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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有云：“文化非可以游谈，必将深入其里一一通透之，方能于生命起作用。”然而，学习哲学快12年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游谈的状态。当然，我可以为这种状态找一个借口：对于一个农村子弟来说，在“城市化”的历史浪潮下，应当首先在一个陌生的南方城市占有立足之地，过上一般体面的生活，才可能奢谈哲学。 但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穷困潦倒、无立锥之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固然谈不出什么哲学，一帆风顺，有多处豪宅，锦衣玉食也未必能谈出什么哲学。盖外境不足虑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一旦志向确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因此，游谈必定是未曾深入，志向不笃而已。 在打算专业地学习哲学前，曾经遇到过选择西哲还是中哲的问题。当时，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哲。以当时的认识水平，觉得中国学问一无是处，必须学习西方学问方不负时光。但是，我也不是完全不看中国文化的书，而是抱定了一种决心——学习好西方哲学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 然而，西方哲学并不是那么好学的。除了看已有的中文资料，若想体现点“专业性”，就必须做好翻译工作。我的英语水平应付考试还行，真正应用很怵头。好在，我的导师认为，宁可收英语四十分哲学六十分的人，也不要只是英语好却无哲学可造潜力的小朋友。一旦真正学上了西方哲学，我却发现自己是“逆觉”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哪科不行学哪科。那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呢？借用《才性与玄理》序中看到的一段话：“乡村的礼俗气氛，少年的牟先生感觉颇有情味，舒畅亲和，感觉与自己的生命有自然的契合，生命在其自己；祭礼中更感着生命通着祖宗、神明、有着思古幽情的愉悦；自戏娱中，也有着独立自足的形构之兴趣，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之内在情趣，又表现出强度的直觉力；与旷野相处，升起苍茫寥廓感、落寞而不寂寞的浑然感。” 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我在河北南皮老家成长时的感觉。那里显然是有一种世俗儒家的生活氛围。于今，这种氛围越来越稀薄，但在20年前，还是较为浓厚的。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祖祖辈辈潜移默化形成的生活习俗让一切有秩序。 在这种“顺觉”的召唤下，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找到了一点信心，又读了一些冯友兰、张岱年、余英时、牟宗三、劳思光等学者的学术类著作，兼及当代北师大、北大、浙大等老师的著作，有了一定成见。加上导师不仅指导外国哲学，更于我的中国哲学学习加以调教。我也很乐意参与中国哲学同学的读书会，并得到与会老师无私的帮助和指点。渐渐地，我的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发生了反转。这种反转，由于个人仍然处于“游谈”的水平，尚无能力强力辨析，但总能引用一些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西方科学路数中那一些关于人的学问，如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都不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来品鉴。它们就人的存在，分解出某一面现象而论述其法则，然终不能还原其为一整全的人，为一整全的个体生命人格。这种科学路数中的论述不是品鉴的论述，乃是指物的论述，亦称为科学语言的论述。（《才性与玄理》） 当然，这里的比较并没有涉及评论西方的宗教系统。只是就西方世俗学问的整体判断而言。其实，“西学”不乏精彩，“中学”亦有亮点： 当然，西方关于“人”方面的种种体悟，如文学上哲学上对生命的体悟，宗教上对神性与罪恶的体悟，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精神的体悟，都有高卓而深切处，尤其在义理之性的领域里，皆有可以充实而振拔吾人者。然就人而“当体了悟”，则不及中国“心性之学”之亲切。中国心性之学在义理方面牵涉到生命、神性、罪恶、精神等，是在圣贤功夫的道德践履中而展开，并不只是哲学的空讲，亦不只是宗教的信仰与祈祷，更亦不是文学的赞叹与诅咒。在义理之性方面如此，在品鉴才性方面，若套在全幅人性之学中，我们亦见其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中国全幅人性之学亦总有其独特之处，值得西人正视。（《才性与玄理》） 在鸢尾花前面的《学海有涯苦作舟》的一文中，我曾经提到了读书由博返约，止于至善等等。9年前北师大我很敬仰的一位先生电话里曾经善意提示我：“书是读不完的啊！”于那时，我虽然考博进入了面试，但实际上还没有悟到读中国哲学的一个入门大问题。 多年来，书越读越多，游谈的水平却没有长进。但我有了一个基本立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如有朋友看了《学海有涯苦作舟》后认为存在说教腔，我很欣然接受，因为，自己确定无疑的，就斩钉截铁地讲出来，不必谦虚。而真不知道的，装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总会露馅。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自己真以为自己知道了，这反而体现了沟通的重要性。希望有一天能够强力辨析，结束自己的游谈时代。而今天，只好脸皮厚一点： 游谈哲学与文化，不惧专业各学霸。 问君何能致此尔，反身而诚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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