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帅｜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辛亥革命

明日大雪飘 2022-10-14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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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朱尔典

与辛亥革命

滕帅

摘要：武昌起义爆发后，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英国政府逐步确立了以和平手段维持一个所谓'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的对华政策目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大力支持袁世凯从清王朝手中获取统治大权的同时，积极参与斡旋南北双方进行停战谈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朱尔典倾向于保留清王朝而建立一个以袁世凯为实际统治者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但因革命党人强烈反对，不得不转而同意建立一个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共和制政府。朱尔典的个人政治主张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并最终影响中国政局变动，其本质是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其代理人，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

关键词：辛亥革命；朱尔典；英国对华政策

关于英国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史学界成果颇多，但是有关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辛亥革命前后，驻华公使朱尔典是一位能够左右英国对华政策并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出身领事，对中国官场和政治发展极为熟悉，可谓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国专家。当时英国外交部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朱尔典发回的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是英国外交部制定对华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因此，辛亥革命期间，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维护者的朱尔典，自然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制定者和执行者，对辛亥革命的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结合新发现的英文档案资料，以辛亥革命期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为主线，阐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支持袁世凯复出

袁世凯的复出，无疑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袁世凯复出后，武昌起义的革命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最终演化为清帝的退位与共和政体的建立。袁世凯之所以能重新上台并能迅速掌握军政大权，从内部来看，固然跟他个人的能力和清政府的无能有关，但从外部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他的大力支持与扶植。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前，朱尔典对清政府的统治就已十分不满，甚至丧失了信心。这种认识和态度主要体现在他提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又译葛雷)的年度报告中。1910年1月，朱尔典在报告中对执政一年的摄政王载沣评价道：“在中国，正如大部分东方国家一样，统治者更多的依靠他自身的个性。摄政王，正如他已经变得更加了解一样，既没有给中国人，也没有给外国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力和魄力品质的人……所有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软弱并相当固执的人，他极少信任他手下那些可靠的大臣，却更多的倾向于被他的兄弟以及其他无经验的顾问们的观点所引导。”[2]而且，“他缺乏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应必备的经验和坚强性格”[3]。显然，在朱尔典看来，载沣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合格的统治者。

但当时中国又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动荡局面。1911年5月，朱尔典对中国形势做了准确的描述：“毫无疑问，对清王朝和清政府的不满正在逐渐的蔓延到全中国，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加速这种不满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混乱的财政，官员的腐败，由减色铸币和无价值纸币所造成的煎熬……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教育的传播，通过所提供的对照标准，使人民更加强烈地看到了他们当前政府制度和衰老的满族王朝的各种缺陷和固有的虚弱。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具体的表现在四月初密谋反对摄政王以及在哈尔滨和旧金山刺杀载洵亲王的事件上。”[4]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

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

有鉴于此，朱尔典认为中国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克服当前的危机，以保证国内的稳定。但是，“在政府范围内，似乎没有一个所必需的并具有广泛见识和坚强性格的政治家能在危机中为这个国家指明方向”[5]。放眼朝堂，“非常少见，甚至在满族王朝历史最为严峻的日子里，实质上统治清帝国的军机处却是由一批贪污严重和没有能力的人所组成的。庆亲王的年龄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从事有效的工作，而且他的名字也总是象征着腐败；那桐是一个善于逢迎并花言巧语的满族人，他的履历(尤其是1900年的)经不起严格的考察，而且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他的权力；毓朗被认为是一个诚实而具善意的人，但仅具一般的能力和有限的经历；徐世昌是军机处中唯一的汉族成员，他具有很高的省级职务并且是一个廉正的人，但他却不能与张之洞、袁世凯以及其他汉人相比，他们在近几年已经拥有了部级头衔”[6]，因此让他失望[7]。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人物的话，那么中国今天就需要一个，他能够引导中国远离革命和崩溃的危险，并有助于改革能真正而持续的进行下去”[8]。

朱尔典所属意的“强有力的人物”就是袁世凯。朱尔典对袁世凯评价很高，“作为政治家，他的名字几乎可以等同于秩序、进步和政府的稳定。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任山东总督的他使该省免遭政治混乱的损害，并就此树立了榜样，如果这一榜样能够随之为北京满族政府所应用的话，它可能也会使清帝国免受那一年的灾难之苦。在升任直隶总督之后，他统治京畿地区大约四年时间，他的管理在各地都被作为一种模范并为其他各省所效仿”[9]。显然，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能力以及他在清政府中的作为是极为信任和满意的。对袁世凯突然被载沣解职[10]，朱尔典极为不满，“摄政王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仅仅是对外国政府意见的欠缺考虑，而且他的方式是那种东方独裁者的方式”[11]。朱尔典对袁世凯的潜在支持态度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强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清政府无力镇压革命，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命令他指挥剿抚“叛乱”[12]。朱尔典认为，“此项任命或许将保证北方军队的忠诚，因为他们的忠诚是令人怀疑的；他还将大大加强清政府处理此次危机的力量”[13]。他在另一份电报中评述道：“接着，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它说明摄政王及其政府已陷入绝境，并且把他们的弱点暴露给怀有不满情绪的全国人民。两年前很不体面地被革职而且几乎不得不逃命的袁世凯，重新恢复了职务，并接到挽救帝国的明确请求……一般的舆论认为，目前的乱事将被镇压下去，但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暗淡的。它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它最近处理的好几个涉及外国人的问题，表现出的狭隘的观点以及对侵犯它的所谓主权的疑忌，从而阻碍了所有的事业。”[14]

显然，在朱尔典看来，即使满清王朝可以镇压革命，将来也很难被外国人所利用。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化解当前国内的统治危机，只相信像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才能稳定中国国内秩序，强化对国内的统治。因此，朱尔典的主张就是抛弃满清政府，扶植袁世凯为新的代理人，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这一主张是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此后英国破坏革命，助袁掌权的根本原因。

二、助袁世凯掌权君主立宪

为阻止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帮助袁世凯获得统治大权，朱尔典一方面积极支持袁世凯在清王朝与南方革命党人之间进行调停，以求获得丰厚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争取英国给予袁世凯以政治上的全力支持，以使袁世凯能从清政府手中获取更大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朱尔典促使英国逐步明确了政策目标，即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由他掌握实际统治大权的君主立宪制政府。

由于革命的迅速扩展，朱尔典不得不很快转向支持袁世凯以谈判的方式消解革命。到10月30日，朱尔典报告说，“好像只有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之后，才能重新建立满族人的权力，而对于这场战斗清政府是没有什么准备的”[15]。言外之意，当下的清政府是无力用武力来消灭革命的。因此，当袁世凯动身前往湖北之时[16]，他认为袁世凯是去安排某种妥协的，“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他和他的家族有好几代人为清朝效劳”[17]。11月2日，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与朱尔典的会谈中表示，袁世凯打算占领汉阳，并以此与革命党人谈判，若能劝使汉口的革命党人接受谈判条件的话，那么其他革命中心可能就都会跟着接受，而且他“希望建立一个保留满清王朝的完备的君主立宪政府”[18]。对此，朱尔典也完全支持由袁世凯通过谈判的手段来消除当前的革命形势。11月6日，在发给格雷的报告中称，“袁世凯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通常的特性是固有的稳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和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其他的建设纲领，这些情况都是对袁世凯有利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19]。

如何才能与汉口的革命党人达成妥协，朱尔典向袁世凯建议，最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政府。袁世凯于11月初到达湖北，与黎元洪进行短暂接触后，了解到谈判形势并不乐观。11月14日，袁世凯返回北京，其子袁克定再次与朱尔典就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立场进行了会谈。袁克定表示，他父亲“现在正处于不知所措的莫大困惑之中。目前扮演一个忠君的角色去挽救满清王朝似乎完全不可能，尽管那是他本意所在。全国的舆论都要求推翻满清王朝。黎元洪及武昌的反叛领袖们力劝他出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并允诺会全力支持他。据信，亦可以指望得到来自上海、广州和其他革命重镇的赞同。大家普遍要求废除王朝统治，同时在热河或内蒙古将皇室适当地供养起来。唐绍仪和他的许多过去的幕僚均拒绝在满族王朝任命的任何内阁中与他合作”[20]。朱尔典认为：“该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在于保留一个作为象征性国家首脑的满清朝廷，并伴之以相应的宪法修改，像过去清廷曾经允诺的那样。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试验，而且似乎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21]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

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为了解英国对未来袁世凯掌权的支持程度和采取何种政体的真实意见，袁克定进一步试探朱尔典，谈到“反叛者们想要他父亲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他并且暗示，他(袁世凯)可能会被拥戴为皇帝，共和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22]。对这一问题，朱尔典并未立即回复。外交大臣格雷接报后，在11月15日的回电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袁世凯的全力支持。他告知朱尔典：“鉴于袁世凯过去的经历，我们对他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并对他个人怀有敬意。我们应该希望看到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出现。这个政府应能不偏不倚地同各国打交道，并且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和作为革命成果之一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对贸易发展有利的环境。这样的一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所能给与的全部外交支持。”[23]格雷的指示无疑是当时英国对华政策目标最准确的描述，只要袁世凯能够稳定国内秩序，承认并有能力保护外国人的利益就会获得英国的全力支持，无论中国政体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要服从于上述目标，这是英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原则。

11月15日，朱尔典与赴京组织责任内阁的袁世凯进行了会谈[24]。袁世凯再次陈述了他支持君主立宪制政体并会用武力促使南北双方达成妥协的主张。他还认为，“如果他能够整合北方各省认同他的政策方针，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政府的中心，依靠这个中心，南方终将或者被争取过来，或者被用武力所克复”[25]。对于袁世凯的主张，朱尔典显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支持，这不仅因为它符合朱尔典个人倾向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设想，还符合英国建立一个“统一而稳定的中国”的愿望。正是由于英国在外交上的积极支持，11月16日，袁世凯宣布组阁，其中许多关键职位都由袁世凯的亲信充任，如陆军大臣王士珍、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杨士琦等。这个以袁世凯为总理的“汉人内阁”的成立，预示着清政府的大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袁世凯集中，而朱尔典心中的“强人政府”似乎也已初见端倪。

三、力促南北议和

为了加速达成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妥协，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内乱”，实现英国所谓的“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朱尔典在袁世凯和革命政府之间进行积极斡旋的同时，还反对日本以公开干涉的方式促成中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但是，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革命党人对推翻满清王朝、实现共和的坚决要求，使南北谈判日益面临破裂的可能。为了继续使南北之间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朱尔典开始放弃了他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转向支持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共和制。

朱尔典在辛亥革命期间对中国政局施加的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在南北之间进行的斡旋。1911年11月26日，朱尔典会见袁世凯，建议他在汉口停战。这获得了袁世凯的积极响应，他向朱尔典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停战”[26]。据此，朱尔典要求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尽力向黎元洪说明，“大约六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士所处的危险局势不应再延续下去，而且应避免毫无价值的流血牺牲”[27]。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黎元洪请葛福向北军提出停战要求[28]。12月1日，朱尔典致电葛福，转述袁世凯提出的停战三日等五项条件，其中第五条要求英国驻武汉总领事“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29]。同日，格雷复电朱尔典，批准他有关斡旋所采取的行动[30]。在英国的斡旋下，南北双方于12月3日至6日实现了为期三天的停战，此后停战时间又被延长三天。12月4日，朱尔典又与清政府外务部商定：(1)停战三日期满，续停十五日；(2)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3)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4)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谈判[31]。同日，朱尔典将上述条款电告葛福，授权他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件被接受[32]。12月9日，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决定自当日至24日止，继续停战15天，仍由葛福签押保证[33]。朱尔典向外交部报告称：“我们外交上的所有努力都被用于促成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和平谈判。停战时间的持续延长也是在与英国官方的磋商中予以确定的。唐绍仪，作为袁世凯在和平谈判中的代表，也在与我多次会晤之后于12月9日动身离开北京前去汉口进行谈判。”[34]

为了使谈判能够按照英国的政策目标顺利进行，朱尔典在努力延长停战时间的同时，还协助袁世凯逼清廷交出实际的统治大权，使清王朝只保留名义上的地位。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达成停战协议之后，英国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需要是确保摄政王的辞职和延长在汉口的停战。关于第一点，英国政府将准备指示其在北京的公使与日本公使一道给袁世凯以援助，而这些援助可能是确保摄政王退位所必须的”[35]。正是在这种“援助”下，12月6日，隆裕太后发布谕旨，“该谕旨宣布摄政王的正式退职……政府工作部大臣将由内阁总理大臣办理，而隆裕太后和皇帝将主持召见及礼仪事宜”[36]。不过，朱尔典认为，“这个步骤是否将使全国同意接受已被削弱的满族统治下的立宪政府，或者南方的急进派是否认为它是软弱无力的又一迹象，坚持废除清朝及建立共和体制，这仍有待于继续观察”[37]。

“南北议和”会议现场

与上述行动几乎同时，朱尔典还反对日本企图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的立场，主张首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国内秩序。12月初，日本政府就以何种方式处理中国当前危机的问题致函英国政府。同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也向朱尔典表达了日本政府的相关立场，即“东京政府的结论是：现在已经是通过外国干涉来重新恢复中国秩序的时候了，而且这种干涉是绝对必要的。日本政府认为，共和制的主张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行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依据'宪法十九信条’[38]的方针建立一个名义上由满族王朝统治的政府”[39]。对此，朱尔典认为，在名义上由满族王朝统治的君主立宪政府将是恢复中国秩序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且初看起来，各国真的应该支持清王朝。但是，“英国政府倾向于认为外国干涉将会损害而不是增强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如果各国公开表示对清王朝的支持，其结果很可能会使共和派在南方增加许多新的支持者”[40]。最后，朱尔典希望在各国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应该等待南北双方会议的结果[41]。由此来看，英国反对外国干涉革命，力劝日本保持克制立场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南北会谈的首先进行，而在此之后，南北双方由于朱尔典斡旋所达成的持续停战则为英国的主张做了十分有力的支持。

但是，南北议和开始后，南方革命党人坚决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并建立共和政府，为了不使南北谈判破裂，朱尔典不得不放弃了在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基础上与革命党人达成妥协的计划，开始转而支持建立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共和制政体。12月15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革命政府向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提出和谈建议，其中第一条即为推翻满清王朝[42]。12月20日，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在上海举行[43]，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坚决要求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44]。面对这种形势，12月21日，朱尔典在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会谈中表示：“本使也素来相信，维持满洲朝廷、实行君主立宪，乃是最良方案，共和体制无论如何不能巩固。但现在既已无法强制革命军接受这一方案，就只好从谈判决裂和成立共和政府这两害之中任选其一。”[45]对于伊集院彦吉为确保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府而进行外国干涉的建议，朱尔典再次予以回绝，认为“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敢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46]。12月22日，朱尔典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声称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当问及朱尔典能否指望外国干涉来支持他的主张时，朱尔典回答，“这种干涉，如果奏效，显而易见将意味着强使这个国家分为两半，他(指袁世凯)将会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任务。我们乐于见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什么政体”[47]。从以上朱尔典的表述看，他是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中国政局的，这不仅在于干涉将直接危及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利益，还将使英国卷入到无法承受的保护和干涉任务中去，而那恰恰是英国当时所力不从心的。因此，及时向袁世凯透露英国政策的底线，支持他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维持谈判并达成妥协成为当时朱尔典的当务之急。

四、扶袁共和

在朱尔典的授意下，袁世凯首先同意了唐绍仪有关通过“国民会议”公决政体的主张[48]。之后，南北议和于12月29日继续进行，但双方谈判很快因为有关国民议会的组成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问题而陷入僵局。此外，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更是打破了袁世凯通过“国民会议”获得统治大权的计划。随后，袁世凯便抬出了逼清帝退位并授权其组建临时政府的方案，以达到他迫使革命党人让出政权的目的[49]。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朱尔典为代表的英国给予了袁世凯以大力支持，加快了“扶袁共和”的步伐。

1月11日，袁世凯派亲信访问朱尔典，向他探询，如果清政府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授权给他，是否能得到各国的承认。朱尔典明确表示，袁世凯得到了各国的信任，他和南方首领们的争吵既然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们之间应当能够达成协议[50]。14日，袁世凯派私人秘书会见朱尔典，声称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宣布赞成共和，袁世凯已决定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命运”。来人向朱尔典透露，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谕旨，宣布皇帝退位，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51]。

为了支持和配合袁世凯的行动，朱尔典迅速授意在华外国商会出面，劝说清帝退位。首先发起的是上海商会。1月12日，上海商会致电袁世凯、载沣和奕劻称，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保护外国商人的生命和经济利益，南北双方商定某种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必要的，这一机构必须是民族性质的，而且事前必须废除专制权。鉴于此，该商会呼吁以上三人劝诱朝廷，尽快筹划那些能够满足全国大多数人的明显愿望并使和平秩序恢复的和解措施[52]。这一电文实际上就是暗示清王朝结束统治，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建立共和制政府。这一行动是在朱尔典的指使之下进行的，其主张也是反映了英国政府的意见。1月16日，朱尔典报告格雷说：“外国舆论已被用来促进(清帝)退位运动而服务，我们已使各个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会懂得，它们这种对于目前动荡不安的状态以及它使贸易遭致损失的情形，如果提出它们的意见，并且暗示朝廷，劝其采取这样一些妥协的措施，以满足广大人民的愿望，这将使退位一事的实现成为轻而易举。”[53]而英国之所以采取鼓动外国商会向清政府施压的方式，是因为它仍然想保持中立的姿态，不想给人留下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

袁世凯

同时，朱尔典也再次向袁世凯表达了英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以示对他的全力支持。1月18日，在袁世凯被刺事件之后，朱尔典探访了袁世凯。袁世凯在与其会谈中明确提出同意将来中国建立共和制政府的意见，并询问朱尔典英国是否会继续给予支持以及是否会有外国反对。朱尔典则肯定地回答：“英国政府希望，正如格雷爵士所言，希望看到一个国民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下的'强大而统一的中国’。”[54]正是在朱尔典的这一保证下，袁世凯才大胆地与孙中山达成协定，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力促清帝退位，南方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55]。1月27日，朱尔典得知双方达成上述妥协后，便以快慰的口吻向格雷报告说：“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革命党人便准备立即接受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6]不久，在袁世凯的策划下，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最终，袁世凯获得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可，并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从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来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应当是这一期间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最重要的外国人物。由于英国是当时在华经济利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它的大部分利益集中于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地区，所以采取及时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其在华利益和英国人生命财产安全，是英国当时对华政策制订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无论是帮助袁世凯逐步获得统治大权，还是劝说载沣和清帝退位；无论是以“中立”的名义斡旋南北双方进行停战谈判，还是反对日本进行公开干涉；无论是支持中国实行名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最终同意建立民主共和，无不体现了朱尔典对当时中国政局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朱尔典及其英国所实施的有效影响，基本都是在“中立”的旗号下进行的，这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其利益不受革命党人的“损害”；二是有利于它在南北之间进行斡旋，促进谈判；三是不给日本进行干涉的借口。

当然，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朱尔典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在英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逐步达成的。在确定中国革命不可能以武力镇压以及清政府无力解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在支持袁世凯掌握统治大权的同时，确立了所谓“建立一个强大、稳定且统一的中国”的对华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朱尔典进一步选择了通过和平谈判手段来消除革命和战争并在中国建立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政府的具体政策目标。虽然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只要能维持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并保证袁世凯为实际的统治者，一个共和制政府也是能被英国所接受的。因为这并不与英国的对华政策相违背，且恰恰反映了其维持中国和平、稳定和统一的最高原则。英国最不愿意看到中国南北战争再起，甚至国家分裂，乃至其他国家趁机干涉以扩大在华利益，这些都是对英国在华利益最致命打击，是要极力避免的。

虽然朱尔典在辛亥革命期间对中国政局所施加的影响是以英国在华利益为基准的，但是他的个人政见和偏好也时刻渗透在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中，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这主要体现在：第一，辛亥革命前朱尔典对清政府的不满以及对袁世凯的看重是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朱尔典政治判断与危机处理的重要前提。应当说，朱尔典把辛亥革命看作是抛弃清政府并支持袁世凯上台的恰当机会，他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对袁世凯应对革命的能力大加赞赏和肯定，说明清政府失去民心并无力摆脱困境，最终给英国政府造成了中国局势非袁世凯不可收拾的印象，逐步使英国政府完全同意朱尔典“弃清扶袁”的主张。第二，朱尔典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对英国对华政策具体形成及实际变动有着临机处置的权力。在这一前提下，朱尔典个人政治看法和倾向无不渗透到英国对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中去。朱尔典其实始终相信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最好办法。在南北议和谈判之前，朱尔典始终是支持双方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的，但南方革命党人强烈要求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的主张使朱尔典被迫转向支持共和。即使在清王朝宣布皇帝退位赞成共和之后，朱尔典仍认为：“就国家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想要一个共和国或者政府发生某种变化，但是部分人，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明确表达了不再需要满族人(统治)的主张，共和国仅仅是一个替代品而已。”[57]这反映出朱尔典始终没有改变他最初的看法，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共和政府，显然是英国政府要求“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国”政策与朱尔典主张的以袁世凯为实际统治者的君主立宪制政府相融合的产物。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辛亥革命期间参与的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活动完全是服从于英国对华利益侵略需要的，朱尔典及其英国政府所期望的所谓“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完全是从上述需要出发的。因此，朱尔典在辛亥革命期间参与制定和执行英国对华政策的过程，就是英国干涉中国革命，扶植新的代理人，维护和扩大它在华利益的过程。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读）：

[1]朱尔典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 , 英国著名外交官, 1876年来华, 在驻北京公使馆任见习翻译员, 曾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1888年升为驻北京公使馆馆员, 1891年成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出任驻朝鲜汉城总领事, 1898-1901年任英国驻朝鲜代办, 1901-1905年任驻朝鲜公使。从1906年担任驻华公使, 直至1920年卸任。

[2][3][5][7][8]Ian Nish.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1906-1913, Annual Report 1909,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3,p.105；p.108；p.154；p.154；p.154.

[4]Ian Nish.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1906-1913,Annual Report 1910,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3,p.153.

[6]文中“部级头衔”的原文是Cabinet rank, 可能是指张之洞和袁世凯在担任军机大臣的同时还兼任学部尚书和外务部尚书。

[9][11]Ian Nish.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1906-1913, Annual Report 1908,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3，p.171-172.

[10]载沣因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 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 (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 致使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 , 对袁世凯非常痛恨, 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不久, 袁称“足疾”返回河南。

[12]由于这一任命所授予的权力没有满足袁世凯的要求, 所以他就以“足疾未愈”为托词, 故意拖延, 迟不起程。

[13][15]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4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4页。

[14]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0月16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36-37页。

[16]10月30日, 载沣向袁世凯让步, 以皇帝名义连发四道上谕, 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授予其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随后, 袁世凯由河南彰德启程赴信阳接任钦差大臣, 并赴湖北督师。

[17]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0月30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60页。

[18][19]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6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85-86页。

[20][21][22]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电, 1911年11月14日, 《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档案与史学》2004第3期。

[23] [25]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电, 1911年11月15日, 《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档案与史学》2004第3期。

[24]1911年11月1日, 清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 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筹组“责任内阁”。11月13日, 袁世凯抵达北京, 16日成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新内阁。

[26] [27]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6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73-74页。

[2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8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96页。

[29] [30]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103页。

[31][33]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 (八)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198、201页。

[32]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4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133页。

[34][35][39][40][41] Ian Nish.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1906-1913, Annual Report 1911,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3, p.252-253;p.252;p.252;p.252;p.252.

[36][37]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8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172-173页。

[38]即《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简称《十九信条》。1911年11月3日由清政府公布, 是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十九信条》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 相对扩大了议会和总理的权力, 但仍强调皇权至上, 且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

[42]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5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166页。

[43]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的除南北双方代表外, 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以及上海外商代表李德立。和谈从12月18日至31日一共进行了五次。第一次主要讨论停战问题, 第二次主要讨论所谓“国体”问题, 后三次主要讨论所谓“国民会议”的召开问题。

[44][49][5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 (下册) , 人民出版社1981版, 第282、330-334、388页。

[45][46]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版, 第300-301页。

[47]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电, 1911年12月22日, 《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档案与史学》2004第3期。

[4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24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171页。

[50]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2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241页。

[51]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 第280-281页。

[52]上海商会致前摄政王、庆亲王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电, 1912年1月12日,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下册) ,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345-346页。

[53]1912年1月16日朱尔典呈葛雷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 第1207-1208页。

[54][57]Ian Nish.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1860-1914,Annual Report on China 1906-1913, Annual Report 1912,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3, p.286;p.286.

[56]1912年1月27日朱尔典呈葛雷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第1220页。