，三星堆已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尽管二里头与他地同类遗存的早晚关系如此明确，但这些遗存在作者笔下，还是不可能从二里头传播至南方。“直言之，时间、地理上的关联性，都足以否定二里头类型文化是由郑洛地区居民所创建。学界所推论郑洛地区的庞大影响力，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而缺乏事实证据”（79页）。这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但强调代替不了“事实证据”的给出。 “（二里头铸铜遗址）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81页）。一期的小件铜器、二期的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4]“二里头早期没有青铜器”？作者是否已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地步？再往前，王城岗的青铜容器、新砦的铜容器残片，中原腹地由仰韶到龙山的冶铸遗物……[5]当时的江汉地区的金属工业状况又如何？随后崛起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郑洛铸铜业只能是“外来技术”？铸造青铜礼容器的复杂的复合范铸造技术来自江汉？ 最新出版的《阳新大路铺》发掘报告披露了一件相当于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铜片及数件矿冶遗物（63页），以及丰富的晚商早期至春秋时代矿冶遗存。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被称为“大路铺文化”的商周时代遗存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缺环，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760页）。发掘者进而总结到：“在铜绿山和大路铺遗址都发现大量炼渣，说明铜的产量较大。但是，在这一区域内发现铸造铜器的陶、石范却很少，而且发现的范模多是铸造铜工具斧、臿类。目前还没有发现铸造铜容器类的范模，那么，生产的铜是否以商业的形式或其他方式交换流通到外地？……”（759页）[6]这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但尽管如此，已发现大量青铜礼器及其生产作坊的、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文明属于东亚地区最大的青铜文明中心的推论意见，还是被郭教授认为“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而缺乏事实证据”。 那么，读者诸君需要的恰是郭教授一直在强调的支持相反观点的“事实证据”。 [1]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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