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富美林淑华抗父命执意嫁给穷小子徐惠民……一言难尽！

上世纪30年代，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升，向来由男性文人把持风向的海派文坛，陆续走出了三位年龄相仿、风格迥异的女作家。

然而，在三人各自精彩的作品背后，也藏着她们彼此坎坷的情感道路。

写下《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对风流成性的胡兰成绝望后，远赴大洋彼岸，与年长近30岁的美国人赖雅相遇，开启了又一段不尽如人意的新恋情；

苏青则在对悲剧般的婚姻失望透顶后，选择带四个女儿净身出户.

此后，她又凭借《结婚十年》、《歧路佳人》等作品一炮而红，逆袭成为民国时期最富有的女作家；

而第三位女作家，则用8年等待，以2年相守，借一生回忆，写下了凄婉动人的《生死恋》。

她叫林淑华，自26岁那年徐惠民走之后，她封心锁爱，终此一生。

1919年，林淑华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在政府任职，家境殷实。

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女，林淑华自幼便受尽宠爱，早早开始接受家庭教育，不到十岁，便已才华初现。

“一·二八”事变后，14岁的林淑华还未初中毕业，却也只好中断学业，回到家中躲避。

尽管如此，林淑华心中那颗好学的火种，却并未从此熄灭。

除了自修学校的课业，她对文学和习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余下的时间，便跟着母亲学做一些刺绣、缝制之类的手工活。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这份平静却被补习老师徐惠民打破了。

徐惠民就读于上海著名的致格中学，比林淑华年长3岁，彼时正读高三。

为了赚取学费，每天放学后，徐惠民都会应邀赶来林家，为林淑华辅导一个小时。

三个多月之后，他们早已不像开始时那么拘谨，彼此间有了更多了解。

徐惠民4岁丧父，跟着哥嫂生活，能上学已是不易，自然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成绩向来名列前茅。

不仅如此，他肯忍耐，肯吃亏，乐于助人，待人接物也落落大方，这让林淑华倾慕不已。

而林淑华的文静、美丽和才情，也让徐惠民暗暗心动。

某天他注意到，这个女孩眼底忽然添了几分忧伤，常在无意间紧锁着眉头，或轻声叹气。

原来，林淑华的舅母不久前刚去世，而她也是在舅母弥留之际才知晓，自己其实是舅母所生的孩子，只因现在的父母无法生育，早年间才将她过继入门。

亲生母亲在自己面前离世，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林淑华久久难以自洽。

怜悯、欣赏，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徐惠民不愿再压抑自己的情感，决心向林淑华表白。

终于有一天，当屋内只剩下他俩时，徐惠民握住林淑华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心里话：

“让我斗胆说一句，我愿尽力安慰你、帮助你……”

林淑华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面部、耳朵全是热辣辣的。

就这样，一个是富家千金，一个是家贫少年，他们不顾身份的悬殊，礼教的禁锢，跌进了爱情的漩涡。

很快，风雨便至。

本就思想顽固的林父，得知此事后，决意叫停女儿的补习，即便林淑华再哀求，都无济于事。

别后的两人很难相见，所有思念，只能融化在字里行间，鸿雁传情。

悬隔两地期间，他们聊学业，聊志愿，聊兴趣，更聊理想和人生。

感情未被空间阻隔，反而日益加深。

半年后，当林淑华再次展信时，她惊骇得几乎要喊出了声音。

随信寄来一块手帕，帕子上染有血迹，那是一个用鲜红的血写成的“心”字。

这是徐惠民跪在先父遗像前，咬破手指写出来的，他恳求父亲在天之灵能保佑自己与淑华成为伴侣。

虽然他知道，环境不允许自己有此奢望，但他更牢记了林淑华说过，“爱是无论贫富的，爱是神圣伟大的。”

不久后，徐惠民的大嫂到林家提亲，却被林父重重羞辱了一番。

在林父眼里，爱情不可能不论贫富。

林淑华痛哭后大病一场，而这一顿羞辱，也恰好成了徐惠民生命的转折点。

他原想高中毕业后出来谋生，经此羞辱，打定主意要继续升学。

徐惠民很争气，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咬了咬牙，决定入学医科最为著名的圣约翰大学。

可医学这条路，却也是最难走的，前后加起来得七年。

七年时间里，不知会有多少不可预测的变化。

徐惠民觉得自己太自私，也担心林淑华为了等自己，要忍受太多的痛苦和压迫，受人歧视。

果然，就在徐惠民进入圣约翰大学后不久，有人兴冲冲地来到林家提亲。

对方家族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富户，林父一下就动了心。

何曾想，向来文静乖巧、胆小听话的林淑华，竟然以绝食来抗婚。

得知女儿执意下嫁徐惠民，父亲怒扇巴掌：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林淑华捂脸冲回房间，一动不动地躺着，饭也不吃，流了一整夜的泪，不久便病倒住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徐惠民的日子也不好过。

学校里课业紧张，自己出身贫苦，时常受人冷眼和嘲讽。

而且，自上次提亲被林父羞辱后，兄长就反对他再和林家姑娘有往来。

二人这条通往爱情的道路，霎时间长满了荆棘。

如果林淑华和徐惠民的爱情就此止步，那么后来的故事，也就不会那般令人唏嘘。

林淑华这一病，让事情暂时有了回转的余地。

林父托人再次打听那门亲事，这才知道，对方是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来者不拒。

林父当然也不愿意将女儿推入虎口，但他那被传统礼教禁锢的思想，哪那么容易改变呢。

他严格限制了女儿的行动自由，致使林淑华连大门都没法迈出一步。

随着全面抗战的发动，上海很快成了不安之地，林淑华和徐惠民的联系也再次中断。

即使内心非常想念、忧急，完全打听不到彼此的情况，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等待。

终于，在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年秋天，徐惠民进入医学院实习，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林父见状，也逐渐对这个小伙子态度改观，慢慢对女儿放松了管制，不再像从前那般固执，两人可以每周见上两次。

毕业典礼那天，两人已经相爱七年，她们第一次看了场电影，第一次到饭馆吃了顿饭。

母亲留给自己的那块手表，林淑华把它戴在了惠民腕上。

她知道，这块表对惠民来说，既无力购买，又不得不备。

所有的荆棘和障碍，都一点点被两人给铲除了。

只要再等上一年，徐惠民过了实习期，他们就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

他们攒下每一分钱，想办法租了间房，添置了几件简单的家俱，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清贫拮据，但苦尽甘来的他俩，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惠民的要求下，林淑华辞掉了工作，一心帮他开诊所打下手，以便于惠民能随时出诊。

因为随时有出诊，遇上风和日丽的日子，惠民常常不能陪妻子外出走走，林淑华也从未有过任何埋怨。

不久，新生命的到来，让这个家庭更添了许多欢乐。

他们咬了咬牙，把所有积蓄凑在一起，定下了一套稍大点的房子，共同期待孩子的成长。

然而，就在搬进新家的第三天，徐惠民突发高烧，咳得很凶，住进了医院。

胸片上显示，他的肺部有铜元大小的空洞，诊断后确诊，是急性粟粒性肺结核。

这类型的病，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治之症。

此时的林淑华，肚里怀着第二胎，已有九个月身孕。

从医院回来当晚，林淑华就破了羊水，孩子早产没有奶水，只能靠米汤和奶粉维持着，瘦瘦小小的。

这个孩子的到来，再没有了当初迎接第一个小生命那般的喜悦。

此时的林淑华，心中只剩焦虑和担忧。

丈夫住在医院，病情凶险，800元一天的住院费，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林淑华把能借到的钱都借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保住丈夫的命。

她等了丈夫八年，在一起才不过两年，幸福生活刚刚开始，怎么就突然要被老天爷夺走呢？

生下孩子刚半个月，林淑华不顾自己还在月子中，就把孩子交给了婆婆，白天守在医院，晚上回家带孩子。

徐惠民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只剩下一层皮连着几根骨头。

一个原本高大结实的青年，就那么一点一点不见了半点生气。

屋漏偏逢连夜雨，发电厂被炸，全市用电受到严格控制，医院的用电也陷入了困境。

这样一来，惠民的病不能再作X光透视和拍片，致使病情雪上加霜。

作为医生，徐惠民对自己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他开始消极起来。

他的眼神里，弥漫着散漫、恐怖和凄惨。

每当有朋友同学来看望时，他已说不出心头的悲痛，只有眼角的泪水，顺着未干的泪痕，轻车熟路地流下。

林淑华整日整夜地陪着惠民，寸步不离，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唯恐霎时间他就会离开自己。

老天爷许是贪玩溜达去了，听不到她的哭喊，看不到这个家庭的悲伤。

1944年12月2日，是林淑华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房间里，徐惠民紧握着林淑华的手，眼里满是依恋和不舍：

“今天，我跟你永别的日子到了。”

不等他说完，林淑华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滴落下来。

惠民走后，林淑华将房子卖了还账，余款分了一部分给婆婆和惠民的长兄，剩下一点作为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费、房租费。

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另一个才四个月，她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

很长一段时间，她靠着帮人缝制衣服，赚些微薄的工钱，来应付柴米油盐。

夜深后，她总是缝着缝着，眼睛就模糊起来，看见惠民的眼睛、鼻子、嘴巴，在每一个针线脚上跳跃。

当针刺在手指上一阵痛时，才又把她的思想抓回到现实里。

她侧过头去，看看熟睡中的孩子，为了孩子，该生活得硬朗一点才是。

她想起十年前，自己曾写过一些小短篇投稿，还挣到了稿费。

投稿既不用外出，时间也可以自由安排，劳逸可以自己调度，何不再试着走这条路呢。

就这样，林淑华靠着投稿，养活了两个女儿和自己。

徐惠民去世一年后，她将自己和惠民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生死恋》连载，发表在月刊上，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

“惠民，我写完了咱们的故事，这也是你的心愿。”

此后数十年，《生死恋》被一版再版，徐惠民林淑华的爱情，也被人们一提再提。

这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终究成了爱情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