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令钊，1919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中国现代杰出美术家、设计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新中国国家形象重要设计者。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民族画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委员等职。代表作有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油画《五四运动》、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等，主笔或参与设计的作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等等。2019年，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为中国美术界唯一获此殊荣者，并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家名片”“国家形象设计师”“公共艺术先驱者”“新中国设计第一人”。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1801期，内容有删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大批有着各种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艺术家汇聚在一起，为勾画新中国的艺术形象、营建新时代的审美出谋划策，如设计国徽、政协会徽、十大建筑、元帅礼服、建国瓷、三大勋章等。 周令钊也是其中一位。他坚定而笃信进步的理想，抗战时期为民族发声，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出力。他的艺术人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从战争与动荡走向建设与发展的沧桑巨变，他的创作见证了从战火中诞生并走向成熟的新中国的辉煌岁月，他以独特的艺术贡献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中国视觉艺术、视觉文化历史性发展的历程。 国徽：五星红旗下的天安门 1949年7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在《人民日报》刊出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启事，明确提出对国徽设计的要求是：甲、要有中国特征；乙、要有政权特征；丙、形式要庄严富丽。 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同时，受中央之命，负责征集国徽图稿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都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 当时，张仃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主任，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周令钊正式加入，并参与了以天安门为主体的第二版方案。  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提出的国徽设计草案 周令钊曾回忆道：“美院张仃是组长，张光宇跟我参加。张仃跟张光宇他们两个人画了一个方案，周围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一个五角星。我一看就觉得这跟越南国徽很像了，细微的差别在于越南国徽底下是一个地图，我们底下是天安门。那时我们国旗已经出来了，我就想何不用五星红旗下的天安门呢。所以我就画了红底子五颗五角星底下一个天安门，那就是现在的国徽。后来设计稿拿到中南海去，张仃回来说就用了这个五星红旗下的天安门。”  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提出的国徽设计草案 对天安门到底应作为一种“旧”的象征，还是一个“新”的主体，清华和央美还曾为此争论过。曾有学者指出，梁思成先生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另有更深刻的理由，“天安门是封建王权的象征，不应放进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在一些学者看来，梁思成对天安门的否定限定了天安门在国徽中的政治寓意，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对新政权的隐忧”。 相比之下，央美设计组对天安门的选择，则表达了以张仃、周令钊为代表的进步艺术家内心的共识和信任。在周令钊1951年创作的《五四运动》中，也可以看出天安门的位置，它不是“旧”形式的象征，而是被视为近代革命的起点。而后在新中国各种设计中，天安门作为象征主体的情况开始经常出现了。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主持通过国徽审查组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关于国徽的争论和设计方案的几经更迭，表示出新中国“新风格”中“新”“旧”关系由初期的暧昧不清，开始逐渐确立。而从国徽开始，作为新中国形象的起点，周令钊也开始了他共和国形象设计的新的艺术经历。 人民币：彰显民族特征 1948年12月1日印制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具有强烈的战时特点，因为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时期的经济建设越来越不相适应。所以，新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被提上日程。 为了提高新版人民币的设计、印制质量，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了专家罗工柳、王式廓、周令钊三位教授。1951年3月，三位教授正式来到北京人民印刷厂，开始同企业技术人员（手工雕刻技师、机器雕刻技师、制版技师等）精诚合作，进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周令钊绘第二套人民币伍圆票面中心铅笔素描稿——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景  第二套人民币伍圆票正面 周令钊曾坚定地表明态度：“钞票的图案一定要完全使用中国的。”第二套人民币民族特征明显，装饰图案多来自古代建筑。传统图案围绕素描表现的现实主体，形成了“窗景”的效果。在建筑图案的处理表现上，保留了部分阴影，立体感较强，倾向写实，并没有再进一步将其平面处理。 周令钊拒绝了一般货币上的机械花纹，采用民族图案，将“唐草”、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故宫的窗棂图案加以变化创新，运用到票面设计上，并且用圆圆的纹样把面额数字围起来，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样。  陈云等领导关于第二套人民币印制的批示  朱德认真观看第二套人民币样 相比于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票面设计的整体风格更加清新大气，主体更加突出，装饰更加细腻，设计更富有民族特色。用写实象征中国的新生力量，用传统建筑图案表现出中国的文化，传达一种延续。现实主体和传统图案的表现，整体层次有致，形成一种独特的拼贴效果。 在担任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师之后，周令钊又担任了第三、四套人民币票面总体设计，并承担了部分画面的具体创作。  周令钊绘第三套人民币贰圆票面总体设计的正背面  周令钊参与设计的第二、三、四套人民币 新中国的新风格 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设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家视觉形象设计中，“新风格”成为重要的语言范式。 如果将其中的“新”理解为新内容，“旧”理解为民族传统形式，那么“新风格”是“新”与“旧”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内容的出现，伴随着有所选择的传统形式，剪辑为一种新样式，是将民族传统形式注入到新的时代需求之中。  1949年张仃、周令钊设计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1950年周令钊参与设计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 1950年周令钊设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 1955年周令钊主笔设计、陈若菊参与设计绘制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在周令钊新中国视觉形象的设计中，可以看到现实与传统的结合，美轮美奂的民族传统装饰和现实主义的图景相结合，在样式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主体内容多是工农兵、各族人民、毛主席、五星红旗、天安门等。 特别是在人民币的设计中，可以看到这些因素的混搭和杂糅，以及这种组合样式的更迭和进化。传统图案作为一种辅助功能的进入，一方面体现了政权之于传统的绝对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传统重新进入当时时代的一种现代性的表现。 周令钊 《世界人民大团结》 壁画 1959年 周令钊作品中建立起的新的语言范式，将民族传统图案转变为一种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自我表征。经过洗礼的民族传统图案原有的古典意义已被高度地抽象化为新中国“现代性”经典的表征。民族传统图案历史的传承性已经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事件中转化了，它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表征体。 在新中国视觉形象建设方面，这种风格将抽象图案与政权主体进行“拼贴”，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剪辑。在“新”与“旧”之间，这种方法是一种折中，更体现了一种有趣的蒙太奇效果。 1959年周令钊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邮票手稿 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新风格”亦是国家需要和艺术家们的知识储备的一种契合。新中国需要新形象，艺术家们则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和对祖国的美好想象来进行浪漫诠释。这是艺术家充满感情并竭尽知识储备对新中国新生活的向往和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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