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是1977年去世的，他离开的哪年，我21岁。父亲什么也没有留下，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所盖的被子还都是粗布的。只有那只黑色的烟斗在闪闪发光。如今，父亲坟上的苦楝树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只烟斗也被我的兄妹们珍藏了45年。 这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黑色塑料烟斗，圆圆的头，弯弯地杆儿，头上镶着一圈白色的边儿，嘴上有一个小铜套，虽普通但精致。 父亲一生嗜烟如命，据母亲讲，这只烟斗已陪伴她走过了大半生。从我记事时，父亲常常坐在客厅的藤椅上吸烟，手里拿的就是这只黑色的烟斗，在烟雾缭绕中，那份专注和陶醉，令我常常觉得他和我之间的距离有种说不出的遥远。
父亲身材细长清瘦，面孔白皙，爱穿那种口袋在外面的中山装，是个典型的北方男人。在靠近运河的小县城的县政府(当时人委)工作，集现在的财政、工商、税务、物价、房管等部门于一身。在当今看来，这些部门都是肥的流油的地方。就在那时，也难免有人情往来般的交往和应酬，而办事求人，最重的礼品就是送香烟，但我们家从来未因父亲的权势而有过一点的特殊。我记得小时候也常有人给我们家送些香烟、猪肉、食油、点心等东西，可我们从不敢接受。以至于我总觉得父亲有些不近人情。 小时候，我常去父亲的办公室，常常看到来找我父亲办事的人递上一支支“恒大”“大前门”“墨菊”等牌子的香烟，可父亲总说：“我抽不惯，这个劲儿大，还是我的大烟叶好抽。”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旧纸盒剪成的烟叶盒，四周用胶布缠着，里面是黄黄的烟叶。 文革时期，父亲也惨遭厄运，在牛棚的日子里，陪伴他的还是那只大烟斗。一次我去探望他。偷偷用自己攒下来的九分钱给他买了一盒最廉价的“金鱼”牌香烟，那时父亲笑了，那时我印象中父亲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他打开烟盒抽出一只，贪婪的吸着，边吸边说：“好抽，好抽！”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并不是钟情于他的大烟斗，就父亲的职位和我们家的条件，父亲抽香烟是无可非议的，但恰恰是他的位置，为了防微杜渐，他坚持抽他的大烟斗。 1969年，父亲重回工作岗位，1972年初，我在家待业期间，曾在县里的副业办公室帮助工作，和父亲的办公室是对门，我的工作是为外出联系业务的人开介绍信，谁来后都会客气地问：“会抽烟吗？”然后把一支支香烟扔在我的桌子上，一个星期下来，我把攒起的一大把香烟包起来，兴冲冲地给父亲送去，可父亲一看就生气了：“谁叫你收人家香烟的？拿回去，我不抽！”看着父亲严厉的面容，我委屈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父亲沉思片刻，拿起纸包向传达室走去，他把烟送给了传达室的老大爷，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收人家的香烟了。 70年代初中期，物质贫乏，买什么都要票。那时，每人每年只发1丈7尺3的布票，爸爸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半抽屉一捆梱因打击市场投机倒把收缴的布票，我说：“你偷偷抽出两张给我买件儿衣服，谁也不会知道”可他黑着脸根本不答应。二姐在县医院上班后，每天数脉搏需要块手表，那时买手表没有票根本买不到，可爸爸抽屉里有几十块收缴的手表，无奈二姐怎么央求都不成，最后还是县医院的院长出面，才按市场价买了一块。
我上班后，工厂里有一位非常好的师傅，家在农村盖房买砖，想请父亲搞点儿便宜的，尽管我央求了不知多少次，这件事一直没办成，以至于在今后的许多年中，我和母亲谈起此事时，还觉得父亲耿直的有些不近人情。 哥哥刚上班时，父亲来看他，哥哥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两盒当时市面上最贵的五毛多钱一盒的“光荣”牌香烟，可父亲还是没舍得抽，一盒给了我哥哥的师傅，一盒给了我奶奶。我上班后，父亲常利用来衡水开会的机会，在厂里看我，虽然自己抽烟斗，却忘不了给我的师傅买上两盒香烟。多少年之后，我才回味到，父亲不是没有人情味儿，他的严厉背后透着对儿女深深的爱。
父亲一生廉洁，走的时候却很“奢侈”，县里在县城最繁华的剧院广场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会，花圈就摆了一大圈，我们为他买了市面上最好的棺木和寿衣，还特地买了一件他一生喜欢 但终究也没有穿上的蓝大衣。父亲下葬后，我们兄妹5人在他的坟前栽上了一棵代表父亲一生清廉的苦楝树，每年清明，我们都会买上最好的香烟，来祭奠抽了一辈子大烟斗的我的父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