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人民公社时期的回忆

                

作者|黄浩

在漫长的农耕年代，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下来劳动人民那种“单干”的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起程中，让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土地从私有制个体单干，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经历一次又一次变革，亿万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从此他们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公社社员”。

解放初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耕者有其田”，生产力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以户为单位的单干到之后的志愿联合的“互助组”，成为以各自分得的田地联合耕种的小集体生产关系，初步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也明晰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互助组”为后来从初级到高级农业合作发展建立了雏形。  

1955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全面开始创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迅速在全国铺开。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是劳动农民为共同发展生产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员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社员私有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私有的耕畜、大中型农具则按合理价格由社收买，或收交为集体财产。

衢县县委审时度势，决定在“石梁区下坦乡（现万田乡）”开展创办“初级社”试点工作。为加强领导，成立“农村工作部”，组织班子、选调办社专职干部共20多人，组建初级社试点工作队。经岗前培训，在县领导带领下，全体队员前往并开展工作。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半年工作后，衢县第一个“初级社”——“胜利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原“下坦乡”成立。随后“办社经验”推广，并迅速在全县掀起“办社”高潮。

1957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又迅速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农具、耕牛全归集体所有。

从1952年到1958年，广大农民沿着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轨迹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治理体制，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初期基层的农村行政管理机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

1958年下半年，中央通过《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曲折前进。中国农业生产模式，从过去陈旧的单干形式，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人民公社集体模式，翻开了划时代的新篇章。

在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号召下，人民公社运动的滚滚热潮席卷整个中国，迅速在全国推开。

同年10月，在杜泽区的基础上，建立了“红旗人民公社”，次年4月，改名“杜泽人民公社”（后称大公社），下属岳山、杜泽、周家、板桥等12个管理区。1959年12月，板桥管理区并入周家管理区。1961年9月，恢复杜泽区，在周家管理区的基础上，成立周家人民公社。

我国人民公社运动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建立不到两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多数被人民公社所代替，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高级社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民兵）等各方面的工作。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基本上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在人民公社内部，从生产资料所有、分配制度、交换关系乃至社员的生活资料都强调一个“公”字。原来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

在各种公共事业建设中，如挖渠道、建水库、修公路等，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和农民的财物。

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即农村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下，它是农民政治、经济、生活的存在体。上级机关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层层下达，公社又将其分解到各大队，大队把它安排各生产队，所有生产过程，由集体支配，非农民自己决定。农民的所得由工分决定。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及统一收购，所需要的商品由国家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统购统销”。

“人民公社”也是一级基层政权机构，是县的下级，又是大队的上级。“大公社”初期，“机构”少而精，干部人数也不多，一人一岗。设书记、社长（有的也设副社长）和武装部、税务所（员）及文书、公安特派员、粮油干事、农业干事、青年干事、妇女代表等。             

    ——人民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以自然村为基础，和几个自然村共同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小队）。生产队是以自然村来划分，视“村”大小，分成一个或多个生产队，也有的一个生产队要包括好几个自然村。因是这样，一个生产队往往具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像我们石井大队“黄沙埂”（自然村）的第四生产队，全是的楼姓。

各个生产队的土地（山、田）都不一样的。“土改”时将这些没收的土地分配给了各家各户，成立人民公社时，又作为集体土地收拢，成立了几个生产队。所以说，解放前，村子里地主、富民多及富裕人家，土地就多，于是分到各个生产队的土地也就多。

生产资料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分配制度有了改变，施行了工分制。“工分工分”，一家人的命根。社员劳动报酬，采取工分的形式，所提供的劳动，用工分来表示，于是记工分成为农民白天劳动后聚集的一种常态。

那个火红的年代，有一首歌颂人民公社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创作后，迅速在全国传唱。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唱，男女老小也会唱。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了花，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雅俗共赏，经典流传，至今耳熟能详。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业节目的开场曲，就是这首歌曲，可见当年此歌的流行。

歌颂“土改”运动、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文学作品很多，著名长篇小说，如：柳青《创业史》、浩然《金光大道》《艳阳天》和周立波《山乡巨变》等；还有现代京剧《海港》《龙江颂》。反映那年代的电影，比比皆是，如：《暴风骤雨》《夺印》《青松岭》《红雨》《天山上的红花》《战洪图》等，它们那些插曲，歌声响起，激昂人心，满满的回忆。

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出版很多宣传人民公社的宣传画、年画。如：根据1958年在河南七里营视察时提出的“人民公社好”创作的《人民公社好》；依据“农民识字的扫盲运动”为背景绘画《做个有文化的新农民》；以良种试验培育为场景描画的《选良种 夺高产》；用红小兵参加生产队劳动捡麦穗画面绘制的《我们是公社小社员》等。

   我们所在的周家人民公社，驻地在宋家大队，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就放在一栋四合院建筑老屋里，上下两层，既办公室、会议室，又是干部宿舍。

后来的日子，又在门口造了两栋平房，办公条件也改善了！公社广播站、信用社、电话总机房也放在这里。

大门口，有一个广场，北面路边砌了个台子，是公社开大会的地方，如：批斗会、动员会、宣讲会等。文艺演出也在这里进行，白天演，晚上也演，不管演出什么，无论什么时间，人们都会跑去看看，消遣消遣！

那时候的公社，只有十多个干部，书记、副书记及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行政配置：社长、副社长。以及武装部部长、文书、公安员、调解员、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和粮食专管员、毛猪专管员、农业技术员、会计辅导员（也称“四员”）等。公社干部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也叫“脱产干部”。早先年间，也有少量是“自聘”人员，不拿工资，是以“工分”计酬的，这部分人就叫“半脱产干部”了！

公社干部里，文书是最忙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还得有点文化的人，最起码能写写材料、统计数字这些，负责婚姻登记、接待来访、文件收发交办、户籍管理。还承担着传达县委指示、公社开会的通知，当年通信条件有限，只能通过有线广播下达。

一个大队一般管辖几百上千人，一个生产队一般管辖几十人上百人。大队有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妇女代表、团支书、会计及治保、调解、电工等“干部”。他们平时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到公社开会或在大队工作时，拿的是误工工分，如是一天记10分，半天则是记5分，也要将这些工分计入所在生产队，进行记账分配。大队还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他们也是以工分计报酬的。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生产队则是最为基层的劳动单位和分配单位。生产队队长、副队长、队委，三人为最高“决策者”，统领整个生产队一切事务，一年四季农活由他们安排、计划。以队长为“首领”，每天由他分配劳动任务。还有会计、记工员、植保员、粮食保管员、经济保管员等。

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平时劳动记工分，年底后再按工分的多少，分值和人口等进行结算，分配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大家对种粮食都很重视，几乎所有的田地都得到了充分地利用，满山遍野种上了农作物。

——“文革”期间，与全国各地一样，1966年5月，周家公社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由组长兼“革委会”主任，再配副组长、成员各一名；“老中青”三结合的要求，于是那个“成员”的人，就要安排年轻人了！（1979年外出求学，公社出具户口迁移和人民助学金证明，落款、印章就是“革命委员会”）。石井大队同步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这是“文革”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组织形式。

大集体年代的政治背景：在那个年代，无论走到哪里，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道路两旁，皆能看到醒目语录、口号。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等。像我们石井大队同样也很多，“毛主席语录”标题是用红笔写的，下面的内容是黑笔写的。

如重大项目开工，还要在附近山坡上用石灰“写”上大大（笔画粗达一尺多）的相应标语。先用锄头铲出一个字，后石灰铺上便好，再让在下边的人看看是否行，一个字又一个字地“写”，少则半天，多则一二天。如：建水库，就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了！

——在读高中期间，有过此难忘的经历。为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造势”，学校组织学生到驻地大队书写墙头标语。严老师对仿宋体的速成“培训”，经过父亲的“指教”，我和其他2位同学选上，次日出发前往。先用石灰水把墙壁刷白，再用教学三角板构出字的框架图，最后用颜料把字描红。标语内容还能清楚记得，“战天斗地学大寨、雄心壮志改山河”。

在那个年代，“墙头画”也是中一种重要形式，在城乡各地均可见，尤其“文革”时期，特别地多。

找一块合适的墙头刷白，依据什么内容，构思相对应的图案，用纸画上，反复修改成稿后，再按图画就是了！

周家公社的大门口的墙壁上，经常画些这样的“宣传画”，它们这些都是我父亲学校里他们老师画的，有时会跟去看看。

小时候，父亲带我到在城里玩，在汽车站广场北面，背靠我们住的旅客这边，竖着一幅大大“毛主席画像宣传画”。心想：这是幅画谁画的呢？这人真当好厉害啊！参加工作后，有一次与剧院经理姜行龙聊天时，无意中谈及此事，他笑眯眯告诉说：是他画的了！困惑多年“迷”这一刻终于解开了！

有一年，去“玳塘”外婆家拜年，远远望去，大门口两边墙壁画（写）满宣传画（标语）。寅丰（表弟）告诉说：是“知青”（他们大队有个知青）那些人画得嘞，接着说，大队部也有，板壁也画了好多。好奇心驱使，我约他一起去，果真如此。

——岁月轮回，曾经兴极一时墙头标语、墙头画，已在湮灭时光流水中消失，更多的是被广告画替代了！

当年的人民公社，都设有广播站，广播也是那时候最有效的传媒手段了！除了会议通知外，还有更多的他用。定时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生产安排及进度。宣传好人好事。如有重要工作，要开广播会，由主要领导讲话，布置工作。无特殊情况，一般以晚上为多，每次都要在县广播站播音结束后，打开公社广播站放大器播讲。

公社还有拖拉机站，周家公社也有。还记得，最早是一辆“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永康拖拉机厂生产的）。有一天下午，对面公路突然行驶着“稀奇古怪”的东西（后得知，是手扶拖拉机，从物资局提货后，开回来了），像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不知“何物”！以后的日子，很多大队都有了，我们石井大队也有一辆。

几年后，又添置了更先进的由上海拖拉机厂生产的“丰收—27型”和“丰收—35型”轮式拖拉机。除了农用以外，有时也是公社领导出行的“工具”。

上世纪70年代初，根据县里统一安排，周家公社电影放映队成立。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它给了当地百姓带来更好、更多的精神享受！

在那段年月里，公社干部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公社，最多一二把自行车，于是大多人下乡都是靠步行的。深入一线，田头转转，查查生产，现场处理一些问题。一到农忙季节，除一人留守外，所有干部都泡在田头。调查研究，种试验田，早先年间推广矮脚南稻和以后岁月的杂交水稻。

公社明确要求，“一队一人”，每个大队要安排一名干部，不仅要抓生产，而且还要协助做些其他工作，并要求吃住在大队。人们对他们很是敬畏，像我们小孩更是，总是躲的远远的。但不摆架子，对人和蔼可亲，喜欢跟大家“唠家常、谈农事”。这些干部，平时就是吃“派饭”，当地人总把他们当亲戚，显得很客气，加几个菜、炒个鸡蛋什么。临走前，要向“东家”交2.5角钱和半斤粮票的伙食费，这也是规定。

1977年7月，高中毕业，回到了石井大队第二生产队，开始生产队务农，成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回想当年，留恋的是那片炙热的田园和清纯的空气、芬芳的土地。还有那共同劳动，欢声笑语、热火朝天的忙碌场景。

当年公社派出蹲点干部是周绍春（文书），乡亲们都亲切喊他“小周”。夜以继日，深入田头、检查指导田间管理，走家串户、问寒问暖解决问题。尤其在“双抢”更是，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从这队到那队，满田畈来回地跑。

——这期间，经他的积极争取，县里无偿提供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抽水机（含柴油机）。后来大队又用柴油机做动力，办了碾米厂，方便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

1982年7月，从金华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杜泽人民公社”，就这样，情不自禁地当上一名公社干部。

当年的公社管理机构，不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是一把手，管委会主任由副书记兼任。

公社干部也多了些，约是一支十五六人工作团队。除了早先配置的四员（粮食专管员、毛猪专管员、农业技术员、会计辅导员）外，依据需要，还配置了水利员、计划生育专管员、农机管理员、林业技术员、财政员。而那时，“毛猪专管员”一岗就没设了！

从一般干部干起，从驻队蹲点做起。半年后，担任“社办企业（后改为'社队企业’办公室”主任。不长时间又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团委书记。直至1984年1月底，因工作需要离开，调到了杜泽区工作。

198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建立乡、镇政府和合作经济形式的人民公社工作在全国展开。

从人民公社到人民政府的过渡，这不是一般的职能转变，而是一个历史时刻转变。这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公社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安排由我主持筹备了！区委也十分重视，安排一名区委委员到各公社检查、指导推进。区纪委委员余定福被安排在杜泽公社，这也是我俩第二次合作。

1984年1月10日上午，杜泽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大礼堂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选出了乡长和副乡长2名，至此杜泽乡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大队、生产队的管理体制，也被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取代。

在这次改革中，人民公社转为合作经济形式，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名称还保留，但不再履行原有的管理职责，名存实亡了！

一段时间，乡（镇）党委、乡（镇）人民政府与人民公社三个组织同时存在。“人民公社”，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称”，只是保留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了！

——我非常荣幸地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由此感到欣慰！

人民公社时期，造就一种新形式企业——“社办企业（后称'社队企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的前身。在计划经济年代，国有大型企业满足国家计划外，多余的产品都有社队企业加工的。

社办企业又称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起源于1958年的“公社工业化”，即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兴起于60年代中后期，到了70年代，绝大部分公社或部分大队办起了社队企业。社队企业，在80年代初中期得到了大力发展，规模堪比地方国营企业。

——当年的杜泽公社，就有水泥厂、砖瓦厂、煤灰厂、农机厂和一个公社农场。

社队企业，为今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人民公社的产生与水利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加快农业发展，首先的困难就是水的问题。进行稍大的水利建设，靠一村一社已经无能为力，迫切需要社与社的协作，于是催生了人民公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公社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非常重视。每到秋冬农闲季节，公社和大队、生产队都会安排劳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工程。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会儿，就参加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人民公社时期，“土法上马”修建数以万计的大小水库和渠道、堤坝、围堰等水利设施，时至今日，其中的很多仍在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掀开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新篇章，水利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一处处民生水利工程润泽山川，为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也为今后加快水利建设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许多启示。

人民公社，属于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公社管辖大队，大队管理小队。它存在于1958年至1984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随之解体。

往事如烟。“人民公社”已渐行渐远，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而改变，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对于我们而言，却是记忆犹新，它给了这一代人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202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