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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大运河蜿蜒流淌到河北省故城县境内，在县城郑口突然转了一个近乎90度的大弯儿，人称“运河第一湾”。老郑口共有南北向三条街，分别是一道街(也称大街)、二道街、三道街。郑口人管“道”叫“趟”，也就是一、二、三趟街。二道街的南头便是运河，这时，运河还是东西向，在那里过河叫“去河南”，而到了东面三道街，运河变成了南北向，所以住在三道街的人们都叫对面“河东”。 
人们都说，位于河流“胳肘窝”的地方风水最好，所以在我现在居住的四线小城，一条河流拐弯儿处的小区，房价竞领跑一万多且数年不衰，而郑口三道街便是这样的风水宝地，它像一个甜睡的孩子，依偎在运河的臂弯里。如果用拟人化比喻老郑口的话，那么以官府县衙所在为主的一道街，便是高贵端庄；以商贾云集店面林立为主的二道街，便是神采奕奕；而以居民居住和服务业聚集为特色的三道街便是朴实自然。三道街并不长，南北也不足千米，但儿时却觉得他那么悠长，那么遂远。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条胡同通向运河大堤，三道街的人吃的是运河水，唱的是运河谣，所有人的记忆都在运河的浆声水影里，所有人的脚印都留在值满柳树和长满香香草的河堤上。可以这样说，大运河包容着三道街人所有细微的情感和希冀，承载着三道街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三道街人倾诉惆怅、抚慰疲倦身躯的心灵港湾，更是三道街人孕育希望、培育梦想的精神依托。
1966年，我最小的弟弟出生，邻居刚刚五六岁的兄弟小四于磊，好奇地问他妈:“小弟弟从哪里来的？”妈妈戏说:“从运河大堤上挖来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一大早，小四兄弟就出发了，拿起铁锹背着筐奔向大堤，可是挖了一个又一个坑，最后抱憾而归。至今我和于磊老弟一见面还会回忆起这段可笑的往事。运河，这一条洋溢着诗意、满载着传统、沉淀着梦想、闪耀着憧憬的河，像乳汁、像血脉，滋养着三道街的芸芸众生，除去把那并不平坦宽阔的三道街和那一条条弯弯曲曲伸向运河的巷子变成一句句美丽的诗行，更将他千百年来发酵和滋养的文化和风情完整地传承下来，孕育了三道街人上善若水的品格、海纳百川的气度、滴水穿石的柔韧、一路向前的奔跑。
在封存在脑海中三道街快乐的记忆中，除去街道两旁大片大片的土屋、斑驳陆离的墙面、陈旧沧桑的板打门儿和食品厂散发出的浓浓的醋酸味儿，邮电局不分昼夜传出的滴滴答答发报声、评剧团名角们清早咿咿呀呀的吊嗓声、郑口完小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更清晰的则是三道街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三道街南头路西，曾是县评剧团的所在地。在那个还没有电，更谈不上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的静默时代，看戏听戏是小城人最奢侈的文化享受，而县评剧团的名角们也成为类似当今章子怡、范冰冰似的铁粉人物。青衣筱淑秋，老生孙永发(人称孙家小三)名气最大，花旦刘占云、黑头林金友、小生周振礼紧随其后，后来又来了王玉清、刘秀芳更是人美艺精，最是那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但命运多舛的置景灯光师满春坡，更是妇孺皆知。据说，当年的故城评剧团名气很大，红遍冀中南和鲁西北地区。小时候，奶奶爱看戏，我也成了老戏迷的跟班。那时年龄小，还不会欣赏那悦耳的唱段和动人的剧情，但每每却被那熠熠发光的头饰和五彩缤纷的戏服所吸引，甚至好几次做梦都梦到散戏后到后台侥幸捡到了那些名角们丢下的一串头饰或一方小手帕。文革开始后，打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口号响彻云霄，终于有一天，在县城剧院广场召开了烧毁戏妆戏服和道具的大会，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被学校指定作为红小兵的代表上台发言，虽声音洪亮却内心空虚，虽慷慨陈词却内心彷徨一一:“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名角们的演出，再也捡不到那闪光的头饰和手帕了”。文革后期，衡水地区剧团合并，名角们也七零八散，但是孙永发、刘占云、周振礼等人仍活跃在戏台上，再后来，我和孙永发的儿子成了同事，更有了经常去他家的机会。老爷子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坚持练功吊嗓。他说，打十几岁学习唱戏，就把这一辈子献给了戏台，在自己的眼里，戏比天大，没有“差不多”，只有精益求精，“好一点”，“再好一点”。三街道街南头路东，是故城县城唯一一个派出所——郑口派出所所在地。院子不起眼，只有几间平房，但门口门楣上方红色的五角星十分打眼，所长杨秀俊的大名更是响亮。杨所长虽谈不上高大魁梧但精神矍铄，虽身居要职但慈眉善目，最明显的标志便是一脸的白癜风。小时候没敢进过派出所的门，但每每从哪儿路过，都有一种敬畏的感觉。杨所长的身影是三道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他每天出东家进西家，嘘寒问暖，快意畅谈，急难险重他跑得最快；谁家有事他来得最早。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那天三道街赶集，一位乡下来的大妈买了一口铁锅，用包袱兜起来背在后背，锋利的锅沿划伤了尾随其后的一个孩子，小孩满脸是血，大妈手足无措。这时，杨所长突然像孙悟空似的变了出来，他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擦拭、消毒、止血、缝针，杨所长寸步不离，买药垫钱毫不含糊，最后一直把孩子送到家。其实，这样的事情杨所长不知默默地干了多少，但眼见为实，这个画面成为我心目中最美人民公安最永恒的定格。如今，全国公安系统都在学习创建福建枫桥派出所，我想如果倒退六十年，郑口派出所定会上榜，杨秀俊所长也一定会是最美派出所长。当年的郑口小城，有三大名医，即王宪瑞、黄玉西、程玉树。黄玉西擅长儿科，程玉树中医见长，王宪瑞治伤寒拿手。这三大名医，三道街上住着两位。宪瑞大夫住在三道街偏南路东的一个普通的院子里。我和他女儿玉洁是同学，所以经常去他家玩耍。三间普通的北屋，房顶上长满了尺把高的草，中堂的八仙桌是他为患者诊病的地方，墙上挂满了写有“妙手回春”、“医者仁心”等字样的锦旗和牌匾。王大夫高大魁梧，看起来是个硬汉，但对病患却细致如发温暖如春。中堂坐诊，当堂开方，就店拿药，每一味一小包，折成三角形，然后是送人出门，再三叮咛。更有多时是外出出诊，半夜被砸门声叫醒亦是常事，玉洁说他们家最奢侈的事就是晚上能睡上一个安稳觉。黄玉西大夫住在三道街通向二道街的一个胡同里。他家孩子多，最棘手的是常年躺在床上的大头娃一一脑积水的小儿子。尽管生活拮据，但黄大夫看病从不漫天要价，出诊也从不收出诊费，而且同样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当年，三道街上还有一位知名度特别高的人，她就是冯奶奶。冯奶奶，高高的个头，炯炯的眼晴，走起路来带风，办起事来如火。她是三道街上不在编的“红白理事会会长”，即古道热肠又处事得当，三道街南头到北头，谁家有事冯奶奶一准到，而她一到，多繁琐的事都会捋得顺顺当当。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老奶奶去世，给在外地的儿子发电报出了点儿差错，邮电局的工作人员登门回访，问起冯奶奶:“老人现在怎么样了？”冯奶奶一脸严肃的说:“老太太现在已经牺牲了。”当时引起我们一众看热闹小孩的一通大笑。虽然冯奶奶没有文化，用词也欠妥当，但是她那颗助人为乐、质朴炽热的心却温暖了整个三道街。我家和冯奶奶家隔着一道土墙，小时候我们常常翻过墙头到她家偷摘墙边的石榴，每每被冯奶奶遇到从不呵斥，反而会摘几个装进我们的口袋里。也真应了“福往者福返”这句话，冯奶奶晚年很幸福，大儿子石门敦厚朴实固守家园，二儿子石夯(大名冯永敬)大学毕业留在省三院任工会主席，勤勉工作恪守孝道，冯奶奶以近九十高寿安详离世。三道街中段有一家县食品公司，公司南墙外是一条通向运河河堤的胡同，胡同深处北面是曹家湾，南边一排土房里面有一座十分显眼地坐西朝东的大瓦房，彰显着这家旧日的辉煌，这里便是王奶奶家。王奶奶家是地主成分，半生备受命运捉弄，但是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却成为整个三道街乃至郑口镇的骄傲。儿子王庭栋是清华大学的教工，文质彬彬气度不凡；大孙子王时中温文尔雅长相出众酷似年轻时毛泽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二孙子叫王明中，才华过人聪明出众，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平时家里只有王奶奶、儿媳和孙女三代女眷在家，可一到暑假，大瓦房里便热闹起来。我和王奶奶家隔着一道一米多高的土墙，常常趴在墙上看风景一一大哥哥比较内向，大多时间是在看书，而二哥哥活泼好动，常帮着妈妈拉风箱、做饭、做家务。大哥哥有一未婚女朋友，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是二道街最繁华处的大槐树下孙家二姑娘。暑假时，两人经常成双成对进进出出，王家哥哥帅气无比，孙家姐姐漂亮过人，引得众邻居啧啧羡慕称奇，我母亲更是常拿他们作活教材教育我们。只可惜由于地主成份家庭的影响，二人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男生后来成为物理学家，娶一京剧演员为妻，而女生则不忘旧情孤独半生，在近四十岁时才在津门成亲。六三年闹大水时，我们家住的土房子几乎坍塌，我们就是在王奶奶家的大瓦房里度过了那个可怕的夏天。在许多三道街人的记忆中，有两个草根人物印象最深。一个是卖糖稀(那时我们叫缠糖)的瞎振海，因为他做的糖稀最甜；一个是挑大粪的马超，他每天挑的粪桶最臭。瞎振海因双目失明，便自食其力做起了制卖糖稀的小生意。一锅红红粘粘的糖稀，两根小竹签，二分钱，便可买到一团花生米大小的糖稀，尔后边缠边拽，越缠越粘，越拽越白。有时我们还会一边喊着“一道两道，当古样(故城俗语，为“中间”的意思)好药”，一边在路边厚厚的沙土上划个十字，在十字中间的地方捏一撮儿白土，放在糖里继续缠，据说这样白得更快。等糖稀缠得很白的时候才舍得吃下去。现在想起来，既不卫生又牙碜，可是这却成为我们儿时关于吃的最美的诗意。
马超其实不住在三道街，但是他的工作要求他每天必须不止一趟两趟的穿梭于三道街。马超的职业是掏大粪，每天挑着两只粪桶来来去去，只要出门，八成会碰上他，而只要看到它，我们就会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齐声呐喊:“马超家，真恶扎，洗脚水拌疙瘩！”，听到这些，马超从不烦恼，脸上总还带着老实憨厚的笑。多少年过去了，当我懂得了“没有一人臭，哪来万家香？”的道理，曾无数次为自己对马超的不敬而忏悔，总想能见着他，向这位时传祥式的掏粪工道一声:“辛苦了！”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郑口镇唯一的一所小学也在三道街上，所以三道街也成为教师居住最聚集的地方。杨新民、步以亭、王培英、董志斌、吴秀云、王之文、李会琴、蒋秀芝等郑口完小的名师都曾在三道街上住过。我从一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师从于吴秀云老师，那时吴老师还没结婚，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吴老师经常穿一件豆绿色泡泡袖上衣，衬得肤色白里透红美得炫目。吴老师不但人长得美，而且心灵也很美。在学习上，她像严父般的严格，我们班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生活上，又像慈母般的温暖。吴老师刚结婚时，就住在三道街离学校很近的地方，每到下雨天，她总是留下路远的同学，让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我们的班长韩桂琴同学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吴老师不止一次的在班会上含着眼泪教导我们要多关心她帮助她。我小时作文比较好，吴老师对我的每篇作文都认真阅读，仔细点评，这为我后来走上新闻工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道街上，还有年轻时守寡、带着两个儿子住在板打门房子，坚韧不拔不向命运低头的白白胖胖的庆福大娘；以修自行车为生计，爱说爱笑爱坐大街的姚家胖婶；有文静优雅、多才多艺，丈夫去了台湾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董志斌老师；有董老师那无师自通、画艺超群、以卖玻璃画镜为生的儿子张洪喜；有匠心独运以制作锅盖出名的贾家锅盖铺；有每天最早升起炊烟的张家开水铺；有嗜酒如命，每天伴着午间广播《东方红》开始曲畅饮的孟家奶奶……可以这样说，当年的三道街杂糅了多元及本土文化，亦圣亦俗，亦庄亦谐。十六岁离开三道街，距今已经五十年。这么多年来，虽无数次的回故城老家，但每每都是忙于工作，匆匆去急急归，无暇顾及三道街的兴衰，更由于县城西扩，甚至连路过的机会几乎都没有。退休后的第一年，闲暇下来的我急急地回到郑口，来到了三道街和我曾经住过的小巷子一一儿时的记忆已随风而去，仅存的一处老屋静默无语，成为三道街最后的温柔。跟儿时的三道街相比，这里更像是一个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的女子，虽年华已逝，但是却封存了老郑口面孔中最动人的皱纹。虽然文中所写到的三道街那些熟悉的面孔大多己作古，街面也早已物是人非，但老街的人和事却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成为我载不动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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