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末文人李肇在《国史补》中曾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李肇笔下的“元和体”，指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开创的一种诗风，他们继承杜甫新题乐府之作，用浅显的笔调，提倡现实主义的诗，一度流行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故名“元和体”。
由此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歌在当时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而且是流行的诗坛的范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且抛下元稹，单说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中唐诗人，他的诗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便已广泛流传，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中也自豪地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稹在《元氏长庆集》中也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玄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就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在古代是极少见的。白居易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能占有一席之地，不仅由于他的讽喻诗，其闲适诗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白居易对闲适诗情有独钟，而且对闲适诗的自我评价也很高。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如是说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闲适者，思澹而辞迂”，这段评述表明了白居易对闲适诗的自我珍视。
在白居易蔚然壮观的闲适诗中，他的那些充满闲情逸致的友情诗则是闲适诗中的一道最为耀眼的彩虹。白居易可以说是唐人中最重友情的人，他一生交友无数，在其诗文中提及的人物很多。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他们都是白居易的朋友，只不过有的是阶段性的朋友，有的是有共同遭遇的朋友，有的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在他的生活中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朋友是他出游的玩伴，是他倾诉的对象，是他心灵的慰藉，是他精神的寄托。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写给友人的诗作非常多。他在京城为官时常常和友人们一起郊游，挚友元稹、崔玄亮、刘敦质、张仲方等就是在这时结识的。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写给友人的诗作非常多。他在京城为官时常常和友人们一起郊游，甚至 “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此时奠定了友情的基础，好友元稹、崔玄亮、刘敦质、张仲方等就是在这时结识的。白居易有时主动邀请友人与自己把酒畅谈，享受惬意生活。 在冬日里，新酿的美酒到了开坛的时候，邀请洛阳的老友前来共品美酒，其乐融融，且看白居易这首精美的小诗《问刘十九》：
刘十九是白居易在江州时的朋友。这首诗以如叙家常的语气，朴素亲切的语言，富于生活气息的情趣，写出了朋友间诚恳亲密的关系。后两句邀请朋友在雪天同饮，可见乐天之好客。
再如邀请朋友到江楼游赏的《江楼夕望招客》：
此诗分为江楼夕望和江楼招客两部分，前六句描写夏日清丽晚景，后两句表达了邀请友人来江楼消暑的意愿。诗人不愿独享良辰美景，故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共享。 由“比君茅舍较清凉”一句可以看出，诗人所邀请的朋友是一位沉沦下僚的寒士。但白居易却不以富贵与否来作为交友的标准，只要是情投意合，只要三观一致，无论身份地位，都可以成为知己。
白居易一生交友很多，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世事的沉浮与人事的变迁，他与李建、元稹、崔玄亮和刘禹锡的感情最深。在《感旧并序》中说：“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 白居易和元稹相识很早在贞元十九年（803）两人同登第前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交往一直持续了三十年。对于元稹，白居易不仅有思念的苦涩，还有相聚的欢喜和离别的惆怅。 元稹在长庆三年 （823）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二人比邻而居。白居易作《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郡楼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白居易把能和好友对酒优游的快乐心情展露无遗。
大和六年（832），元稹去世，白居易听闻挚友噩耗，万分悲痛，作《哭微之》二首。乃至两年后听到有人唱元稹的诗，仍然是悲从中来，于是就有了这首悼念友人的佳作《闻歌者唱微之诗》：
晚年的白居易对友情更是珍惜，他在《感旧诗卷》中说：“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发。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
诗人对友人的纷纷逝去感到哀伤。白居易此时年逾花甲，朋友不断地逝去，使诗人感到岁月无情。所以在洛阳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诗人对时间、生命和友情都特别珍视。在洛阳，白居易交往的人主要是刘禹锡、皇甫镛、牛僧孺、裴度等，这些人都是多年老友，皆为年老而退休，闲居于洛阳。于是，他们结伴游玩，饮酒赋诗，流连忘返。 在这些友人当中，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友情可谓是终生的。从元和三年（803）到会昌二年（842），此唱彼和几近40年。即使天各一方，亦未稍废。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将自己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上下两卷，共收入两人唱和诗138首。此集后来又由白居易续编４次，增至５卷。而由白居易一次次不辞辛劳地汇编唱和诗的热情，足以看出他对两人诗外情谊的珍惜以及对刘禹锡这位旗鼓相当的诗友的推重。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白居易与刘禹锡初逢于扬州。此前，他们就已经神交已久，也早就有诗唱和。其实，白居易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担任翰林学士后，便与贬居朗州的刘禹锡时有书信往来及诗歌酬唱，白居易毫不避讳刘禹锡动辄得咎的贬谪身份。 刘禹锡作于元和三年（803）春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是最早的一篇酬答白居易的作品：
看得出，刘禹锡对白居易诗洗尽铅华、不事雕饰的艺术风格极为推崇，对白居易清如玉琴、穆如春风的人格魅力也极为神往。
长庆元年（821）冬，谪守夔州的刘禹锡作有《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
宝历二年（826）秋天，刘禹锡奉旨卸任和州，返回洛阳待命。这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重入庙堂、待机起用的福音。他与因病罢苏州刺史的白居易约定在扬州会合，然后结伴返回洛阳。
扬州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也是他们开启诗歌唱和之旅的起点，在扬州的筵席上，白居易趁酒酣耳热之际，即兴赋诗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对刘禹锡的坎坷遭遇深致不平之鸣，慨叹其挟王佐之才却长期沉沦下僚、蹉跎岁月，在寂寞中耗尽壮心。
开成元年（836）秋，白居易赋闲洛阳，刘禹锡获准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晚年重逢，两人都倍感欣慰，两位诗人也迎来了他们人生中唱和的黄金岁月。这是他们酬唱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他们洞见人生、看破世事的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期。 白居易将他们此时的生活状态称作中隐，这种介乎出与处、忙与闲之间的独特生活形态，为他们的唱和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的便利。 当时，在东都留守裴度的倡导和主持下，“洛阳文酒之会”经常不定期举行。如果说德高望重的裴度是“洛阳文酒之会”的文化沙龙的主持人的话，刘禹锡与白居易则不失为“洛阳文酒之会”的C位人物。今人着眼于其创作成就及实际作用，将参与聚会的诗人统称为“刘白诗人群”。
但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人唱和的时空却远远超越了“洛阳文酒之会”。他们既参与众人的文化沙龙活动，更乐意两人的独处，创造各种机会来驰骋才思、切磋诗艺。可以说，他们的唱酬是全方位的，也是全天候的，春去秋来，从不间断。 白居易与刘禹锡晚居洛阳期间的唱和诗较多地以饮酒为题，或者诗题中虽不出现饮酒字样，却以饮酒为主要内容。即如白居易的《赠梦得》：
题面与酒全然无涉，中间却既说“岂宜凭酒更粗狂”，又说“花前剩醉两三场”，饮酒仍然是其主旋律。诗中非常明显地抒写着尽情享受闲适生活的姿态。老友之间的情谊就这样与自然和谐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诗歌平淡自然，不着痕迹，读来却又耐人寻味。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诗不仅以唱和时间之久、唱和频率之密、唱和作品之既多且精，构成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多见的景观，而且就情感的浓度和抒情的深度而言，为后代文人唱和提供了可以效法的一种典范。 同时，白居易、刘禹锡晚居洛阳期间的唱和，又直接促致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洛阳文酒之会”的形成。作为这个创作群体的翘楚人物，白居易与刘禹锡是后代所艳羡的“洛阳文酒之会”实至名归的主角，而他们的唱和诗也是脱颖于其间的最具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成果。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友情，他写给朋友的诗作非常多，说明了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所处的主动态势和积极态度。他积极主动地维持和加深朋友间的友情，特别是挚友之间的交往，与元稹和刘禹锡之间的唱和之作可见一斑。当然除了元稹、刘禹锡等挚友之外，他还和其他品行高洁的人交往，和追求闲适生活的人交往，和淡泊名利的人交往。 因为白居易在与友人的交往中，始终抱着旷达的心态，所以才能收获一份份珍贵的友情。在白居易的友情观里，没有对朋友的怨恨和贬低，没有对朋友的责备和愤怒，有的是一份份温暖的关怀、问候和相知相属的自在自得。因此白居易的友情世界里充满了和谐，洋溢着闲适的情调。
林语堂说：“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 白居易的闲适诗，便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它所描写的闲适散淡的生活情趣是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历代读书人的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心理追求，这些便使白居易的闲适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容特色和艺术风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