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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英子 “男人不喝酒，不如癞皮狗”，“男人不醉酒，白到世上走”。这是我在酒席上听到的两句顺口溜。 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不是癞皮狗，却似乎也够不上一个准男人，因为在我二十多年的酒龄里，虽然参加酒宴数以百计，但几乎没有醉过酒，特别是没有很狼狈的大醉过。对此，也许有人要问：“你的酒量很大吗？”答：“我的酒量不算小，但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能否喝醉，也不完全与酒量有关。”
我第一次喝酒，刚过十七岁，时间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地点是湖北省南漳县清泉乡砖桥冲的家中。本来按照家规，那时父亲不可能允许我喝酒的，此前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弟弟都不得与客人同桌。当时，由于我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本村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父母都特别高兴。那天，高中同学许天华，本村年长我几岁的侄儿李荣成在我家吃饭。李荣成在公社（相当今天的镇）农机站开拖拉机，那时七万多人的一个大公社里仅有数量有限的几辆拖拉机，所以在农民眼中他是颇有分量的人物，而且他还是个能说会道的酒民。 记得刚上桌时父亲明确反对我喝酒，李荣成对我父亲说：“爷爷，二叔考上大学，就等于是国家干部了，当干部搞工作不喝酒咋行？”这句话说服了父亲，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酒的滋味。说实话，那滋味实在不好：太辣！我从小都从不吃辣椒。但为了客人，也可能出于高兴，我还是喝了两小杯，总量顶多半两的样子。可就这两小杯，让我对酒有了终生难忘的坏印象。 酒罢饭饱，听说我要与许天华一起去母校刘集高中，李荣成主动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借给我们。当时这种自行车身价如同现在的轿车，我很感动。带着许天华，我骑着自行车上了通往刘集的乡土公路。没想到走出清泉界、下白龙山坡时，一不留神，车轮碰到一块石头，顿时人仰马翻。我爬起来时已经是血流满面，自行车也变了形，至今我的上嘴唇还留着当年的伤疤。摔跤主要是骑车技术不行（刚学会骑车不久），不一定由于喝醉了酒的缘故。但从此以后遇到酒场时，我的记忆里常会情不自禁地再现当年的情形，并对酒保持着一种警觉。
参加工作头三年，我还是基本上不沾白酒，顶多喝点啤酒。一九八五年，我调到一家企业办公室工作，其中任务之一，就是搞好单位来客接待，有时要陪客人喝酒。但那时风气比较好，主客之间搅酒的并不厉害，只要你申明自己不会喝酒，也没有客人或领导逼着你硬喝。然而客人多是外单位的领导，还是有人总希望主人热情地陪他多喝点，你陪喝不主动有时会弄得客人不很尽兴。领导当然也是心中有数，何况领导也要到外单位做客。你接待外单位领导表现不好，慢慢的就减少安排你陪客的次数，你出席公宴的次数少了之后，在单位的“政治地位”也就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 那时已经出现了“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的苗头。一些单位的关键岗位尤其是企业开始重用选拔会攻关、酒量大的人才。刚进社会的青年大学生中比酒量的劲头慢慢高于比读书的劲头。好在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作，在酒场、官场赢不得他人的好评也并不在意。何况从始自今，我内心对公款吃喝等浪费腐败行为确实深恶痛绝。当领导开始减少我陪酒次数之时，我已经通过公开考试调入市委机关报作记者。 有人调侃云：“记者见官大一级”。在我国内陆别的不敢讲，记者确实可占不少吃喝方面的便宜。沾党报这块牌子的光，出去采访多是大大小小单位的领导陪我喝酒了。自己基本上拥有喝多喝少的主动权，遇到特别热情的领导，也可以用“喝醉了写稿会出问题”来作挡箭牌。写新闻稿政治性很强，稍出差错可能丢掉饭碗，一般人不愿在这样的事情上强人所难。但，也有例外。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本报一名摄影记者利用放假时间，约我到南漳县采访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走之前，我请示了部主任，回来写一篇两至三千字的通讯。采访对象是一个山区镇变电站的站长，在该县供电局工会主席等人的陪同下，我们驱车一百多公里，来地处偏僻的供电站时已是中午。该站建设得相当漂亮，招待所、食堂一应俱全，与宾馆水平相差无几，称得上是个花园式的单位。 站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午大鱼大肉、山珍野味自不必说。由于是在家乡，站长等劝酒的劲头也特大。从“见面酒”（满桌人一人两杯）、“加深印象酒”（重点人物每人两杯），“到感情深一口闷”、“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喝着喝着，我就有点不行了。但脑子还是清醒的，我便真诚地对站长说：“不能再喝了，再喝，采访不成了。”站长却豪放地说：“吃饭不谈工作，喝酒！”旁边有人也帮腔：“喝酒！喝酒！今天采访不成算球了，还有明天！”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反正醒来时，人躺在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头麻麻木木的。因为五一就是两天休息时间，我立即用冷水洗了脸，要求进行采访。站长和站里职工一一介绍站长的事迹，我在采访本上奋笔疾书。 采访结束，对方还送了我们同去的每人一斤茶叶。回到报社，我打开采访本，想动笔来写稿子。但采访时所记的字不知是英文、还是日文，我将采访本倒过来看、翻过来瞅，还是一个字也认不出，自己心中暗暗叫苦：明明答应人家要写一篇通讯的，如何是好？最后只得失信，仅凭对方提供的文字材料写了一则三四百字的消息，发在报纸的头版。邀我同去的摄影记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单位接我去采访，遇到有人热情劝酒，我都简要的讲述以上故事，对方听后一般不为难我。如有人不为所惧，我就雄壮地强调一句：“只要你同意不写稿（报道你们），叫我喝多少我喝多少。”当然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人家热情与你喝酒，主要目的就是要你为他写好“表扬稿”啊！ 我还亲历为陪喝酒而造成的悲剧。大约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某地计生委接我和一名电视台记者去报道他们的工作，中午陪我们吃饭时，除了司机是男性其他人都是女将，而且只有司机能喝白酒。这样喝酒的气氛自然要平淡些，为了表示热情，该委的几个女主任不断鼓励司机向我们敬酒。我在喝了三两酒后，含蓄地提醒对方要开车（注意安全），别喝多了。但女主任不听劝说，反而说“我们的师傅酒喝好了，开车还稳当些”。司机当然要听他们领导的，于是更主动地邀我们碰杯。吃罢饭，司机送我们回单位，行至襄阳剧院门口时，车突然跳起摇摆，将骑车送小孩上学的母女俩撞翻在地...... 在以后的采访中,只要遇到司机陪我喝酒,我都采取两种对策,一是比较直接地劝对方少喝,要考虑职业特殊性.二是如果对方执意要喝,我则找托词不要对方用车送我回家,如说附近某单位下午有活动要采访,然后自己出门后自己掏钱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不愿意任何人为陪我喝酒而威胁他人的安全。 在社会风气不好的大环境里，当记者也有求人喝酒的时候。我所就职的报社，因经济状态欠佳，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报社规定每个记者每年都要完成几万元的广告创收任务，还有一定数量的报纸发行攻关任务。此时，我才发现，完成这两项任务，酒是必不可少的助手。由于做了多年的记者，在一些单位尚有点感情基础，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但喝酒却成了一大负担。每到一个较熟的单位，那些熟悉的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了解你的来意后，不管有无困难都会说：“广告（订报）好说，好说，吃饭时我请领导陪你喝酒，你来了领导还不给面子？” 要想得到领导的那个“面子”，你喝酒时就必须放下记者的“架子”。一次，一县级市的某乡镇到年底还欠两万多元报款没交。我陪报社分管副社长到该镇去“攻关”。镇委刘书记讲了干部工资没发、基金会的欠条还有多少没兑现等许多客观困难，一句话就是：“没有钱！”但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该镇已经将各镇内各单位公家私人的订报款收了上来，因此社长有些生气，提出要“走”。 刘书记也不愿与报社将关系搞僵，连忙变了态度陪笑说：“社长来了，无论如何要吃顿饭吧。”陪我们同去的市委宣传部朱科长也调节气氛并顺带揭其老底说：“书记不是没有钱，是因为社长没陪书记喝酒啊！”本报驻该市负责发行的记者站长老费灵机一动说：“我早就想接刘书记和社长吃顿饭，总是找不到人。今天机会最好，我做东，了一个心愿，到全市最好的地方搞！”于是，镇里书记、镇长、宣传委员等一行，和我们驱车直奔该市唯一的星级宾馆。 听说刘书记有“千克”之称，为了确保陪好他，喝酒前我和费站长便对服务员交待，找四个空酒瓶，里面盛上凉开水。真酒假酒都装入一个酒箱内从外面抱进餐厅。斟酒自然由费站长或我操作。喝酒用的四两多的玻璃杯。斟酒时，装水的杯子故意略多一点，真正装酒的杯子则稍浅。桌面上了七八个菜后，邀大家入席。书记社长上座。费站长致辞说：“刘书记、社长，今天薄酒一杯，请大家尽兴。”说着，他转动放着酒杯的转桌。书记、社长先挑了最浅的杯子，那两只装水的杯子留给了费站长和我。我端起酒杯，故做为难状地对刘书记：“刘书记，我们换一杯。”书记笑答：“你年纪轻轻的，好意思开口？”社长也批评我：“你要陪书记镇长喝好，怎么没开始就打退堂鼓？” 刘书记喝酒果然厉害，开席五分钟左右，费站长提议“干了第一杯”时，他首先一饮而尽。接着社长、费站长分别一人敬他一杯。我和朱科长要一同敬他一杯时，他说：“你是市领导，朱科长应先敬你。要喝，我与你喝。”我只得和他干了一杯。这时社长插话：“龚记者可是名记，刘书记说他是市领导，你得回敬一个。”书记说：“那当然！”我说：“刘书记，你支持关心报社，应该我先敬你两个。”刘书记将我定为主攻目标，说：“喝酒不谈工作。我们俩喝个四四如意。”我赶紧告饶：“我最多只能喝五六两......”他不依不饶非要与我喝四杯酒不可。我见没有退路，便说：“喝！碰到刘书记这样讲义气的领导，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七杯酒下肚，书记脸色生动鲜艳起来，你望着镇长，主动将话题转入工作：“报社的领导就是够意思，镇长，那两万多元的报款今天划了。” 在报社工作十多年来。通过喝酒开展发行、广告攻关。我的胃与肝为此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辛苦劳动，可谁给它们评功记功呢？ （原创作文，欢迎批评。媒体刊用须经作者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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