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山东末代主席王耀武

先解释一下题目。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各省首脑由省长改称省主席。自1928年5月至1948年9月,20年间国民党政权共任命了八位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是最后一位。1948年9月王耀武被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又任命了秦德纯为山东省主席,但秦在山东既无土地又无人口,只在上海成立了个流亡政府,那是空头主席,不能算数。所以,我把王耀武称为“末代主席”。

上个世纪3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在山东省政府给王耀武当秘书,直到济南解放。正由于如此,我对王耀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才写了这篇文章。那么王耀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

王耀武,字佐民,山东省泰安市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9岁入本村私塾念书,读“四书”、“五经”。他19岁那年,家境败落,就投亲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烟草公司充当干杂活的工人。1924年冬,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前往并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当时第一师的师长是何应钦,团长是钱大钧。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引起何应钦、钱大钧的注意,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当时何应钦为整饬军风纪,成立了第一军直属宪兵营,以其内弟为营长。何考虑到其内弟能力有限,特意将王耀武调去当宪兵营第一连连长,并郑重告诫王耀武说:“宪兵关系我军纪律和声誉,至关重要,你很能干,特调你为第一连连长,帮助营长把这个宪兵营带好。”王耀武心领神会,尽心竭力地工作。何应钦的内弟经常向何反映王耀武的工作特长,从而博得了何应钦对他更多的好感。

1933年10月,王耀武任旅长的补充一旅暂归俞济时(蒋介石的外甥)指挥,参加浙、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作战,这是王耀武军旅生涯中对红军犯下的罪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五十一师的作战任务是,坚守在吴淞口附近的罗店,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罗店的得失关系整个战局。日军发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向罗店发动多次猛攻,均被五十一师官兵击退。王耀武还巧妙地运用夜战,派出部队强袭,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长莫森,受到总部通报表扬。上海数家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均报道了五十一师战绩,还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战后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合编成立七十四军,以俞济时为军长,之后七十四军成为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七十四军的一员主将。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地抵抗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由于战役指挥的失误,中国军队撤退时十分混乱。王耀武率部队殿后,维持秩序,但他到了长江岸边已经无船过江。正在非常紧急之时,军长俞济时派副官带一只小火轮来接,才得以脱险,自此,他和俞济时的关系成为生死之交。五十一师官兵渡江到达浦口时仅剩4000余人,损失过半,不久即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兵员。1938年5月,该师奉命参加河南兰封战役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三义寨附近,重创敌军。同年7月,又奉命参加江西之万岭会战,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协同其他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4000余人,取得万岭战役的胜利。战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仍兼五十一师师长。

1939年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首先切断敌之退路,以五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经过三天激战,于9月22日收复高安城。这一胜利有利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为夺取整个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1个月,日军出动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出动约20万人,前后在3个战场进行鏖战。由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英勇作战,使日军伤亡3万余人,迫使日方返回原先阵地,取得武汉会战后的第一次胜利。

1941年3月25日,七十四军在王耀武指挥下,全线出击,锦河南岸之敌很快被肃清。26日,中国军队形成包围圈,将敌包围在直径不满5公里的范围内。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七十四军将士猛追不放。日军狗急跳墙,投掷毒气弹,使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全体官兵前赴后继,奋勇猛追。28日,中国军队主力迫近官桥镇,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敌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拼死顽抗。激战至中午,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敌之右侧。五十一师已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入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000余人,军马2800余匹。击落飞机1架,俘虏日军百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0门及枪千余支。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1943年4月参加鄂西战役,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之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余程万师弹尽粮绝,在死伤超过十分之三的情况下,一度退出县城。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六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1944年1月,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七十三、七十四、一百军。著名小说家张恨水还撰有《虎贲万岁》,具体地记述常德之战。

1945年是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该年4月,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当时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官,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那时芷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空军基地,中美混合飞行团所在地。这个基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远程轰炸机,还有数十架运输机,负担着苏、浙、皖、闽等数省的空中运输任务。日军进攻芷江的目的就是夺取这一重要空军基地,并企图打通湘桂线,进而西犯入川。此时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百军和新六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敌人。日军采取以连队为作战单位的运动战术,轮番强攻,冒险西犯。中国军队则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打死打伤日军5000余人。初战告捷,中国军队士气大振。战役历时近两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缴获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湘西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当时他年仅40岁。

正处英年时期的王耀武,成了一个方面军的最高长官,这是他的顶峰时期,可是几乎在转瞬之间他忽然堕入反共内战的深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王耀武奉命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9月初,在长沙、衡阳、岳阳、常德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昔日在湘西会战的对手日军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今日作为战败国的降将,毕恭毕敬地将战刀高高举起,双手呈献给中国军队指挥官王耀武。经过八年的战争,王耀武终于体察到作为一个胜利者的骄傲。但这种兴奋的情绪未能持续多久,心头即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他已得悉蒋介石要发动内战,陈诚扬言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如战事一起,蒋氏必然又会把他推到前线。经过八年抗战的王耀武,心力交瘁,甚不愿带兵再打内战。未等蒋介石交与新的任务,他立即称病请假,迅速住进了武昌的一家医院。蒋介石闻讯之后连发函电,并派专机接他飞往重庆。

蒋问:“看你气色,精神很好,你有什么病?”王答:“胃病咯血,这是多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蒋说:“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会好的。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共产党和我们能合作吗?内战还是要打的。时局能让你休息吗?你知道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氏恩威兼施之下,不敢违拒,于是接受了命令。同年12月,他和何应钦同机到达济南。

二

1946年1月5日,蒋介石虽然与中共达成《停战协定》,幕后却积极进行反共内战的准备。同月下旬即召见王耀武,命令其率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秘密空运济南,建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王耀武任司令官,其主要任务是遏制山东全境解放军的活动,并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王耀武初到山东,在经济上所接收的是一个“劫收”后的残余,在军事上是一个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互不合作的杂乱摊子,在政治上是CC派、复兴社、改组派残余势力三者交相倾轧的局面。王耀武使出浑身解数,凭借他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加上他本身不属任何派系且有一套善与人交的本领,使他首先取得了人际优势,得到了多方的支持。但是王耀武也深知这种表面的协调是不会长久的,如在诸多问题上不能满足某些方面的愿望时,即受到少数人的怨尤甚至掣肘,王耀武认为不消除矛盾,统一意志,就不可能团结一致。于是他于1946年3月报请国民党中央,设“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以谋事权统一。南京方面据情迅即批准,并指定王耀武为“统一指挥部”主任,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与省党部主任庞镜塘为副主任。这样,王耀武不仅将山东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而且将驻守在山东境内、原不归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指挥的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1946年10月26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王耀武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是王耀武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省政府主席的人。

1946年初冬,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形势急剧变化。陈诚虚报军情,谎称共军受挫,已失大规模作战能力。蒋介石信以为真,命陈诚率其精锐部队整十八师胡琏,整七十四师张灵甫,整八十三师李天霞,整二十五师黄百韬共四个全美式装备的主力进犯临沂。陈诚亲在新安镇设指挥部。同时电令王耀武在二绥区抽调两个军和一个师由明水、博山向莱芜、新泰推进,以收对解放军南北夹击之效,企图全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王耀武说:“据空军侦知,共军在黄河渡口搭有浮桥,确有渡黄河北窜之图,望弟在胶济路北,黄河以南,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毋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

王耀武根据情报和在鲁南被俘释放回来的原二十六师的军官所说,华东野战军十分强大,士气非常高昂,因而判断陈诚的部署是冒险而不可取的,蒋介石所说解放军已在黄河搭浮桥准备北渡,定是解放军为迷惑敌方制造的假象。而且事实上王耀武手下也抽不出两个军和一个师来。于是,他接连去电和派人向蒋介石、陈诚据情陈述建议,但不为采纳。最后陈诚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说:“对全部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无庸再渎……”蒋介石惟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还用电话严加督令。王耀武明知军令难违,乃决定调兵遣将组织前线指挥所,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为指挥官,限2月14日到博山至莱芜一线。

1947年2月19日,解放军在博山、莱芜之间伏击全歼了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已进驻莱芜的李仙洲所率部队陷于孤立。王耀武立即考虑到莱芜的补给和济南的安全问题,立即派参谋长罗幸理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军情。此役,李仙洲所率部队六万余人,除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没有随队行动,新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明水外,自指挥官李仙洲以下所有军、师长及各级官兵,或伤、或亡、或被俘,很少幸免。

在此情况下,王耀武在济南心中又怨又疼又怕。怨的是蒋介石、陈诚不采纳他的忠言;疼的是6万大军全被葬送;怕的是济南空城难保。假如解放军乘胜前进直逼济南,那将不堪设想。在万分危急之中,王耀武命令:主动放弃淄博、周村、张店。十二军与绥区特务旅,限在6至24小时内全部陆续集合到省城济南东郊,并严令将所有火车机车全部开至明水以西。

王耀武刚刚布置完毕,电话铃声响了。原来是蒋介石要来济南。王耀武的汽车刚赶来机场门口,蒋的飞机已在徐徐下降。与蒋同机来的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参谋次长刘斐。

蒋介石这次到济南,未敢进城,在机场开会住宿,明知济南空虚特来视察并布置一切。在检讨莱芜战事失败情况时,王耀武引咎请求处分。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却大胆发言,陈述了战前曾两次向总长(陈诚)提请改变出兵新泰、莱芜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无庸再渎”的申诉等情况。蒋介石问刘斐:“有此事否,何以不予考虑?”刘说:“确有此事,但未采纳,而且我也不同意轻进。只因辞修(陈诚字)坚持,故仍按原定计划进行。”蒋听完之后,把拳头往桌上一击,愤怒地说了一声:“辞修胡闹!”后来陈诚丢掉参谋总长职位,莱芜战役失策即主因之一。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被歼6万余众,山东战场形势顿然发生变化。国民党军渐现颓势,王耀武在军事指挥上已经捉襟见肘。1948年3月间,周村、张店、淄川、博山、潍县先后解放,济南立即陷于孤立。王耀武深知,仅凭现有三个整编师和保安团队总共不过1 1万人的兵力,济南是难以固守的,便于1948年5月15日急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情,并提建议:中央现无力增援,与其坐受共军围攻歼灭,莫如主动放弃济南,集兵力于兖州,巩固徐兖防务,以利尔后作战。蒋介石则强调:济南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关系济南与青岛的呼应和美援之路,一旦放弃则必冀、鲁、晋三省,胶济、津浦、德石铁路联成一片,华东野战军将更加运用自如,北对平、津、晋、冀,南对徐、蚌、苏、豫、皖,威胁亦将难以遏止。他主张必须固守济南。王耀武深切体会“校长”的上情,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承诺了坚守济南。蒋介石深受感动,最后对王说,已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督率第二、十六、十三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3个兵团17万人做驰援济南的准备。甚至说,必要时他将亲自督战。

7月间兖州解放,致济南失去依托。8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急剧由豫、苏、皖分头进入山东。王耀武一方面向南京告急,请将其旧属整编八十三师周志道部空运到济,一方面加紧济南的防御部署。他明知华东野战军投入进攻济南的兵力不在20万人以下,但他认为只要把整七十四师调进,坚守20天定无问题,只要能保住飞机场,蒋介石是不会不派空运增援的。

1948年9月15日,王耀武匆匆飞回济南。长清附近已发现大队解放军东进,胶济路两侧亦有渤海纵队、九纵和山东兵团由龙山以东向西推进,城南山区十三纵与鲁中南纵队也正向北挺进。王耀武认为济南东南多山,近郊有茂陵、砚池两山作屏障,设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解放军主攻必在长清至张庄飞机场一线。依此判断,立即动用了总预备队,令晏子风率十九旅、五十七旅向古城迤西增援,策应长清。

9月17日凌晨,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用重炮猛轰茂陵山、砚池山阵地,以步兵轮番强攻,以敢死队轰炸碉堡,经一昼夜激战,首先攻下茂陵、砚池两山。

茂陵、砚池两山失陷之后,王耀武犹思凭借外城坚固工事和西防守区北自黄河南岸之北店子、古城、杜家庙,南至崮山之第一道防线,与北自吴家堡、大饮马庄、腊山、陡沟桥南至党家庄之第二道防线,及北自匡山、白马山至兴隆山之第三道防线,作殊死抵抗。岂料19日晚,西守备区指挥官吴化文率第九十六军第八十四师撤离防地。吴部团长王玉臣向王耀武报告,方知吴已率部起义。这是王耀武万万料想不到的肘腋之变,于是,他令参谋长罗幸理率第二绥靖区全部人员迁至内城省政府内,他本人径至四里山二一三旅驻地,一方面电请南京、徐州支援,一方面变更部署。将特务旅、保安部队、七十三师、十九旅、二一三旅等调进市区配置于内城、外城;将西守备区的二一一旅配置于商埠地带;以空运到济的一七二团固守邮电大楼。

自19日至21日,西郊辛庄营房、十二马路、齐鲁大学均在激战;外城杆石桥、永绥门、林祥门、普利门、永镇门、小北门、新建门、中山门、永固门、永靖门均在反复争夺之中。22日省政府大院已入解放军炮兵射程之内。王耀武乃令参谋长罗幸理等在省政府内指挥战斗,他本人则绕内城巡视一周,分别对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七十七旅旅长钱伯英、整二师师长晏子风、十五旅旅长王敬箴面授机宜,并对守城官兵讲了话。最后由大明湖南岸乘船抵北岸北极庙,于北极庙西侧成仁祠设司令官指挥部,与省政府参谋长指挥部成犄角之势。23日至24日,外城因伤亡惨重,相继失守。随之城东南角、坤顺门、大西门、老东门等内城据点经血战亦先后失守。巷战开始,逐街逐巷白刃争夺。24日上午,大明湖东、南、西三面湖岸全被解放军占领,仅余大明湖北岸的北极庙迤西、铁公祠迤东,东西不及500米、南北不足100米的狭窄地带,而且全部处于解放军视野之中和步枪射程之内。

王耀武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西行,从铁公祠附近一个地堡中出城,率十五旅高子曰团的一个营,乘解放军意料不及,猛然向城北沼泽地带突围。进至一华里处一个小村庄,伏在一家民房中。及至解放军发觉,他已令该营南撤。他换上便衣,反向解放军问路,急速东逃,从此结束了他30年的戎马生涯。行至周村,犹闻济南炮声未息,传闻已有援兵到济,他曾一度犹豫,回头西行20余里,及遇西来车马,方悉并无援兵到济,于是重新东行,因而延误了五六个小时。行至寿光境内,盘查已严。在入厕大便之际,有一农民见其所用手纸是白细棉纸,不同一般,遂觉可疑,随即提裤追赶,并报公安人员。王耀武自知不免,向盘诘人员要求面见县长。当得知盘诘人员原来就是公安局长时,王干脆承认:“我就是王耀武。”自此,他开始了战俘生涯。

王耀武在寿光被俘之后,被送往益都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起初听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判,甚感难堪。久之,他揆之自身经历,反思失败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见到被“解放”的将领都集聚在那里过新年的时候,他竟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幅写的是“全都来了”。解放军渡江之后,他南下继续学习。

建国后全国300余名战犯集中到北京地安门战犯管理所学习。王耀武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负责全所各组的学习。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隆重宣布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他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10人首批被特赦。后经周恩来总理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撰写资料,审阅稿件,严肃认真,细致负责。1963年至1964年间,他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1964年冬,他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溥仪等同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冬,他在周恩来总理关心示意下,经人介绍与北京八十二中学教师吴伯伦结婚,婚后伉俪和谐,晚年生活幸福慰藉。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终年64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3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来源：《春秋》2006年05期，作者王昭建

附：

弃暗投明，对蒋喊话

9月29日，王耀武被押送到昌潍特区警备司令部。当天，华东军区致电中央、华东局、华野前委，报告喜讯：王耀武已被我活捉。王本人亦承认，并谓其与陈(毅)、黎(玉)在济南时相识。已派汽车去昌潍将其押解到军区政治部。

王耀武被押解到益都华东军区政治部后，一再提出要求，要面见陈毅。他不知道的是，此时陈毅名义上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但实际上人在河南宝丰，担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因这是军事机密，华东军区政治部没有告诉王耀武。

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奉命接见了王耀武，给他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定下心来，不要有什么顾虑。

王耀武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向舒同表白说：我是不愿带兵打内战的。抗战中打日本鬼子，南方几个著名的战役我都参加了，仗打得还算不错。但抗战胜利后我就想急流勇退，与家人团聚，不涉入反共内战……在老头子的恩威并施之下，我别无选择，只得违心地来到山东，违心地打内战，这是我愧对人民、愧对贵党贵军的地方。

舒同对王耀武要求进步的表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慰勉，还答应尽我方之可能(通过南方地下党)对其在南京的家属给予照顾。

不久，王耀武主动向舒同表示：本人深信对国民党上层某些人士还可以起一些作用，对驻于徐州的某几个国民党部队还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不干则已，要干就要轰轰烈烈。只要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有需要，我王某愿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耀武还主动向舒同提出，他愿意和被俘的霍守义、陈金城等国民党将领联名写一封《告国民党官兵书》；再以他个人名义写信给与自己有关系的国民党军官，劝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舒同对王耀武的这些表示给予了肯定。

不久，王耀武被送到设在益都朱良庄、良孟庄一带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王耀武，同时告诉他说，国民党中央社造谣说他已在济南“壮烈殉职”。11月14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安排王耀武通过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题目是《向蒋先生进一言》，向蒋介石发出呼吁：“最好命令全国国民党的军队，立即向人民解放军实行无条件投降，使全国立即恢复和平，国家民族多保存一点元气。”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通过录音，转播了王耀武的讲话。

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大发雷霆，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他在困难的时候却来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也反对我，岂有此理!”说着，恨恨地把收音机砸了。

首批特赦，重获新生

随后，王耀武一直在华东军区高俘团学习改造，而且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经常在中队、大队，甚至全团大会上发言。被“解放”的将领集体过新年的时候，他幽默地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写的是“全都来了”。

高俘团又叫“解放军官训练团”，王耀武等被俘将领说，称“解放军官训练团”这个名字取得好，比“解放军训练团”只多了一个字，表明共产党对这些国民党高级战俘人格上的尊重。高俘团里不称犯人称同学，可以自由地学习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伙食比一般管理干部还要吃得好，鸡鸭鱼肉虾经常不断，还供应香烟和水果，允许到附近的街市上自由购物，有病及时治疗。

一次，王耀武发高烧到摄氏40度，管理干部请医生用了当时比较贵重的药物。王耀武很快痊愈了，很是感激。

1953年，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写了一份揭发材料，被转到了华东高俘团，内容为揭发王耀武是“围剿”和杀害中共中央委员、工农红军著名将领方志敏的凶手。后来，杀害方志敏的凶手在新疆被缉拿归案，在报纸上公布了消息。王耀武看到报纸后很是兴奋，说：“共产党真伟大，把国民党时期搞错了的事情都搞清楚了，佩服!佩服!”

华东军区高俘团先后换了几个地点，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搬到苏州狮子口1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搬到山东禹城御桥韩庄。王耀武在这所特殊的“学校”度过了7年。1956年，王耀武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负责全所各组的学习。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隆重宣布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他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10人首批被特赦。

不久，经周恩来提名，王耀武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撰写资料、审阅稿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1963年至1964年间，他与杜聿明等多次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还外出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参观之后，他的感触很深。尤其是到湘赣各省巡礼革命老区时，他很后悔当年在江西截击方志敏，尾追红军。

1964年冬，他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溥仪等一道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他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学的教师吴伯伦结婚，两人相敬如宾，晩年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