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女权主义者对布迪厄作品的一个主要批评在于，他如何处理性别与资本这一关键概念的交叉问题。对布迪厄来说，资本是性别中立的。而且，他认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下，妇女是承载资本的对象，而不是使用资本的主体。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甚至将女性视为'无条件的支持者，但她们对游戏的现实和赌注知之甚少'('unconditional supporters who nonetheless know little of the reality of the game and its stakes’)，这意味着女性对男性主导的性别规范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这种否认妇女有能力使用资本的观点招致了女权主义学者们的许多批评。在女性主义的布尔迪厄作品中，贝弗利·斯凯格斯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在批评布迪厄在其最初的资本概念模式中对性别的忽视时，她指出女性气质是女性可以获得的一种文化资本。她的研究重点是探索工人阶级妇女如何塑造她们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评价，特别是在女性气质的身体标志方面。她发现，决定女性理想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工人阶级妇女并不友好。
凯特·胡帕茨继续讨论了女性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并进一步将两种形式的性别资本概念化：女性气质资本(feminine capital)和女性资本(female capital)。她根据妇女在利用其女性气质和女性特质以获得有偿护理工作的优势方面的看法和经验，认为女性气质和女性特质都可能是妇女以创新方式调动的资本形式。通过这样做，她区分了女性对性别的实践和仅仅拥有女性身体而没有女性气质(By doing so, she differentiates doing gender and simply being perceived to have a female (but not necessarily feminine) body)。
本文中，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和女权主义对它的批评研究为分析 '女性特权 '现象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因为这种在夫妻住房消费谈判中的性别优势体现了性别是如何作为妇女的一种权力形式，以使她们在某些社会领域中更好地定位。我采用了凯特·胡帕茨（2009）关于 '女性资本'的概念。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女性身份是享有特权的。当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家庭要求未来的新郎为婚姻提供房子和相关的物质资源时，这些妇女强调了她们的女性身份，并利用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性别表演性不一定参与其中。此外，在说明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代际动态时，我还将讨论（女性形式的）性别资本如何以一种与经济和社会资本相互联系的方式发挥作用，产生性别形式的优势。
现有文献表明，传统的男性主导的性别规范仍然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的性别角色协商和性别实践往往是以一种融合现代和传统元素的方式形成的。例如，对于80后的年轻女性来说，虽然她们认可个性化的自我身份，并努力颠覆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中的性别规范，但她们也在求爱和约会等领域巩固了男性主导的规范。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年轻女性在面对父权惯例和性别规范性的择偶时有不同的资源：强调情感、共同价值观和平等主义的女性大多是社会中产；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她们相对更关注男性的物质资源。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被选为本研究的地点。特别是在后社会主义住房改革方面，广州是一个处于这种社会结构变化前沿的城市。现有的研究表明，广州是中国最发达的住房市场之一。因此，广州可以被用于研究人们对于高住房成本的感知，以及它如何塑造中国人在亲密关系里的实践。这项研究也有可能促进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中对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生活的理解。
从2011年8月到2017年6月，我采访了48位生活在广州的女性，他们年龄在24-40岁之间。这些女性来自中国的13个不同省份。大多数受访者都是20多岁或30岁出头的人。其中31人是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她们在接受采访时都有工作。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提供部分经验数据。出于保护隐私方面的考虑，所有的名字都是匿名。
西班牙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承诺拥有住房，男性的经济前景与结婚有正相关。即在传统的婚姻模式里，丈夫一般是是养家糊口的人，妻子则是家庭主妇。中国最近关于房屋所有权的研究也支持性别差异。学者们发现，女性似乎比男性更重视拥有房子。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探究为什么在许多中国年轻人准备结婚的过程中，夫妻间的房子往往被认为是必需品，以及为什么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在本研究中，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一个务实的理由，即购房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因户口问题和当代中国社会租房市场监管不力而带来的不便。他们试图通过本地化的福利制度，如医疗和儿童教育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同时这种医疗和儿童教育机会等福利待遇的本地化，也加剧了社会文化和城乡的割裂。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拥有夫妻共同财产，以便更好地享受作为当地居民的福利，并真正在城市中 '定居 '。
然而，当涉及到夫妻住房消费的压力时，许多妇女的价值观和做法反映了一种性别不平的。随着中国房价的不断上涨，许多女性承认她们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够提供婚房，或者至少能够承担大部分的金钱支出责任。在夫妻住房消费中，中国丈夫通常被认为对购房价格有较大的经济贡献。受访者经常提到一些术语，如 '保证' 和 '安全感' 等词语来证明他们对婚房的要求具备合理性。通常有两种方法来确保这种安全感。首先，一些女性要求男性提供无抵押的婚房，少数女性甚至要求在婚后共同登记这种婚前财产。第二，如果男方在结婚登记前名下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一些妇女会要求将夫妻双方的资源集中起来再购买一套房产。这样，她们就可以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这种性别观在受访者中相当普遍。这些妇女有自己的事业和经济成就，这为她们的自主权提供了前提。然而，至少在夫妻住房消费这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重要生活事件上，她们采取了一种 '自我缩减版的自主权' ('a self-curtailed version of autonomy’) 或 '自我选择的物化' ('a self-chosen objectification’)的策略。她们认为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女性具有既得利益，即男性在婚姻里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当前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中国青年倾向于追求能确保经济稳定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利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利用性别资本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寻求保护的做法，尽管这牺牲掉了男性的部分利益。
关于夫妻住房消费的问题，许多受访者将讨论延伸到为什么他们对 '裸婚'（即没有房子和汽车就结婚）感到排斥。他们一直强调有物质基础的 '安全感'。本研究的数据显示，有以下几个原因使这种 '安全感 '成为当代中国浪漫对话中的核心话术 (a central grammatical ter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romantic talk.)。
首先，婚房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对年轻人来说，婚房代表着“家”的实体。29岁的阿珍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她和丈夫来自小城市的普通家庭，同时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很多经济支持。婚前，他们曾同居在广州的出租屋里，这段婚前经历让阿珍觉得“在这个城市没有家”。因此，当他们决定结婚时，他们用所有的积蓄支付了公寓的首付。她的丈夫支付了大部分，因为他的工资较高。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完全部房款，因此，他们决定在婚后25年内还完所有房贷。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给阿珍 '一种家的感觉'，这种中国式的浪漫体现了夫妻房的象征意义。
其次，一些受访者担心，'裸婚'让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变低。其中，不少人提到，近年来离婚率不断上升，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关系没有太大信心。当婚姻看起来不稳定的时候，她们想抓紧一些具体的东西来感到安全。这些妇女倾向于将 '实际'的婚姻生活与 '浪漫'的恋爱阶段区分开来。在她们眼里，现实和世俗的生活不是童话；它充满了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物质资源（例如，夫妻间的房子）可以巩固承诺。承诺，使人能够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以杨的故事为例。杨是一名26岁的会计师。她和她的男朋友明同居了一年，他们认为彼此是自己的结婚对象。鉴于近年来房租的上涨，他们打算买一套房子，而明的父母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杨女士来自一个贫困家庭，她的父母在这方面不能提供任何支持。当杨提出她想在买房前结婚时，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明和他的父母认为他们不应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急于结婚。而对于杨而言，婚房是明爱她的象征，他愿意给她一个承诺。如果未来他们离婚，杨也有能力养活自己。
第三，对于孩子抚养者和离婚者来说，性别不平等也影响了妇女对婚姻中物质基础保障的要求。本研究中不少已婚妇女说，她们在抚养孩子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丈夫多得多，而照顾孩子的工作通常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同时，他们认为女性在离婚时比男性损失更多，这也使她们感到担忧。以程的故事为例，程是一名33岁的高级经理，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她是一个小康家庭的独生子女。她的父母在她单身时支持她买了一套房子。她在工作上颇有成就，因此，房贷对她来说并不造成困扰。她和丈夫都有婚前财产，因此他们在住房问题上也不存在不和谐因素。然而，作为一个2岁孩子的母亲， 她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没有社会支持，养育孩子会使妇女很脆弱。在工作中，生育孩子会对一个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的影响——当她生完孩子就会被分配到一个薪水更低、工作更清闲的岗位上。同时，哺乳期的女性也要在家务和育儿上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一点上，法律对全职妈妈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在本研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确实强调了个性化的自我身份，并声称他们不想在夫妻住房消费中'利用'(take advantage of)男性。其中大部分妇女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她们希望通过保持独立，在她们的关系中获得 '平等的发言权'。她们中的一些人正处于相对年轻的年龄。与做房奴相比，他们在现阶段倾向于提高生活质量。然而，妇女的父母对其未来的女婿有很高的物质要求。尽管一些年轻女性希望独立，但许多父母仍然鼓励他们的女儿遵循传统，让男性来提供住房。
一些学者认为父母对子女住房的关注，可能源于这些父母过去的生活经历。例如，学者发现，上一辈中的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迁移到农村，对贫困的农村生活的恐惧使他们对子女的婚姻非常重视。他们会尽力帮助自己的孩子结婚并在城市定居。其他学者同样观察到，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年父母逐渐失去了他们曾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轨制度中获得的利益和保护。因此，在处理他们成年子女的择偶问题时，他们坚持要求他们的子女实行超生，认为这将有助于确保甚至是提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能够负担得起夫妻的消费的男性具备较强的能力，出身于小康家庭。因此，这也是父母在评估自己孩子的潜在伴侣时的一个明确标准。
另外，即便父母对家庭的支出和投入在增加，但在父母的投资方面存在着性别不平等。部分学者观察到，受重男轻女和夫妻财产通常登记在丈夫名下的传统影响，许多父母不愿意支持女儿的住房消费。现有文献还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的观念是由父母的阶级背景、两代人之间的居住距离等因素决定的。在本研究中，我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年轻女性对夫妻财产的谈判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这种代际动态产生了两种情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资本如何与经济和社会资本一起产生性别化的优势形式。
首先，对于来自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来说，尽管她们的父母有能力并且愿意支持女儿的住房消费，但许多父母仍然坚持认为男性和他们的家庭应该为新家庭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 '不容置疑的'。尽管一些年轻女性有不同的看法，但她们很少与父母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与来自条件较差的同行相比，来自相对富裕家庭的成年子女的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亏欠更多，因为他们得到了父母的投资。因此，作为一种回报的方式，他们会有意识地屈服于父母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父母有能力为成年子女的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经济援助，如夫妻住房等。父母的经济优势会使他们具备更高的议价权。
其次，对于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妇女来说，她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住房方面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本研究显示，由于这些弱势父母无法为女儿提供物质帮助，他们更倾向于强调他们（未来）的女婿应该比女儿更有能力，赚更多的钱，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一些父母甚至敦促女儿充分利用女性享有的利益。对于那些打算在夫妻住房消费的谈判中利用女性资本的女性来说，父母的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当她们（和她们的家庭）可调动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少时，她们会更多地利用她们的性别资本在传统性别规范中获得更多实际利益。然而，对于其他反对者而言，尽管他们没有在住房上受到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但同时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来重新定义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通过对布迪厄资本概念的女性主义分析，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中许多女性要求男性为婚姻提供房屋和相关物质资源这一有争议的 '女性特权 '现象。我阐述了女性如何在夫妻住房消费中利用他们的性别资本，导致男性被期望在提供婚姻家庭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我认为女性受到实用主义意识形态(the pragmatic ideology)的影响，从而遵循物质主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materialism)。 我认为，这些妇女对传统的 '能力较弱 '的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应该与简单的、不加批判的回归传统区分开来。相比于无条件遵循传统，这更可能是她们寻求保护的策略。
在这篇文章中，我研究了年轻女性用 '安全感 '一词来阐述她们要求婚房的合理性的原因。除了住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房子和家庭的紧密联系以外，对年轻人而言，当婚姻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时，婚房这样的物质资源可以更好地巩固婚姻的承诺。尽管年轻人的梦想超越了以世俗婚姻生活为中心的传统亲密关系模式，他们更强调精神需求和情感关系，但他们的浪漫话语从未偏离 '物质和浪漫动机的双重话语'(“the dual discourse of material and romantic motives”)。在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对婚前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在婚姻的承诺里人们也更青睐对物质和财富基础的表述。与语言和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在更大的性和关系选择环境中巩固承诺的情况类似，具体的物质投资有助于人们在经济不稳定的后社会主义环境里实践他们的承诺。
该研究的结果也为性别形式的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结论。例如，阶级差异可能对年轻女性在夫妻婚房的商议中使用性别优势产生影响。通过讨论父母对妇女在夫妻财产谈判中对女性的影响，我探讨了女性资本是如何与经济和社会资本一起产生性别化的优势形式并影响代际动态的。本研究的数据显示，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大多数年轻女性的父母都认为男性和他们的家庭应该为新家庭做出更大的经济贡献。对于那些打算利用自己的女性资本在夫妻财产谈判中发挥优势的妇女来说，父母的观念也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打算和他们的伴侣平分住房支出。家庭背景良好、职业上的成就、和性别平等的价值观等因素促成了这些女性的观念。然而，在代际冲突方面，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妇女有更多的自由来重新定义她们与父母的关系。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屈服于父母的压力。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不再与传统的父母权威挂钩。相反，它往往体现了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的互惠性。
最后，夫妻住房谈判中的 '女性特权'现象实际上根源于分层的性别社会秩序。同时，在一个经济和情感状况都不够稳定的社会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可能会加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夫妻双方都处在私人住房价格飞涨的压力下，即便女性的性别资本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提供保护，但它使得年轻男性及其家庭在婚姻中承担的经济负担比以往更重。男性对住房消费上的支出，也可能反过来证明了男性主导的性别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