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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抗战时期，延安是八路军和我党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全国领导抗战的中心。然而，这里没有重庆的大鱼大肉，也没有陪读的夜夜笙歌，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清贫。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进步青年和学生纷纷奔赴延安，中国人来、外国人来，留学生来、华侨来，穷人来、富人来，有文化的来、没文化的也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形成一股股投奔延安的热潮。 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进步青年，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因为延安物资短缺而拒之门外，而是决定把他们送进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培训，然后再把他们派去各个抗日战场。  毛主席接见投奔抗大的青年们说：“西安到延安八百华里，你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抗大而来，抗大不搞入学考试，但说不考，是因为考完了，你们都合格了！” 确实，各地进步青年奔赴延安，途中，要过封锁线，遭遇日本鬼子的轰炸、国民党顽固派的劫拦，但他们发出“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还有颗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到抗大去”的誓言。 他们来自各地大中城市，女的穿着高跟鞋、旗袍，男的穿着翻领西装，初到延安，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多数人朝气蓬勃，力求上进。 可是，延安就是延安，四面环山，山上光秃秃，生活很艰苦。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学员习惯不了，吃不了苦，甚至个别人思想上岀现不少问题，发牢骚，讲怪话。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集中在学习课程“爬山”和生活上得先“自己挖窑洞”上面。 “自己挖窑洞”解决住宿难题，就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 抗大原设在延安师范，起初叫红军大学。师范停办后，来校的人员一多，就出现不少问题，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房子，学员住房成难题。当时的校长林彪报告毛主席。  红军大学旧址 毛主席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 延安的土地很干燥，锄头挖一个洞，就能住人，且冬暖夏凉，一般个把月就能完成，可以“速成”。这是解决住房难的一个最有效且最快捷的好办法。 于是，第一批学员们就自己动手了。随后，林彪等人向毛主席汇报说：“大家挖窑洞的热情很高。” 毛主席很高兴，特地为校刊增刊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人所谓的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这个题词给学员们以极大地鼓舞，住窑洞成为延安一景。 国共实行合作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开始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进步青年。但是，他们却不习惯这种艰苦的生活。 1938年春，抗日军政大学一期学生入校学习后，负责学校工作的教育长罗瑞卿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把部分学生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罗瑞卿 毛主席说：“召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我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吧。”为了防空，这时延安较大的集会都在城外举行。几日后，抗大师生大会就召开了。会场设在凤凰山脚下一个沟岔里。毛主席如约来给学员们演讲。 毛主席讲演，没有讲稿，只有一些用毛笔写在白毛边纸上提纲，字大小不一，字数也不多，能写三四百字的白色毛边纸，只写了七八十个字，许多地方涂涂改改，也没誉清，一瞧就知道他是一气呵成的。 标题只有五六个字。可就是这么一个提纲，他能像变戏法似的讲出一大篇透彻的道理来。 大会开始后，罗瑞卿教育长宣布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首先讲“爬山主义”。 他为何讲“爬山”呢？ 这是有的放矢的。原来一些学生进入了抗大学习。学校日日组织练习爬山，有人便有意见了，说抗大搞“爬山主义”。 针对这一说法，毛主席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的动作慢了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做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学员们没料到爬山还有这么大的意义，纷纷说：“鬼子穿着大皮鞋，还爬山这么快，我们真不能慢过他们，这爬山真得多练。” “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继续告诉他们说，“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这“爬山”不是什么主义，可是练了，学员们还真的变得很神、很牛。 后来，美军迪克西使团军官约翰·高林来到延安后，看到这一幕后惊讶地告诉人们说：“这些共产党士兵经过高度训练后……还以高度机智而闻名，中国报刊经常把他们比作人猴。” 讲完“爬山主义”，毛主席又讲“劳动大学”。 “劳动大学”这个名词也是学员们发牢骚反映出来的。由于延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学员入校后，没房子住，先要自己去打窑洞，打好了窑洞才有宿舍住。口粮是小米饭、山药蛋，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金，还包括吃的油、盐、菜和烧的柴、炭。 吃的粮食需要学员们自己去粮库背，公家既没运输力，也没麻袋。背粮时，大家有的用床单或毯子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长裤子把裤脚和裤腰扎好，就成了米袋。 烧柴也要自己上山砍，砍倒树木后晒些日子，再背回来。冬天取暖用的木炭，也要自己背，自己烧。做饭的木柴不够用，要跑到炭窑去背石炭。 这样一来，公差勤务很多，占用了星期六，课余时间也难得休息，因此有的学员讲怪话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毛主席回答这个问题时，先从学员们学习的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讲起，一直讲到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 然后，他对学员们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法宝，叫做艰苦奋斗。” 提出这个问题后，他又说：
这个道理，谁都懂得，只是以前没有想到，此刻毛主席一提出来，问题的答案自然就完全是豆腐炒青菜一清二白——“不能办”。 他把情况一摆，随后说：“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解决。”  如何解决，只能是艰苦奋斗，只能自己去解决。毛主席的演讲生动有趣，道理明明白白。学员们一听，如同醍醐灌顶，思想很快就打通了。 于是，原来讲怪话的学员，在讨论会上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强劳动观点，甩掉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环境。 很快，抗大成为来自各地的各类青年的熔炉，第四期学员达到5562人之多。 然而，不管是谁，只要一来到这里就会全部融化，一个个向着时代的先进分子进行飞跃，成为时代精英。延安到处响彻着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声：
抗大办校八年，培养干部10多万人，入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第四期开学时，时任副校长的罗瑞卿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增强抗日力量，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 经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安家后，为了迎接新的民族革命高潮，毛主席等人为了适应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实现后的新形势，担负起抗日图存和创造新社会的神圣责任，及时明确地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设立了不少学校。 学校出现什么问题，他亲自去解决，有人说毛主席与抗大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大事小事操心，可谓呕心沥血。事实确实如此。 抗大的发展也令毛主席十分欣慰。1939年5月是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日子。26日，他亲自撰写了《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其中说：
他把我党创办的抗大与蒋介石创办的黄埔军校相比，认为是可以与后者“辉映”、“竞美”的。 确实，抗大为我党和我军培养了一大批的政治、军事、文艺高级干部，堪称“人才摇篮”。 新中国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中5位从抗大走出，十大将军中8位从抗大走出，少将以上200多人从抗大走出。 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延安”、“宝塔山”、“共产党”、“抗大”几近一回事，抗大校旗一树，就有大批人奔旗来，跟旗走，凝聚力、吸引力全出来了。  抗大校旗飘扬在全国各地的杀敌战场上，战斗力也出来了，举旗，就有人跟着冲锋陷阵。抗大培养的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领导人才，为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若干年后，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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