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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四溢的六月，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童心，六一儿童节的到来，让所有的鲜花都争相斗艳。站在校园的围墙外，看着孩子们活蹦乱跳的姿态，童年的回忆如潮涌来。 我出生在上世纪1956年，有人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六一儿童节，最难忘的是校园里飘扬的彩旗和气球；有人说，最高兴的是戴上红领巾，抹上红脸蛋，扎起大红绸；还有人说，最喜欢的是猜谜语、做游戏、唱歌、跳舞、吃东西。可是我说，我的童年留下了三个最难忘的儿童节。
1961年，我与贫瘠的共和国一起，正遭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瓜菜代的饥饿煎熬。那年，我们家为了能吃上净面窝头儿，从运河边的一个小县城举家迁到父亲所下乡工作队的一个临县的曾被毛主席誉为“养猪模范”的小村。据说因为是养猪模范村，每年国家都会调拨一批玉米、高粱，本是以饲料为由补贴，但是在那个人都吃不饱的年代，哪里还轮到给牲畜吃？所以就有了这里能吃上净面窝头的诱惑。于是，我们全家舍弃了当时万分金贵的商品粮身份，来到小村，变成了地道的农民。然而，我们刚来，上级调拨计划也戛然而止。 那时，我刚刚五岁，每天的饥饿使我无法欣赏湛蓝的天空和乡村田园的美景。我五岁的诗意全部源于吃的东西一一用大盘端上来的没有一滴油的根达菜，蒸得烂熟的瘦瘦的胡萝卜，被戏称为“照人汤”的高粱面稀水粥，用玉米芯打成粉末咯牙又扎胃的淀粉窝头。 村西有一片小树林，树林旁是生产队的菜地，菜地旁有一块大约长十多米、宽四五米的荒废地。母亲用两个早晨一掀一掀的把它开垦出来，种上了胡萝，又把一把乡亲们给的据说是又大又甜的甜瓜子撒在了田头。一想能吃上大甜瓜，我的嘴里直冒口水，我几乎天天去地里看，看小牙悄悄地拱出了地，看瓜秧弯弯曲曲的变长。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棵瓜秧被猪、羊拱翻了，为了保护瓜地，我和孪生姐姐自告奋勇一起去看瓜，每天天刚亮便出发，晚上要顶着星星回家。 有一天，妈妈来到了瓜地里，发现有一棵瓜秧上长出了一个圆圆的小瓜，青青的皮，上面长满了细细的绒毛。妈妈在这棵瓜秧前思量半天，狠心摘下了仅有玻璃球大小的子瓜，妈妈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就把这小小的瓜当做节日礼物吧！”，妈妈说这话时眼圈红了。我赶紧的接过来，咬了一口，对妈妈说：“一点儿也不苦，还有些甜甜的味儿！”其实那苦中带涩的味道不但成为我一生中关于吃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更成为我毕生第一个儿童节最难忘的滋味。 如果说我五岁时的儿童节是以“吃”留下难忘记忆的话，那么我九岁时的儿童节则是以“穿”而刻骨铭心。 1965年，虽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贫瘠。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原来的县城，我兄妹五人，加上父母、奶奶一大家人，仅靠父母几十元的工资，常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我记得我小时常常是学费减免的行列，衣服也都是哥哥穿小了给姐姐，姐姐穿小了再给我们穿，我的童年几乎搜索不到买新衣服的信息。 那时，白上衣、蓝裤子几乎是学校各项重大活动的标配。而我每次参加活动大都是去借别人的穿，所以拥有一套标配的衣服，变成了九岁时我最渴望的梦。更令人眼馋的是，每每看到大人们穿着制服裤子（也就是西裤），两手插兜儿的样子，便羡慕的直流口水，而我穿得总是奶奶用手缝的肥肥大大的松紧带的裤腰。 有一次，哥哥穿小了的一条制服裤子给了大姐穿，我羡慕极了，便想办法穿上过过瘾。于是，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趁大姐还没起来的功夫，我悄悄的穿上这条裤子，在院子里踹着裤兜，美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妈妈从窗户里发现了我，开始萌发了为我做条蓝色制服裤的想法。此时正值儿童节就要到来，学校安排我两项活动，第一，在演出活动中担任护旗手，第二，我写的一篇以“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信”为题的作文被学校选中寄给了边防战士，解放军叔叔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一本精美的日记本。这封信将在儿童节庆祝会上宣读，并现场颁发给我笔记本。这样一来，标配衣服便提上了日程，但同时做两件有些为难，奶奶和妈妈一致决定，先破格找裁缝为我制作一条学生蓝的制服裤子。 儿童节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白衬衫，崭新的蓝色制服裤子扎外腰，红领巾在胸前飘扬，别提多神气。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做衣服的钱是妈妈向邻居借来的。
转眼到了1966年，我10岁了，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宝书、红卫兵、红色宣传队席卷全国，我也摘下了红领巾，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我和大人们一样，只要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就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地举着牌子到街上游行宣传，用纸壳儿卷成的喇叭筒，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那时的小县城还没有电灯，虽然街道上漆黑一片，几乎没有人，但是我们依然不知疲倦的一遍又一遍的念着。有一次天下起了雨，我们都被浇成了落汤鸡，手里的纸喇叭也湿透变了形，第二天，我发起了烧。晚饭后，在县委工作的父亲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纸包包，爸爸说：“打开看看吧，这是给你的儿童节礼物！”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用铁皮做成的铁喇叭，我高兴极了，顾不上自己在发烧，一溜烟的跑出去。那天，我觉得嗓音是那么响亮。 六年后，我到衡水的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后来曾在厂政工科负责宣传工作，政工科有一套有线广播设备，每天清晨，音乐会伴着太阳升起而响起，中午是厂里的新闻和专题，晚上的相声戏曲，使还没有电视时代的人们排遣了难忘的时光。 小小广播站，编辑、播音、机务，都是我自己。 1984年，我到衡水市广播电视局工作，从此我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记者生涯，成为一名光荣的广播电视人，我想，正是父亲送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成就了我的喇叭情缘。 时光飞逝，转眼我已66岁，虽然童年随风渐远，儿童节也远离而去，但儿时儿童节那一抹温暖的感觉却永驻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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