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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于11月20日空降奠边府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越北中央根据地，当时，越军总军委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旱季作战实施方案。 中国顾问团韦国清、梅嘉生，还有茹夫一与会，会议从19日持续到24日。 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一个念头从韦国清脑海里跳了出来，“一个绝妙的战机出现了！”与此同时，梅嘉生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消息！”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说道，“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6个营的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们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 总军委立即改变会议议程，商讨奠边府的局势。 会议对法军作战动机提出了几种推测： 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或者只守其中之一。如果是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 另有一种可能，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地从这两个地方撤走，重演那产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向越军拱手托出。 它至少说明，纳瓦尔要么对越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无所知，要么就是估量得太低了。 三个月前，越军憋足了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突然消失了，眼下，越军手里已经有了榴弹炮和高射炮部队，正好可以用来攻击奠边府。  1854年初，中国顾问团越北根据地 因此，越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在这一点上，武元甲、黄文泰和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的意见非常一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纳瓦尔占领奠边府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除了已经确定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越军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增添多少？ 在中国顾问团，刘焕成、周洪波这些警卫员发现，得知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消息以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显得相当兴奋，他们在办公室进进出出，而韦国清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 韦国清的睡眠变得很不好，为了不惊动他的休息，连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的早操都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失眠了。 韦国清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三野中有“小诸葛”之称，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打起仗来，我几天几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经常是打完一个战役才有一个好觉。” 所以，参谋人员在韦国清休息时间内，因军情紧急而呼唤他已成习惯，因为在这时，他们往往解救了因无法入睡而苦恼的韦国清。 由于失眠，韦国清早就和安眠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数粒数粒地吞食诸如“速可眠”“鲁米那”之类的安眠药，他当年服用的安眠药，在20世纪后期，都成为医生的慎用药。 由于失眠和肠胃不调，头痛久久地纠缠着韦国清，两侧太阳穴疼痛起来持续甚久，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 对于他的头痛，广西、北京的大医院医生纷纷束手，无奈的医生只好给他一个在20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健脑器”，头痛时紧紧地勒在额际减缓痛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夕，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将韦国清诊断为“不典型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对症施治，使韦国清的身体明显好转。  来到越南的韦国清，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他深知，身为越军总顾问，这与当年亲自率兵上阵有许多不同之处，思考更需周密，处理问题更要讲究方法。 战役战术的制定和实施、武器装备的加强和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战役决策过程中，指挥群体间的协调配合，或是分歧、龃龉，也会对战争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决策当前，他不能不慎而又慎。 韦国清的信念非常坚定：越军应该指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为此，必须取得武元甲的同意。 梅嘉生完全支持韦国清的意见，战争使梅嘉生养成了爱读兵书和地图的习惯，如果没有事务安排，晚饭之后，他稍许活动一会儿，就会在地图前捧书研读，直到深夜。 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来，他马上意识到，如果放掉如此战机，作为参谋长将遗憾终生，他对韦国清十分敬重，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 让梅嘉生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意见往往和韦国清不谋而合，在奠边府战役问题上也是如此。 韦国清很快接到了北京回电，总参同意越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胡志明也同意武元甲向他的报告，他要求总军委拟制更详尽的计划，再由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 1953年11月23日，武元甲在各师师长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就法军空降奠边府以后的军事部署作总结讲话，提出了冬春作战的总方针。 武元甲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地知道，敌人究竟占领了哪些地方，打算在那里待多久。我们对敌人的未来行动也缺乏周全的预见。看来，是因为西北受到威胁，敌人向那里增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敌人占领奠边府，是为了保住西北和上寮，扼制我们的进攻。但这样一来，敌人的机动兵力就分散了，原有的守备力量也减弱了。” 他首先分析了法军的动向：“敌军指挥官的目的，也许是想守住奠边府和莱州，但以奠边府为首要目标，莱州则是次要的守卫点。如果发现我军的威胁加大，他们也许会从其中的一个据点撤兵去增强另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重视哪一个，但估计就是奠边府。要是真的如此，他们会在那里掘壕据守。” 同时，武元甲惋惜地说，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一时无法判断法军动向。但是他肯定地说： “如果法军撤走，他们就要丢失土地；如果向那里增援，则势必分散机动力量。至于究竟应该怎么办，法军也许还没有拿定主意，或者要依据我军的行动再做决定。”  武元甲 武元甲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敌人的指挥部里再发生什么，敌军空降奠边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之机。敌人会发觉他们已经进入了两难境地，往西北屯兵则分散了机动力量，不往那里去吧又怕丢了整个西北。” 随后，他明确了未来旱季作战的方针：“将西北作为主要战场。”武元甲宣布：“总部决定调两至三个师向西北进发。我军之一部要迅速向西北出动，防止莱州之敌撤走。如敌撤退，则在途中将其消灭一部分。我军主力则布置其后，寻找战机。如果敌人向奠边府增援，我们也将调集更多的部队到西北去。” 武元甲强调：“红河三角洲地区为次要战场。”越军要以一旅偏师，在红河三角洲吸引敌人的重兵集团，扰乱敌人的后方，伺机消灭小股敌人，发展游击根据地。 次日，韦国清在越南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他指出：“越南西北虽然山高沟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但是战略地位重要。完全解放西北，就可以和越北联区连成一片，背靠中国，南接上寮，就有利于开辟上寮战场，进而向中寮、下寮以至高棉和越南南部推进，就可以打破纳瓦尔企图巩固战略后方，集中兵力与我们在北部决战的梦想。” 韦国清说：“听说有些同志对去西北、上寮这些边远地区作战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强调这样那样的困难，认为应把主要力量放在红河三角洲，进攻敌人的邦克据点，夺取红河三角洲地区，才可以实现总反攻，赢得抗法战争的胜利。” 他接着说：“这些同志的愿望无疑是很好的，想走一条直路，早日夺取抗战的胜利。但是，这条路恐怕是难以走得通的。那里是法军在印支的最强点，不仅驻有大量精锐部队，而且交通便捷，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以人民军目前的技术装备条件，去进行较大规模的攻击作战是很不利的，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韦国清强调：“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是历代军事家的一条重要原则。西北，上、中、下寮，以至高棉和越南南部、中部许多地方，都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地区，我们应把进攻矛头指向这些地方，把敌人的战略后方变成新的战场。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的机动力量，不断地消灭和消耗敌人，从而进一步打乱敌人的战略企图，造成最后攻取红河三角洲的条件。同志们，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但它是走向最后胜利的必经之路。” 韦国清在讲话中，谈到奠边府时说：“纳瓦尔正在南部、中部和北部占领区内进行大规模扫荡，并准备向解放区进犯。最近几天，他又派兵空降奠边府，气势汹汹。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不要多久，我们的攻势开始，就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使他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他若坚守奠边府，也必然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 这次会议，与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时间恰好重叠，开得很紧凑。 武元甲命令，副总参谋长黄文泰率领精干的总司令部前线指挥部（前指）立即奔赴西北前线。 韦国清决定，梅嘉生和黄文泰同行，除指挥第308师作战外，到前线汇总情报，勘察作战地形。双方共同商议，向总军委提出战役初步计划。 让茹夫一感到心急的是，法军空降奠边府后的几天里，越军侦察人员在两天中没有新的情况报来。 茹夫一在这天，专门就奠边府前线捕俘问题找了越军作战局负责此事的副局长陈文光，和他商议，一周内一定要在奠边府前线捕俘，“否则，情况无法查明”。 韦国清、梅嘉生还特别注意集结于红河三角洲的法军科尼集群的动向。 他们担心，一旦越军主力西去，科尼会拼力进攻越军中央根据地。 为了判明情况，韦国清、梅嘉生未雨绸缪，早在11月初，就将刚刚入越的军事顾问薛碧天，派往靠近红河三角洲的游击根据地了。 薛碧天是山西芮城县人，1953年1月，他是驻守新疆的王震兵团的一个师参谋长，驻军于南疆莎车。 这年早春，他接到命令入越担任军事顾问，4月间，他来到北京时曾和新任顾问杨增彤等人，一起受到刘少奇的接见。 但是，由于越南的雨季即将开始，战争形势缓和，薛碧天等人的行期也推迟了。 直到1953年9月，薛碧天才来到越南，主管军官训练，一个月后，韦国清又来到越南，继续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薛碧天的老首长，曾在抗大为薛碧天这一期的学员讲过课。 韦国清命令薛碧天，带一部电台前往越北联区，与主持那边工作的越军将领朱文晋会合，判断红河三角洲法军的动向。 在朱文晋处，薛碧天根据情况分析，在旱季到来之前，未见红河三角洲法军有较大行动的迹象。 11月中旬，薛碧天带着这样的判断回到韦国清身边，他带来的无疑是个好消息。 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越军第316师于11月中旬，向越南西北方向开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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